参考来源：《张治中回忆录》、《蒋介石日记》、《国共关系史料》、百度百科等权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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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1日，北平六国饭店，春寒料峭。
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刚刚抵达这座古都，准备与中共代表团就国内和平问题进行最后一次谈判。
此时的张治中，已经是国民党内公认的"亲共派"代表人物。
早在黄埔军校时期，他就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友谊，抗战期间更是多次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进行谈判协调。
1945年8月27日，正是他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同飞到延安接伟人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
更让国民党内部不安的是，张治中长期以来的政治主张与中共理念相近。
他坚决主张国共合作，反对内战，甚至在1945年向蒋介石呈送《反对内战万言书》，在万言书中明确指出："今日人民之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将汇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
党内许多人都认为，张治中早已被中共"策反"，不再可靠。
可就在这个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蒋介石依然选择让张治中担任和谈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4月20日，当《国内和平协定》被南京政府拒绝后，张治中最终选择留在北平，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一】从保定军校到黄埔军校的师生情缘
要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必须从张治中的人生轨迹说起。
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出生于安徽巢县洪家疃一个清苦家庭，16岁那年怀着改变命运的梦想离开故乡。
他读过私塾，当过学徒、备补兵、警察，1911年武昌起义后到上海参加学生军。
1912年入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1914年8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
1916年8月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张治中被分派到安徽"安武军"中当见习生，开始了他坎坷的军旅生涯。
1917年，他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在滇军、桂军、川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参谋长等职。
在几年的流浪生活中，他受尽了艰辛和磨难，饱尝了世态炎凉。
1924年初，孙中山筹办军校时，蒋介石就聘请张治中为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但张治中当时在桂军军校工作脱不开身，直到1925年1月才到黄埔军校正式就职。
1月，他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上校副总队长，4月代理总队长。
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合作关系。
在黄埔军校期间，张治中表现出色，深受蒋介石赏识。
他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部叛乱和第一、第二次东征作战。
1926年1月，他担任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三团团长，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张治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兼任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受蒋委托负责总司令部机构运行。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任武汉方面总司令部学兵团团长，期间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训练部主任、学员总队总队长。
【二】政治立场上的"危险信号"
然而，就在黄埔军校期间，张治中就表现出了令当时国民党右派担忧的政治倾向。
张治中到黄埔军校后，虽然工作环境比较生疏，但很多上司、部下都较熟悉。
一天早上，张治中对入伍生训话后，发现队伍旁边有一名军姿穿戴整齐、两脚始终并拢站立的军官，一看就觉此人气宇非凡。
解散队伍后，这位军官健步走过来举手敬礼，自我介绍说："您好，我是周恩来。"
从这次相遇开始，张治中与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建立了深厚友谊。
据史料记载，在大革命时期，张治中还一度想加入中共，但碍于国共双方有约定，不能吸收对方党派的高级干部，周恩来对他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比较大，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在国共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埋下了伏笔。
到1925年夏，张治中的言论和态度都被国民党"右派"所看不惯，因此被视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与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一起被称为"黄埔四凶"。
这个称号清楚地表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左倾倾向。
1927年宁汉对峙后，张治中转向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
4月，他在武昌向武汉中央政治分会辞去学兵团团长及武汉分校教育长职务，离开武汉赴南京，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
但即使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张治中也没有积极参与清党活动，反而多次为被捕的共产党员求情。
1927年8月，张治中随蒋介石下野而辞职，赴欧洲考察。
他到达德国柏林后，入德文专修学校补习德文，继续赴德国莱比锡、汉堡等大城市参观。
在德国学习参观不到五个月，即接蒋介石来函来电催促回国。1928年7月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
【三】军事教育生涯中的忠诚表现
1928年黄埔军校迁至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1928年10月，张治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少将主任。
1929年2月7日，他被委派为中国国民党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常务委员。
同年5月21日，张治中接替何应钦担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受蒋委托主持学校日常工作，一直任职到1937年4月。
在这8年的军事教育工作中，张治中对蒋介石表现出了极度的忠诚和推崇。
他著有《校长蒋先生之人格与修养》一书，被军事委员会颁令为军校学员必修课本。书中对蒋介石推崇备至，几达顶礼膜拜的程度。
张治中在生活细节上也极力模仿蒋介石，率先仿效蒋介石穿着褐色大披风。
他还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率先施行蒋介石到会时，执行官高呼"委员长到"，全体行起身立正礼的仪式。
这个仪式后来风靡各军事机关，崇蒋至尊的示范颇受青睐，张治中因此更为蒋介石赏识信任。
在这期间，张治中还曾多次为蒋介石带兵作战。
1928年冯玉祥反蒋时，张治中任武汉行营主任，替蒋介石坐镇武汉。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张治中通过检阅汉阳兵工厂、到武汉大学做演讲等方式，安定了武汉的人心，保证武汉没有倒向冯玉祥。
中原大战时，张治中任教导第二师师长。1933年闽变时，张治中任第四路军指挥平乱。
