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新中国反特斗争史料》《中国人民公安史》《郑蕴侠回忆录》等相关历史文献 部分内容根据公开历史资料整理
1958年5月19日清晨，贵州务川县濯水镇。
晨雾还未散去，一名身穿灰布衣裳的中年男子刚从床上坐起，房门突然被推开。两名公安干警持枪站在门口，枪口直指床边。
这个在濯水镇生活了近八年的"小商贩"缓缓站起身，脸上没有惊慌，反而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他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郑蕴侠。
这个名字让在场的公安人员心头一震。为了抓捕这个人，周恩来总理曾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指示西南各地公安部门负责人，务必将此人缉拿归案。
公安系统为此追查了整整八年，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却始终找不到他的踪迹。
八年时间里，郑蕴侠隐藏在川黔交界的偏远山区，化名刘正刚，过着最普通的百姓生活。他白天走街串巷卖小百货，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缝补衣物。
后来还当上了供销社食堂的会计，工作认真负责，多次获得奖金和奖品，深得领导信任，街坊邻里都觉得他是个老实本分的好人。
如果不是那天他在清点物资时，无意中说出的四个字，这个曾经制造过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的国民党中统特务，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
那四个看似普通的字，却成了压垮他精心构筑的伪装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八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
【一】官宦世家的黄埔学子
1907年，郑蕴侠出生在江西临川县的一个显赫家庭。这个家族在清末民初颇有影响力。
祖父郑重光在清朝末年担任贵州黄平县知县，后升任麻江县知州，在当地颇有政绩。父亲郑宗尧更是了不起，他曾远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深造，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材生。
回国后，郑宗尧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成为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他曾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任职，参与了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
后来时局动荡，郑宗尧退出政界，在重庆小梁子街开设寿增药号，悬壶济世。母亲范冰清是贵阳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对子女教育极为重视。
这样的家庭环境让郑蕴侠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他聪明好学，记忆力惊人，读书过目不忘。1923年，16岁的郑蕴侠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法学院法律系。
在那个年代，能进入上海法学院的都是佼佼者。郑蕴侠在校期间刻苦钻研，对法律知识掌握扎实，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法律思想都有深入研究。
1926年，北伐战争的号角吹响。19岁的郑蕴侠热血沸腾，决定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他毅然报考黄埔军校，凭借出色的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员。
这一期学员中群英荟萃，后来成为各方重要人物的林彪、刘志丹、张灵甫、李弥等人都是他的同期同学。
在黄埔军校的日子里，郑蕴侠表现突出。他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在军事训练中展现出不凡的能力。毕业后，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战场上英勇作战。
凭借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生和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这两块含金量极高的"招牌"，郑蕴侠很快受到上层注意。
何应钦赏识他的才能，将他调入第一军军法处，任命为上尉军法官。
这个职位需要既懂军事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正好适合郑蕴侠。他在军法处工作期间，处理军法案件干净利落，很快就在军中崭露头角。
1936年4月29日，郑蕴侠正式加入国民党，领取了特字49612号党员证明书。几乎同时，他被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组织的中统特务组织看中，加入了这个神秘机构。
郑蕴侠后来回忆说，他在陈果夫家的地下室完成入会仪式时，那个地方烛光惨淡，阴森恐怖，让人不寒而栗。
