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东风汽车厂志》《三线建设研究》《中国汽车工业史》《湖北党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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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的一个深夜，湖北郧县十堰镇的大山深处，几十辆军用卡车的车灯在蜿蜒的山路上连成了一条光带。
车队缓缓驶入一处名叫"十堰垭子"的地方，这里四周都是连绵起伏的大山，最近的县城也在几十公里之外。
车上下来的，是从北京、长春、上海等地调来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他们当中有一汽的技术骨干，有机械部的设计专家，还有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工程师。
这些人接到的命令只有一句话——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建起一座能年产10万辆汽车的大型工厂。
时任二汽第一总工程师的陈祖涛站在山顶，看着眼前层峦叠嶂的群山。十堰位于大巴山山区，地处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深入中国腹部。
这里有40多条高差150米左右的山沟，附近就是神农架无人区。从地形看，确实完全符合当时"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要求。
选址工作组的成员们心里都很踏实。这么偏僻的山沟，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外人根本不可能发现这里在搞建设。
就算有侦察机飞过来，看到的也只是连绵不绝的大山，谁能想到这些山沟里正在建设一座超大型汽车厂呢。
可就在选址确定、建设刚刚启动的那段时间，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一张张从卫星传回的照片正被摆在分析人员的桌面上。
照片上，十堰山区的地貌清晰可见，那些山沟里正在进行的建设活动，在卫星的镜头下无所遁形。
【一】一波三折的建厂历程
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那一年，中国经济正处在恢复期，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筹备方案刚刚敲定。
当时有一个判断：中国这么大，光一个一汽是不够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厂。二汽的筹建就这样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3年，第一机械工业部在武汉成立了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从1953年到1955年的两年多时间里，筹备组在武昌选择厂址，编制总体平面布置方案，跟苏联专家接触谈判。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工业基础薄弱，建设大型汽车厂需要依靠苏联的技术援助。
最开始看中的地方并不是十堰，而是武汉青山。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的工业中心，交通便利，有长江水运，有铁路枢纽，还有一定的工业基础。
在青山建厂，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可后来由于二汽和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的选址冲突，又将厂址移往武昌的东湖一带。
到了1955年，出于对战争威胁的考虑，国家建委和一机部汽车局提出，在武汉建设这么多项目，不利于防空。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城市，一旦发生战争，很容易成为轰炸目标。把大型汽车厂建在这里，风险太大。
1956年1月，初步将二汽厂址定在成都郊区的牛市口、保和场一带。
四川盆地四周环山，中间平坦，既有一定的隐蔽性，又有较好的工业基础。成都当时的工业基础在西南地区算是不错的，建厂条件比较成熟。
可没过多久，形势又变了。1957年3月，为了不将"一五计划"摊子铺得太大，在"反冒进"形势下，二汽遭遇第一次下马。这一下马，就是一年多。
1958年6月下旬，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又重新提了出来。
当时讨论部队安置问题，有个想法是调一个师到江南建设第二汽车厂。负责此事的同志指示："长江流域就湖南没有大工厂，二汽就建在湖南吧。"
该年底，一机部六局也就是汽车局组织力量在湖南开展了选址工作。
从1959年到1962年间，选址工作在湖南进行，先后看了湘潭、邵阳等地。湖南的地理位置也不错，既在内陆，又不算太偏僻，运输条件比四川要好一些。
可1962年初，国家遇到严重经济困难，各项建设都在压缩规模。二汽建设再次下马。这一次下马的时间更长，一停就是两年多。前前后后折腾了十年，二汽的厂址还是定不下来。
这段历史被后来的人们称为"两下三上"。从1952年提出构想，到最终确定选址，经历了十多年的波折。
