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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最忌讳的是什么？不是亏损，而是将核心资源当作废弃之物随意处置，白白送给对手一个翻盘的机会。这就如同企业主为偿还赌债变卖资产，顺手把研发部门整个解散，彻底断送未来。
听起来荒诞不经？可这样的现实剧情，真真切切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越南。他们榨干了国内最具经济活力的群体，随后以清理“负担”为名，将数十万人推向茫茫大海。而中国，在自身尚处艰难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毅然承担起人道责任，接收了整整26万被驱逐的华人难民。
时间如流水，半个世纪悄然过去。这笔跨越数十年的人力资本账目，早已揭晓最终结果——一边是自毁根基、元气大伤；另一边则是化危为机、收获满仓。
越战结束后的越南百废待兴，财政状况濒临崩溃。连年战火耗尽国库储备，新政权亟需资金维持运转。于是，目光转向南方那群掌握财富命脉的华人群体。
这群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若用现代语言描述，他们是行走的产业生态链。对外贸易的核心渠道由他们掌控，从粮食加工到港口运输，从日用品供应到金融周转，整个南越的商业循环高度依赖华商运作。西贡的堤岸区，曾是东南亚最繁荣的商贸枢纽之一，其繁华程度堪比当年的香港深水埗或九龙城寨。
但河内的执政者并未视其为经济引擎，反而将其看作可一次性收割的现金池。“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由此展开，实则是一场系统性剥夺。首先推行货币改革，旧币强制作废，兑换额度极低，几代家庭积攒的储蓄一夜归零。
紧接着是全面查封私有资产，无论企业规模大小、行业属性如何，一律收归国有。更为残酷的是实施“出境许可制”——想要离境保命？拿黄金来换。
这哪里是移民政策？分明是披着合法外衣的武装掠夺。每个出逃名额的价格等同于中产阶层数年的总收入，且必须自备船票、自担风险。许多家庭倾家荡产，只为换取一张生死未卜的通行证。
仅1979年一个月，越南政府通过此类手段获取的外汇收入就突破两亿美元，全年累计掠夺资金高达数十亿。这些“快钱”迅速转化为军费，投入柬埔寨战场和中越边境冲突之中。
类似的历史教训并不少见。二战前夕，纳粹德国驱逐犹太裔科学家，结果这些人远走美国，成为曼哈顿计划的关键人物。越南此次操作，几乎是同一剧本的重演。
失去一切的华人被当作社会垃圾清除出境，一场大规模人口清洗拉开序幕。那一时期的南海海域，上演着人类文明史上最悲怆的一幕。破旧渔船载满绝望的灵魂，在惊涛骇浪中随波逐流，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越南船民危机”。
生存几率令人窒息。一艘典型的难民船在发动机故障后漂流海上，等待他们的并非救援，而是泰国湾接连不断的海盗袭击。
这些暴徒将船只视为移动提款机：首轮抢夺珠宝首饰，第二轮搜刮现金财物，到了第五轮甚至连衣物都被剥光。饮用水和食物被洗劫一空，女性乘客遭受非人凌辱，惨状难以言表。
即便侥幸抵达东南亚沿岸，迎接他们的仍是冷漠与驱逐。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海警直接将船只拖回公海，甚至开枪警告。大量难民就此消失于大洋深处，成为无人统计的沉默数字。
陆路通道同样充满血泪。自1978年起，中越边境检查站被汹涌人流淹没。越南方面甚至拆除铁路轨道，迫使几十万人徒步穿越山林。昔日西装革履的企业家，如今衣不蔽体如乞丐；精通技术的工程师，此刻身无分文似流民。
这个棘手难题最终由中国接下。当时的中国并不富裕。1978年国民经济总量有限，人均收入处于低位。面对突如其来的数十万难民潮，国际通行做法是设立封闭式难民营，等待遣返或第三方接收。
但北京做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选择：取消隔离制度，直接赋予国民身份和平等权利。这一决策在当时被视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每位安置对象的成本相当于普通工人半年以上的工资总额，首批拨款即达数亿元人民币，还需新建近百个华侨农场，配套提供土地、住房、农具及生产启动资金。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背负了不必要的包袱。但从长远资产配置角度看，这正是一次堪称典范的“战略性投资”。
高层看得深远：这批人不是累赘，而是被严重低估的人力资本。他们精通热带农业种植技术，熟悉国际贸易规则，具备机械维修与企业管理经验。他们缺失的，只是一个稳定的发展平台。
这让人联想到二战后美国实施的“回形针计划”，吸纳大批欧洲顶尖科学家，后来这批人成为NASA和硅谷崛起的基石。中国此时的做法，本质上走的是同一条精英引进之路。
于是，从广东雷州半岛到海南偏远岛屿，从福建山区腹地到云南边境地带，一座座华侨农场拔地而起。这不是单方面的救济，而是一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深度合作。政府出资搭建平台，归侨贡献知识与技能，开启一段持续数十年的价值共创历程。
回报来得比预想更快。海南兴隆原是疟疾肆虐、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归侨们引入东南亚先进的种植技术，成功培育橡胶、咖啡、胡椒等稀缺经济作物。如今享誉全国的兴隆咖啡品牌，正是当年播下的种子所结出的硕果。
福建宁德的滩涂农场更是奇迹之作。归侨与当地民众携手填海造田，历经数十年发展，这里已蜕变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锂电池产业链、生物医药园区相继落地，寸土寸金的土地上孕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最具象征意义的案例出现在深圳。昔日的沙河华侨农场，后来发展为今日的华侨城集团——一家横跨文旅、地产、科技领域的央企巨头。欢乐谷、世界之窗等知名品牌，皆源于这片由难民亲手开垦的土地。2009年成功上市，标志着从安置点到现代化企业的华丽转身。
更深层的价值体现在“网络效应”的释放。这批归侨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的重要桥梁，海外亲属的资金、技术与商业信息通过他们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当初投入的安置成本，若折算成今天的税收贡献与资产增值，回报率恐怕要以指数级衡量。
反观越南方面，那些掠夺而来的数十亿美元流向何方？尽数投入战争泥潭。长达十年的柬埔寨军事行动吞噬了绝大部分财政支出。驱逐华人之后，南方商业体系瞬间瓦解，物流中断，市场停摆。
原本是亚洲重要的稻米出口国，却在80年代初陷入全民饥荒，物资极度匮乏，工厂停工停产，经济发展倒退二三十年。通货膨胀一度飙升至四位数，货币信用几乎崩塌。
直至1986年领导层更迭，越南才被迫承认政策失误，启动“革新开放”。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试图重建的市场经济机制，正是当年亲手摧毁的那一套。如今渴望吸引的外资力量，许多恰恰源自那些曾被驱逐的华商家族及其后代。
时至今日，越南华人数量已从高峰时期的百万级别锐减至不足十分之一，对经济的影响力几近消失。越南也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唯一一个华商丧失经济主导地位的国家，昔日繁华的堤岸商圈早已黯然失色。
国家间的较量，归根到底是战略视野的对决。越南只盯着眼前的黄金，行的是杀鸡取卵之举。中国看到的是人的潜力与未来的价值，走的是长期布局的大棋。
把人才当废物抛弃，换来几枚炮弹，这是短视者的逻辑。把落难者当亲人接纳，给予土地、机会与发展空间，这才是真正的格局体现。
今天华侨农场里那些年产值过亿的产业园区，就是对当年排华政策最有力的回应。同样的26万人，在不同制度土壤中绽放出截然不同的命运之花。这绝非偶然，而是两种治理理念的正面交锋。
历史从不撒谎。谁在裸泳，谁在奔跑，时间早已写下最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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