从此，郑蕴侠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从一个有志青年，逐步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二】台儿庄战火与重庆特务岁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民族危亡之际，郑蕴侠暂时放下特务工作，投身抗日战场。
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打响。这场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郑蕴侠奉命率领一个政工队到前线，参加了台儿庄外围的滕县守城战。
滕县是台儿庄的门户，守住滕县就能为台儿庄主战场争取宝贵时间。郑蕴侠和战友们在滕县城头浴血奋战，与日军激战数日。
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城墙被炸得千疮百孔，守军伤亡惨重，但他们始终没有后退一步。郑蕴侠在战斗中表现英勇，亲临前线鼓舞士气，与日军血战到底。
滕县保卫战虽然最终失守，但为台儿庄主战场赢得了关键时间。郑蕴侠因作战勇敢，受到前线将士的钦佩和上级的嘉奖。这段抗战经历成为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光明时刻。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郑蕴侠回归中统局。
因为他对重庆、贵州等西南地区情况十分熟悉，加上父亲曾在重庆行医多年，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社会关系都了如指掌，陈立夫将他派往重庆，从事特务活动。
1941年后，郑蕴侠在重庆有了多个公开身份作为掩护。他担任《世界日报》采访部主任、《自治周报》总编辑、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坚信通讯社社长等职务。
这些职务让他能够接触到各界人士，为特务活动提供了便利。他还曾远赴中国驻印缅远征军主持战地通讯工作。
1942年，为了便于特务活动，郑蕴侠经人介绍加入了"仁"字哥老会，担任五哥职务。哥老会是西南地区颇有势力的帮会组织，加入后能更方便地在社会底层开展活动。
郑蕴侠刻意学习袍哥的行话、规矩、礼节，把这些江湖黑话练得烂熟于心。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后来竟然在他逃亡时救了他一命。
在中统组织内部，郑蕴侠一路晋升，先后担任中统局重庆区通讯组长、内政部调查统计局重庆调查处行动组长、国民党重庆市党团指导科干事、党部组织科科长、第五区党部执行委员兼第二区分部书记等职务。
他担任第二区分部书记期间，亲自发展国民党员250人，还担任过重庆国民党第一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代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期盼着和平建设的到来。然而，郑蕴侠的工作重心很快就从抗日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各党派、各界代表汇聚一堂，共商国是。表面上一片祥和，暗地里却暗流涌动。
1946年1月18日晚，政治协商会议民众大会在重庆沧白堂举行。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王若飞发表演讲。
郑蕴侠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重庆市地方自治周报》副总编辑，他混在人群中，突然跳起来质问王若飞，企图扰乱会场秩序。
虽然王若飞当场予以回击，但这次事件开启了一系列破坏活动的序幕。
更严重的事件发生在1946年2月10日。那天上午，重庆较场口广场人山人海，19个社会团体在此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
天气晴朗，春风和煦，人们满怀希望地聚集在一起，期待着和平的到来。
清晨7时，郑蕴侠带领大小特务陆续进入会场。他们混在人群中，分散在各个位置。当民主人士和庆祝群众相继进场后，这些特务开始找茬，声称集会现场没有悬挂总理遗像和国旗、党旗。
上午10时许，大会主席、著名学者李公朴准备发言。就在这时，站在台侧的郑蕴侠摘下帽子连挥三下——这是预先约定好的行动信号。
早已布置在台下的特务们立刻一拥而上，对李公朴拳打脚踢。李公朴毫无防备，瞬间被打倒在地，全身多处受伤，鲜血直流。
现场群众见状，愤怒地高呼口号。可就在这时，埋伏在场外的特务也蜂拥而入，对参加集会的民主人士和普通群众大打出手。
混乱中，著名人士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等人都遭到殴打。郑蕴侠见郭沫若受伤不重，便指使旁边的几个特务将他架到后面继续殴打。
这场暴行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造成包括主席团成员、新闻记者在内的六十余人受伤，鲜血染红了整个会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郑蕴侠是现场指挥者之一。
1947年8月17日，重庆大中学生约十余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内战、反饥饿、反迫害。郑蕴侠接到指令，调集特务在七皇岗、民生路、方家什字、储江路等多个地点埋伏，袭击游行队伍。
他们不仅打伤多名学生，还趁机捣毁了《新华日报》《民主日报》、梁圣活书店等进步报刊和书店，打伤《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杨黎源等多人，并抢走大量文件档案。