这种反复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当时国家在工业布局上的多重考虑：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战备需要；既要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又要相对隐蔽安全；
既要交通便利，又要避开容易被轰炸的交通枢纽。这些要求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找到一个各方面都满意的地方，难度可想而知。
【二】三线建设的时代背景
1964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直接促成了二汽建设的最终确定。
这一年8月2日，美国挑起北部湾事件。
美军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海域与越南海军发生武装冲突，美国以此为借口，出动第七舰队125艘军舰和600余架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大规模轰炸。
越南战争急剧升级，战火燃烧到包括北部湾和海南岛在内的中国南部地区。
在北方，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长达7300公里的边境线上部署了54个师。
1969年，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苏方高层甚至讨论了要对中国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方案。
当时中国的工业布局存在严重问题。建国初期，出于依托原有工业基础的考虑，新建的工业设施大多集中在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一带。
这些地区靠近边境或者海岸线，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一旦发生冲突，工业设施很容易遭到打击。
以钢铁工业为例，当时全国的大型钢铁企业主要是鞍钢、武钢等，都在东北或者沿江地区。
机械工业也是如此，长春一汽、沈阳机床厂等骨干企业都在东北。这种布局在和平时期问题不大，可一旦打起仗来，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4年5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安排时，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被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
"三线"这个概念从此正式出现。
按照划分，三线主要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非边疆地区，以大西南的四川省和贵州省为中心，包括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省的广大区域。
这些地区远离边境和海岸线，四周多山，地形复杂，适合作为战略后方。
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靠山、分散、隐蔽"。靠山，就是把工厂建在山区；分散，就是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布局；隐蔽，就是利用地形地貌，做好伪装，让敌人的侦察机发现不了。
1964年8月，在有关会议上，作出了加速三线建设、增强国防实力的决议。
决议明确贵州和四川两省为西南三线建设重点，主抓国防工业。二汽的建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的。
从1964年至1980年的16年间，国家在三线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40%。
数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农民工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
他们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二汽，就是这1100多个项目中的重点之一。
【三】十堰选址的最终确定
1965年9月，随着川汉铁路线修建计划的变更，二汽选址的重点由湖南转至湖北西北部地区。这次变化，跟襄渝铁路的修建直接相关。
襄渝铁路，是从湖北襄樊到重庆的铁路干线，是三线建设中的重点交通工程之一。这条铁路的修建，为二汽选址提供了新的可能。
时任一机部相关同志陪同有关方面前往攀枝花视察钢铁基地时，有人提议将第二汽车制造厂置于确定修筑的襄渝铁路附近。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认可。
1965年11月3日，由齐抗带队的选厂工作组从北京出发。齐抗是原南京汽车厂厂长，在汽车行业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工作组先到武汉、襄樊搜集必要的资料，然后于11月13日离开襄樊进山。
选厂工作组在离京前曾到铁道部了解了铁路情况。铁道部第二设计院设计的襄渝线在湖北境内有南线和北线两个方案。
