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当初真的是掏心掏肺地帮助李秋萍，两个女人之间亲如姐妹，一口一个“刘姐”、一个“秋萍”，叫得热火朝天。刚当上镇长的李秋萍那会儿，月海要发展，人手和资金都不够，急得嘴角都起泡了。拉着刘丹的手讲掏心窝子的话，月海底子薄，想引进些有实力的干部来安家落户，既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又可以增加人气。刘丹重情义，看着姐妹受苦，就拍着胸脯答应了。她这个街道办主任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人脉广、说话有人听。
那些日子，刘丹真的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子。从最初的三五熟人，到后来的几十个、上百个，她挨家挨户去宣讲月海的发展前景、未来的蓝图。大家信的是人，不是规划。办事稳妥，说一不二，在圈子里很有名气。于是上千名干部被她动员起来，带着积蓄甚至准备举家搬迁，盼望着能在月海、尤其是当时规划中最有前途的滨海路周边安家立业。为了让大家彻底放心，刘丹还设法跟书记郑德诚达成书面意向，白纸黑字，一切似乎都有了头绪。
谁也没想到，在最踏实的地方出现了问题。等到干部们凑齐了钱，拿着户口本高高兴兴去办理落户的时候，却被泼了一盆冷水。消息一出，滨海路的那片土地不再属于“公家”的人了，全部划给外来投资个体户。这消息一传开，那些因为相信刘丹而四处奔波筹款的人顿时觉得被骗了，愤怒和失望的情绪全都冲向了她。刘丹自己也愣住了，跑到了镇政府去问个明白。
她心寒的不是政策的变化，而是郑德诚的做法。书记大人面对质疑，不仅没有安抚解释，反而以一种近乎无赖的方式将当初所写的文字撕得粉碎，好像之前所有的承诺都不存在过。刘丹站在那里，脸上火辣辣的，她觉得自己被当众羞辱了。她里外不是人，面对干部时无地自容；面对李秋萍时又满心都是被背叛的痛楚。
而李秋萍的难处，刘丹后来冷静下来也大致能够理解。郑德诚作为镇长，提出引进个体户、搞活商业的方案，在数据上看来确实可以更快地产生税收和就业，从而带动月海的经济指标。她就是镇长，发展的压力压在肩上，很多时候，情义与公事就如鱼与熊掌一般。当她不得不站在郑德诚的一边支持滨海路给个体户时，她心里对刘丹就有愧疚感了。面对刘丹的愤怒，她只能赔笑，低声下气。但是她这份“难”，最终只针对刘丹一个人。刘丹所受的压力很大，背后是成百上千双失望的眼睛。沉重的情绪李秋萍未必能完全体会得到。
友谊的小船，在现实的惊涛骇浪中，说翻就翻了。再次相见时，只剩下客套而冷淡的“李镇长”、“刘主任”。刘丹咽不下这口气，不为自己，也为了跟在她身后的人。她不能让别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欺负自己，于是向郑德诚提出诉讼，把此事上交到赵书记那里。她要的是滨海路本身，还是一个公道，一个说法。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之后，原本隐藏在幕后进行决策的郑德诚被推到了台前，而李秋萍则不得不一次次替他面对刘丹和干部们的愤怒，并且收拾他留下的烂摊子。
有人认为李秋萍傻，为什么要一直给郑德诚擦屁股。后来才慢慢搞清楚这里面的一些弯弯绕。郑德诚和李秋萍一个是书记，一个是镇长，同在一个班子里，很多时候就像一条绳上的蚂蚱。郑德诚惹出的麻烦如果大了的话，会破坏月海的稳定，影响上级对班子的看法，李秋萍也难逃干系。这是一种微妙的责任共同体关系，一荣不一定俱荣，一损则必然俱损。
李秋萍在国外留学的经历使她更加重视整体、效率，有时会忽略个人利益。虽然她可能不赞同郑德诚的方法，但是她理解并支持郑德诚为月海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对于滨海路的问题，她内心其实是站在郑德诚那边的。加上理性的认同以及班子成员的共同处境，她选择隐忍与善后，哪怕失去刘丹这个朋友也是值得的。
春梅不是干部，她是开个体户的，一个眼光独到、敢于冒险的生意人。她早就看中了滨海路的商业价值，但是苦于没有门路也没有足够的资金。郑德诚的规划给春梅提供了一个天大的机会。倾其所有变卖资产东拼西凑，甚至不惜借贷高利贷才凑出五百万七十万，下定决心要在滨海路上打出一片天地。当这个数字传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开始醒悟。
郑德诚为何如此强硬，甚至不惜使用卑劣手段来将滨海路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并把它交给个体户？春梅这五百七十万也是答案的一部分。这不是个小数目，可以马上缓解月海镇财政的燃眉之急，可以支持多个亟需启动的基础设施项目，其带来的直接经济效应远胜于慢慢安排上千名干部、让他们安居乐业所形成的长期效益要“立竿见影”。在郑德诚以及一些支持他的领导眼中，这是一种更快更耀眼的政治表现。郑德诚的政绩工程需要这样的快速又显眼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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