到1949年，郑蕴侠被任命为国防部新编反共救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军特别党部书记长。此时的他，已经在特务道路上越走越远，手上沾满了鲜血。
【三】1949年错失飞机的仓皇逃亡
1949年秋天，战局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1月，重庆即将解放，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慌乱之中。
11月16日凌晨，天还没亮，郑蕴侠接到紧急命令：焚毁所有机要文件，立即撤离重庆前往台湾。
此时，时任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已下令对重庆实施"焦土政策"，将兵工厂、水电厂、机场等重要设施全部炸毁，防止落入解放军手中。
郑蕴侠迅速行动起来。他在办公室里点燃了一堆又一堆的文件，火光映照着他紧张的面孔。空气中弥漫着纸张燃烧的焦味和炸药的硝烟味，整个城市都在震颤。
重庆的两座机场先后被炸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要想逃往台湾，现在只能赶到成都，乘坐最后一班撤离大陆的飞机。
1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郑蕴侠与司机李增荣、副官蒋浩然，还有十几名贴身卫士，匆忙登上一辆吉普车，跟随杨森的车队连夜赶往成都小龙坎机场。
车队在黑夜中疾驰，车灯照亮前方坑洼不平的道路。郑蕴侠坐在车里，心情忐忑不安，他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的逃生机会。
可是车队刚驶出重庆市区不久，郑蕴侠的吉普车突然发出一阵异响，引擎冒起黑烟，然后彻底熄火了。司机李增荣下车检查，摆弄了半天，满头大汗地报告说引擎坏了，怎么也修不好。
此时杨森的车队已经远去，后面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越来越近，隐约能听到枪声。郑蕴侠心急如焚，可车子就是发动不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无奈之下，郑蕴侠只好下令炸毁车辆，免得落入解放军手中，然后带着副官和卫士徒步逃亡。
后来郑蕴侠才知道，司机李增荣早就被地下党策反，他故意在引擎里放了沙子，导致车辆抛锚。
这个跟了他多年的司机，竟然在他眼皮子底下被策反，让他做梦都没想到。这次意外彻底断送了他逃往台湾的机会。
错过了飞机的郑蕴侠陷入绝境。台湾去不了了，那就只能另寻出路。他迅速分析形势：从全国形势来看，可选择的逃亡地只有三处——台湾、海南岛和滇缅金三角地区。
台湾和海南距离太远，已经不现实，只有金三角离四川比较近。况且郑蕴侠抗战时期曾随中国远征军在滇缅一带执行过任务，对从云南到缅甸一线的道路和风土人情都相当熟悉。
他决定渡过川黔交界的赤水河，经由贵州去云南，然后越境到金三角，投奔国民党李弥的第八军残部。
郑蕴侠首先要解决的是盘缠问题。金银太扎眼，法币又因为通货膨胀贬值严重，最保险的是"袁大头"银元，既不显眼，又能应对通货膨胀,还能自由兑换。他找人收购了一批银元，准备上路。
可就在倒卖银元的交易现场，解放军突然冲进市场。郑蕴侠被当场抓获。好在他加入中统十余年，接受过各种特工训练，包括审讯术、心理战、职业伪装等。
他冷静地应对审讯，假称自己是做木材生意的商人，只是来买点银元做生意用。审讯人员查不出破绽，只好将他释放。
劫后余生的郑蕴侠不敢在城里久留，立即化装成铁货商人，带着简单的行李南下。他一路谨慎前行，白天找地方躲藏，晚上才敢赶路。
好不容易走到赤水河边,却发现河边岗哨林立，根本过不去。无奈之下，他只好连夜返回，绕道合江、綦江、南川，准备从另一条路进入贵州。
【四】土匪窝里的生死时刻与濯水镇的隐匿
就在郑蕴侠辗转逃亡的时候，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拉开序幕。各地剿匪部队将民众武装起来，实行严格的宵禁和盘查制度。泸州一带更是管控森严，到处都是检查站。
一天傍晚，郑蕴侠正在山路上赶路，突然从树林里冲出一群土匪，将他团团围住。这群土匪约有二三十人，个个凶神恶煞，手持刀枪。领头的是个脸上有刀疤的汉子，众人叫他"胡司令"。
土匪们搜遍了郑蕴侠全身，把他身上的银元、衣物全部抢走。搜完东西后，一个土匪提刀上前，准备杀人灭口。郑蕴侠知道到了生死关头，突然大喊一声，对着"胡司令"说起了袍哥的行话。
他用标准的袍哥黑话说道："胡哥！兄弟们弯（捉）了弄上龙背（山上）来，胡哥高台龙袖两个膀子。我是生意人，家里上有天老（老人），有老柴（女人），还有春儿（孩子），望胡哥打个让手。"
这套行话是郑蕴侠当年在中统工作时，潜入宜宾"大刀会"秘密学来的。他在那里混了几个月，把袍哥的规矩、礼节、黑话全都学得滚瓜烂熟。没想到当年学的这些东西，今天竟然派上了用场。
"胡司令"听了这番话，脸色顿时缓和下来。能说出这么地道的袍哥行话，看来是道上的兄弟。
他挥手让手下住手，亲自走到郑蕴侠面前，用袍哥的规矩问了几句话。郑蕴侠对答如流，把"胡司令"唬得一愣一愣的。
"胡司令"当即下令释放郑蕴侠，还让手下退还了一部分银元，客客气气地把他送下山。郑蕴侠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浑身冷汗，但总算捡回一条命。
逃出土匪窝后，郑蕴侠来到泸州郊区的一家破旧客栈。他躲在房间里不敢出门，让客栈老板帮忙打听消息。
几天后，老板给他介绍了一个能办假证件的人。郑蕴侠花了几块银元，弄到一套假身份证明——姓名：刘正刚，籍贯：绵阳，职业：小商贩。
有了新身份，郑蕴侠改头换面，混在各色小商小贩中"赶溜溜场"——就是赶集市做小买卖。
他背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卖些针线、梳子、火柴之类的小玩意儿。这样的身份不起眼，也不容易引起怀疑。
几个月后，通过袍哥中人的帮忙，郑蕴侠在乌江和长江汇合处的凉塘乡找到一份工作，在私营的"川东制服厂"当临时小工。这个厂不大，就几十个工人，专门做些军用制服的零活。