南线方案从安康经平利、竹溪、竹山、房县到朱家坡，北线是从安康起，经旬阳、白河、将军河、鲍家峡、黄龙、十堰、六里坪、草店、三官殿到光化。
厂址选择就在铁路线南北两方案的讨论中展开。
从1964年10月到1966年1月，工作组前后进山多次，踏勘了20多个县镇，跑了80多个单位和部门。
他们看了光化、丹江、郧县、十堰、黄龙、房县、竹山、竹溪、平利、安康、汉阴、石泉、白河、将军河、六里坪、浪河店、老营、谷城、盛康、石花街等地。
工作组重点考察了十堰附近的几十个地点。
他们看了顾家岗、叶家湾、李家边、茅箭堂、陈家岗、马路坑、白浪堂、郑家湾、余家湾、方块、十堰、头堰、二堰、三堰、五堰、狗盆、狗咀、张湾、花果等地。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详细测量地形，考察水源，了解交通条件，评估建设难度。
工作组搜集了铁路、公路、航运、地形、地质、水文、地震、气象、洪水、水源、电源、水库、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大量资料。这些资料为最终的选址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经过反复勘探和分析，厂址初步定在湖北的小镇十堰。在时任二汽第一总工程师陈祖涛看来，这是在特殊的政治氛围和科学生产要求之间的微妙平衡。
十堰的优势很明显。地理位置上，十堰在大巴山山沟里，厂房可以分别建在该地区40多条高差150米左右的山沟里，完全满足"靠山、隐蔽"的要求。
十堰位于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深入中国腹部，四周群山环抱。从地形上看，只有一条铁路和公路通进来，易守难攻。
交通条件上，襄渝铁路即将开工建设，会在十堰设站。
十堰东北80公里有90万千瓦的丹江口水电站，能够满足用电需求。南边有襄樊作为依托，襄樊是鄂西北的重要城市，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可以提供一些配套支持。
从隐蔽性来看，十堰符合三线建设的所有要求。旁边就是神农架无人林区，再南边有军事重镇襄樊的护卫。
二汽的总体布局是大分散小集中，二十四个专业厂布置在二十三条山沟里，这种布局在当时看来，隐蔽性是极好的。
1966年10月，在老营会议上，选址十堰的方案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会后很快就有指示下来："二汽就在湖北郧县十堰地区建设。"
选址之争还在继续。在特殊时期，又有人对老营会议的决议提出了质疑，要求重新审查并选定厂址。为此，有关部门分别于1967年4月和1968年6月到二汽现场，召开了两次厂址调整会议。
会议认为老营会议所确定的厂址和总体布置基本上是合理的，决定按照"基本不动、适当调整"的原则，对厂址作局部的调整。
1968年9月，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先念将湖北省《关于二汽车厂厂址问题的报告》批给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余秋里。
10月6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为第二汽车制造厂装备新设备和解决投资等问题。
10月28日，李先念签发国务院批准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加速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的报告，要求有关省市和部委动员各方力量支持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1968年11月，李先念在与周恩来研究工作时，请示第二汽车制造厂厂址设置问题，周恩来表示二汽要在湖北郧县十堰地区建设。这才让选址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筹划建厂到定址十堰，虽然在中国南方绕了半个圈，还曾经历"三上两下"的波折，整整用了17年时间，二汽的选址问题终于尘埃落定。
【四】艰苦卓绝的建设历程
1966年11月20日，饶斌带领二汽筹备处从老营搬到十堰一处叫十堰垭子的地方，并正式挂牌办公。
饶斌资历很深，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当过哈尔滨市市长，后来还担任过国家经委副主任，在八大上发言，是当时年轻有为的干部。
因为种种原因，他被下放到南京汽车厂当副厂长。二汽筹建，组织上重新起用了他。
因为生产军车，一机部通知二汽为二级保密厂。对外公开的名称是：东风机械厂筹备处。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普通，不会引起注意。
1969年9月28日，伴随着隆隆的开山炮声，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正式拉开了建设序幕。来自长春、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建设者，打起背包，辞别亲人，从五湖四海汇集到鄂西北。
从长春一汽抽调了约三分之一的干部职工，这些人都是一汽的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离开一汽来到十堰，对他们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