与其他国民党将领不同，每次战事完结后张治中都会主动交出兵权，回到军校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这种行为让蒋介石对他更加信任，认为张治中是一个没有个人野心、真正忠于职守的将领。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时，张治中主动向蒋介石请缨："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抗战支援十九路军，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首都警卫军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19路军抗战。
启程前一天，蒋介石与张治中谈话，告诫他到达上海后，一定不能和十九路军搞摩擦，不要以中央军自居，一切要听十九路军蔡廷锴和蒋光鼐的命令，不能擅自做主。
在庙行之战中，张治中指挥部队歼敌3000多人，这是淞沪战役的第一次大胜仗。战后，张治中立即投入京沪防守的计划工作，1936年正式出任京沪警备司令。
【四】"亲共"倾向愈发明显的危险时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治中的"亲共"倾向变得更加明显，这让党内许多人开始怀疑他的立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张治中就任京沪警备司令长官。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他被任命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左翼军总司令。这本来是张治中扬名立万的机会，但他的表现却让蒋介石大失所望。
蒋介石原本计划用十天消灭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当时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仅数千人，蒋介石交代张治中指挥数万德械装备的精锐军队前去围歼，中日双方兵力对比悬殊。
但张治中以四个师围歼日军还是没有拿下来，让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怒地写下"撤张文白"，还责备何应钦无识人之明，即以朱绍良代替张治中。
1937年11月，张治中被调任湖南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
从1937年11月20日至1939年1月17日，在任一年零两个月期间，他的"亲共"表现更是让党内强硬派担忧。
张治中在湖南积极维护与中共的合作关系，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当时徐特立是中共派驻湖南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也经常到长沙。
张治中与这些中共领导人相处融洽，开诚布公地处理各种问题，被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称为湖南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
1938年11月，日军进犯湖南一带，武汉和广州先后被占领，湖南从抗战后方变成了前线。
11月上旬，岳州失守，日军逼近长沙。1
2日上午，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电示："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
由于情报传递错误，将距离长沙三百里以外的"新墙河"被误传为五公里近的"新河"，保安部队未经批准提前于13日凌晨放火，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长沙大火"。
这场大火从11月13日至17日延烧了五昼夜，焚毁了两千年古城繁荣，长沙成为抗战时期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
事后，蒋介石将酆悌、徐权、文重孚三人作为替罪羊处死，张治中受到革职留任处分。
但即使在如此严厉的处置下，张治中也没有对蒋介石产生怨恨，而是默默承担了责任。
1939年3月16日，张治中正式出任国民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事务，成为蒋介石身旁的重要助手。
当时侍从室有三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主任张治中；第二处主管党政，主任陈布雷；第三处主管人事，主任陈立夫。
张治中在侍从室负责军事，对内联系军委会各部委，对外联系各战区，各地重要电文都要经过他处理，位置极为重要。
1940年9月，张治中接替陈诚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并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
在这个位置上，他的做法更是让党内强硬派不满。
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有不少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有人向张治中建议将这些人排挤出去。
但张治中与中共关系一直不错，不但没有排挤，反而在政治部内设置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沫若主持，安置了沈雁冰、阳翰笙、老舍、田汉、胡风、洪深、孙伏园、王昆仑、熊佛西等大批左翼文化人士。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张治中的立场更是让党内强硬派无法容忍。
他不仅向何应钦陈述意见，认为"对共产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还在国民党研究"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的会议上，因反对撤销新四军番号而激怒白崇禧，白崇禧质问他："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
1943年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党的问题、军队问题、陕北边区问题和中共军队作战区域问题。
张治中认为可以接受，就报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中共提出的意见未置可否，却对张治中提出，邀请伟人到重庆来面谈，并且写了一封信交给张治中。
这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埋下了伏笔。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治中被推到了历史前台，成为国共谈判的关键人物。
8月27日，他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同飞抵延安，迎接伟人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
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了具体谈判工作。
谈判结束后，当周恩来提出让伟人一个人回去不放心时，张治中立即表示："既然我负责把他接来了，我当然会把他安全地护送回去。"
10月11日，张治中亲自护送伟人返回延安。
1946年初，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张治中与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国共双方军事整编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插曲。在整编数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16个军48个师，而蒋介石则始终坚持"12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
最后中共让步，希望整编成24个师，最少20个师。
张治中特别同蒋介石作了长谈，为中共的合理要求进行辩护："中共本来拥有正规军100万，民兵200万，现在愿意从48个师的要求降为24个师，最少20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我们是可以考虑接受的。"
还特别指出："国军整编后缩成50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轻重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希望到此达成协议吧。"
两人正争得面红耳赤时，蒋介石的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
马歇尔见状甚为惊讶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介石气愤地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
到了1949年，当国共关系彻底破裂、解放军即将渡江时，党内要求撤换张治中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有人直接质疑：这样一个明显同情共产党的将军，为什么还能继续得到委员长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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