郑蕴侠在厂里干活卖力，不怕苦不怕累，抢着干重活脏活。
他还经常说些"我们工人阶级要当家做主"之类的时髦话，学着其他工人的样子参加学习会，积极发言表态。凭着这些表现，他很快成了厂里的"积极分子"，大家都觉得这个"刘正刚"思想进步。
可好景不长。1950年底，解放军军代表进驻工厂组织工会。一天，厂里召开"诉苦大会"，工人们轮流上台诉说旧社会的苦难。台上的人声泪俱下，台下的人跟着抹眼泪。
突然，副厂长跳上台，激动地高呼："我要向工人弟兄们讲讲我以前在重庆时，亲眼看见国民党特务制造'较场口血案'的罪行！"
郑蕴侠听到"较场口"三个字，心里咯噔一下，背上直冒冷汗。他以为这个诉苦大会是专门为他开的，浑身僵硬，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解放军军代表突然大声叫道："刘正刚！"
会场里很多人跟着叫："刘正刚！"
郑蕴侠吓得魂飞魄散，木然站起身来，两腿发软，以为马上就要被抓了。可军代表只是让他表个态，说说自己的想法。郑蕴侠强作镇定，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拥护的话，总算蒙混过关。
但这次惊吓让郑蕴侠意识到，城市太危险，随时可能暴露。他必须找个更偏僻、更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950年底，郑蕴侠打听到李弥的部队已经不在云南，出境投奔的计划彻底泡汤。他决定找个深山老林，彻底藏起来。经过多方打听，他把目标锁定在川黔交界的贵州务川县濯水镇。
濯水镇是个理想的藏身之地。这个镇子只有一条丁字形的石板街，两百来户人家，人口不到2000。
镇子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很少与外界联系。虽然地处两省交界，倒是时常有些行商、游医、漆匠篾匠在镇上来来往往，外来人口不会显得突兀。
郑蕴侠到濯水后，装出一副可怜相，逢人便问："我表姐叫廖忠玉，她男人叫姜玉清，还有个小女儿，他们住在镇上哪里？"
这个镇子不大，邻里之间都熟识。当地人听了他的话，告诉他："他们两口子早就回山东老家了！"
郑蕴侠听了，露出茫然失措的表情，眼眶红红的，好像要哭出来："你们咋说走就走了，那我咋个办啊……"
镇上的何大娘看他可怜，便说："你先住下来再说吧，我这栈房有空房，你暂时住着。"
就这样，郑蕴侠在濯水镇住了下来。他去镇上的税务所办理了摊贩执照，正式成为一名小商贩，背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卖针线、梳篦、火柴等小百货。
他既能说重庆话又能说贵州话，与乡民们关系融洽，渐渐站稳了脚跟。
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展开。当地农会和群众认为"刘正刚"是个贫苦的小商贩，符合分田的条件，还分给他一份田地。
郑蕴侠欣喜若狂，这意味着他的身份得到了官方认可。他领了田地，正式成为濯水镇的居民。
有了田地和户口，郑蕴侠在濯水镇彻底扎下根来。他白天做小买卖，农忙时节就下地干活，一副老实巴交的农民模样。
1956年，他还在当地人的撮合下，娶了一个本地姑娘做妻子，真的过起了普通农民的生活。
八年时光悄然流逝。郑蕴侠在濯水镇的生活越来越安稳，他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安全，以为新中国的公安部门早就把他忘了。
他不知道的是，周恩来总理从未忘记过他。1951年底，中央召开西南地区公安工作会议，会上专门提到了郑蕴侠这个名字，要求各地公安部门务必将此人缉拿归案。
公安系统为此成立了专案组，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毯式搜索。可是八年过去，郑蕴侠就像人间蒸发一般，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就在公安部门几乎要放弃的时候，1957年，一个意外的契机出现了。
那段时间，恰逢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濯水镇供销社主任让"刘正刚"去县里学习会计知识，回来后可以端上"铁饭碗"，成为供销社食堂的会计。
这对一个小商贩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刘正刚"自然欣然答应。
郑蕴侠自幼饱读诗书，在上海法学院学过七年，数学功底扎实得很。可为了掩人耳目，他一直对外声称自己"初识字"，文化水平不高。
去县里学会计的第一天，他装作什么都不懂，连最简单的加减法都要掰着手指头算。可到了第二天，他就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直响，加减乘除样样精通，把教他的人都惊呆了。
回到濯水镇后，郑蕴侠正式成为供销社食堂的会计。他工作认真负责，日账日清，账目清楚，表现积极，很快就获得领导的信任和好评，还多次获得奖金和奖品。
然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即使再小心翼翼，也难以完全抹去文化的印记。那些深入骨髓的知识和习惯，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1957年的一天下午，郑蕴侠正在食堂的小办公室里清点物资。
他拿起钢笔登记账目，写了几行字后，突然发现钢笔的笔帽不见了。他四处寻找，桌上、地上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郑蕴侠有些着急，随口嘟囔了一句……
就是这随口说出的四个字，成为压垮他精心构筑的八年伪装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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