长春是东北的大城市，生活条件相对较好，而十堰是个穷乡僻壤，条件艰苦得多。可为了国家的需要，这些人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
当时十堰的情况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据当年到达十堰的刘书泽回忆，她看到的景象是山沟里零星散落着一个个土坯房，做饭的房里没有窗户，炊烟直接从草房顶的角缝间钻出来。
她被安排住在一户老乡家里，房子中间吊了一张木板，就是她的床铺，旁边还放了一口为老人准备的棺材。
建设条件极其艰苦。工人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工棚、芦席棚、蒿草棚等简易房。
低矮的茅屋、破庙，甚至老乡家的猪圈，都成为三线建设者的临时宿舍。随着队伍的壮大，大家干脆在山坡上、河沟旁搭起简易房。
七八个人睡一个木板搭的通铺，人挨着人。正逢夏天，满屋子的汗味和脚臭味，鼾声、磨牙声、梦话声不绝于耳。由于缺少粮食、蔬菜和副食，许多人进山没几个月，就变得又黑又瘦。
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就靠人拉肩扛。没有水泥，就自己建水泥厂。缺钢材，就从附近的废旧钢铁厂捡废料。
时任二汽第二任相关负责人黄正夏曾在回忆录中写到：饶斌以身作则，带着大家一起去拉板车，硬是把钢材从汉江拉进了十堰。
时任二汽第一代负责人饶斌创造性地提出"聚宝"和"包建"的建厂方针。
"聚宝"就是集中全国的技术力量，把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汇集到二汽来。"包建"就是由国内汽车厂家和设备厂家分别包设计、包生产准备、包人员培训、包生产调试。
这种方式在当时是个创举。不依靠外国专家，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于国内的先进经验，敢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实际操作中大量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也就是"四新"。
1969年4月1日，二汽相关部门决定，从即日起，二汽所属单位对外称红卫厂，并启用代号。
保密工作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参与建设的工人都不知道自己在造什么，只知道代号叫"420工程"。给家里写信不能说在哪儿，只能写个邮政信箱号。
有个技术员休假回家，家里人问他在哪儿工作，他愣是一个字都不说，搞得家人以为他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为了隐蔽，厂房建在山沟里，上面用树枝、草席伪装。运输车队走的都是小路，避开主干道。
就连厂区的烟囱都设计成低矮的样式，怕冒出的烟太明显。建设都选在晚上或者阴天进行，就怕被拍到。
厂区分为几个片区。在东边是白浪区，锻造类的工厂都在白浪区，有锻造厂、锻模厂等。
再往西是张湾区，二汽总部和总装厂都在张湾附近。再往西叫花果区，发动机厂就位于花果区。各个厂区之间距离较远，最远的相隔几十公里。
1971年二汽进入土建高峰时期，全国派来的施工队伍多达6万人。在190平方公里范围的21条山沟里，共建了发动机、车架、车桥、传动轴、底盘、车厢、铸造、车轮、仪表等共27个专业厂。
还有供十几万人生活的住房、学校、医院、商场、公园、马路，甚至火葬场。这个穷山沟就此发展成为一座新兴的汽车城。
整个建设过程中，从决策层到建设者，都有一种踏实感：藏在这么深的山沟里，外人肯定发现不了。这种信念一直持续了好多年。
1970年代初期，一份关于美国卫星侦察能力的内部资料通过某些渠道传到了国内有关部门。这份资料的内容让所有看到的人都感到震惊。
资料显示，美国从1960年代初开始，就通过侦察卫星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监视。
美国的KH系列侦察卫星，从1960年第一颗发射成功，到1967年已经发展到第三代。这些卫星的分辨率，远远超出了当时中国人的想象。
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些卫星不仅能拍摄地面的照片，还能通过连续拍摄，分析出地面建设活动的进展情况。
二汽从1964年开始选址，1966年确定厂址，1969年大规模开工，整个过程的时间跨度正好落在美国卫星侦察的高峰期。
资料中附带的一些技术数据更加触目惊心。1962年开始大量发射的KH-4型侦察卫星，地面分辨率就已经达到2-3米。到1963年，KH-7型卫星的地面分辨率更是达到了0.6米。
这意味着从196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侦察卫星就能清楚地看到地面上的汽车、房屋、道路等物体。
十堰山区那些突然出现的建筑群，那些来来往往的运输车队，那些新修的盘山公路，在卫星镜头下一览无余。
资料在内部传阅的范围很小，知道的人不多。
当这份资料最终送到陈祖涛手中时，这位曾经信誓旦旦认为"藏在山沟里外人发现不了"的总工程师，盯着那些详细的技术参数和卫星照片样本，整整沉默了一个下午。
然而，当他翻到资料最后一页，看到那张标注着"十堰地区1969-1970年建设活动卫星监测对比图"的照片时，手中的文件夹无声地滑落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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