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公、不考研，一个33岁“高中生”敲开哥大校门的另类上岸|大海|开哥|水手|海员|考研|货轮|高中生

《从此，世界在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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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acter Introduction

潘大壮

1991 年出生，山东人

高中毕业即走向船员之路

2024 年开始于哥伦比亚大学

学习社会学系本科课程

18 岁时不想读书，

是因为觉得学习是

为了考试、为了应付家长老师；

现在想读书，

是因为真的想搞明白一些事情。

——潘大壮

昨天国考成绩一公布，社交平台瞬间被焦虑刷屏。371万人抢3.81万个岗位，有人为刷了几千道题却落榜崩溃，有人对着即将“上岸”的朋友既羡慕又迷茫。

图源：小红书@momo

我们好像总被教导：人生只有一条“正确”的路，考公、考研、按部就班上岸，才算不负付出。可当所有人都挤在追逐“标准答案”时，却有人早已跳出框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潘大壮就是如此。

18岁的他在山东高考的赛道上转身离开；33岁这个只有高中文凭的船员，最终敲开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门，他用12年证明：人生从不是“一考定终身”，那些没走在“标准答案”里的选择，都可能是精彩人生的铺垫。

01 人生选择

2010 年的夏天，山东沿海县级市的空气里浮动着咸湿的海风，也浸透着高考前的紧张气息。18 岁的潘大壮站在高中教学楼的走廊里，望着公告栏上密密麻麻的模拟考试排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那张皱巴巴的船员招生宣传单。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这个被海风晒得黝黑的少年，会在十二年后的秋天，带着一身海浪的印记走进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 ——这个只有高中文凭的年轻人，将在大海与校园之间，完成一场跨越十年的自我觉醒。

1991 年，潘大壮出生在山东半岛一个靠海的村庄。父母是世代务农的农民，一亩三分地的收成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他们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来，根本没时间管我学习”，潘大壮笑着回忆，“属于典型的放养式成长”。在山东这个以 “教育内卷” 闻名的省份，他的成绩始终在中游徘徊 —— 不算差，但距离本科院校的分数线，始终隔着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加上自己对课本知识确实没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所以他早早就明白，“高考这条赛道可能真的不适合我”。

命运的转折往往与时代浪潮相呼应。这一年恰逢中国加入 WTO 十周年，全球化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拍打中国的海岸。国际贸易的井喷式增长带动了海运业的繁荣，全球 80% 的贸易量依靠海运完成，国际海事组织（IMO）的报告里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海员，世界上一半的人会挨饿，另一半人会受冻。”在这样的背景下，街头巷尾的船员招募广告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环游世界”的宣传语用加粗的红色字体印在最显眼的位置，这对一个渴望冒险与未知的农村少年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潘大壮最终在高考和出海之间选了后者。他进入海事职业学院，两年的专业培训里，系统学习了航海学、船舶避碰规则、气象观测、无线电通讯等课程。从识别不同类型的灯塔信号，到计算船舶在不同航速下的停车距离，每一个知识点都关系着海上航行的安全。“那时候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跑操，然后上理论课，下午去模拟机舱实操，晚上还要背公约条文”，他说，“比高中累多了，但心里是踏实的，知道学的每一样都有用”。

02 思想的火花

2012 年冬天，他以三副实习生的身份登上了 “远洋一号” 货轮，目的地是美国西雅图港，任务是运回一批北美冷杉原木。第一次穿越北太平洋的经历，成了潘大壮记忆里挥之不去的片段。12 月的西北季风裹挟着阿留申低压的寒流，在海面上掀起 10 米高的巨浪。“我们船的干舷才比海平面高出四五米，一个浪拍下来，船身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摁进水里，再猛地抬起来”，他张开双臂比划着当时的惊险，“刚上船时觉得新鲜，没过多久就开始晕船，上一秒还在床上躺着，下一秒就被甩到地板上，五脏六腑都像移了位”。好在，海上的日子并非全是惊险，多数时候风平浪静。来自菲律宾的轮机长会在休息日用咖喱粉做海鲜饭，印度水手擅长用一把旧吉他弹唱宝莱坞歌曲，中国船员则会凑在活动室里打乒乓球、唱 KTV，用喧闹驱散海上的寂寥。

但热闹终究是短暂的，大海的底色永远是孤独。在那个智能手机尚未普及、卫星网络昂贵且缓慢的年代，船员与陆地的联系被压缩到极致。“那时候船上只有一部卫星电话，打一分钟要十几块钱，每次只能说几句要紧的事”，潘大壮的语气里带着无奈，“有个福建的同事，孩子出生时他正在大西洋中间，等船靠岸看到孩子的照片，小家伙都已经满月了。他拿着照片在甲板上坐了一下午，没说一句话”。

最让他痛心的是 2016 年的那次经历 ——当货轮在新加坡港靠岸，他终于拨通家里的电话，母亲才告诉他爷爷去世的消息，“家里人怕影响你工作，一直瞒着。你爷爷走的时候还念叨，说大壮在海上辛苦，别告诉他”。电话那头的抽泣声与海浪拍打船身的声响交织在一起，成了他心里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这种与世隔绝的孤寂，像一层透明的薄膜包裹着整个海上生活。永不停歇的船体摇晃、单调重复的浪涛声、日复一日不变的海天一线 ——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场域，让人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内心。潘大壮开始在值班的间隙读书，从《水浒传》到《全球通史》，从《平凡的世界》到《经济学原理》，书本成了他与外部世界连接的桥梁。

“在海上，时间好像被拉长了。一天有 24 小时，但因为没有那么多琐事干扰，感觉比陆地上的一天要漫长得多”

他说，“这种慢，反而给了人思考的空间”。

思想的火花往往在不经意间点燃。2018 年，潘大壮随船第一次停靠非洲国家塞拉利昂的弗里敦港。这是一个被联合国列为 “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地方，港口周边的棚户区里，孩子们光着脚在泥地里奔跑，妇女们头顶着塑料桶往返于取水点。但让他震惊的是当地的物价：

“在市场上问了一下，一个普通的西瓜要卖 3 美元一公斤，而当地装卸工一天的工资也就 3 美元。”

图源：小红书@Archie07

更让他困惑的是，当船员们整理出一些废弃的纸箱、塑料瓶准备丢弃时，当地的装卸工会争先恐后地抢过去，“他们会把纸箱拆开整平，把塑料瓶踩扁捆起来，扛在肩上一路小跑地离开。在他们眼里，这些都是宝贝”。

“一开始我觉得，这很容易解决啊。中国的商品那么便宜，运过来卖给他们不就行了？” 潘大壮最初的想法很简单。但现实很快给了他答案：从中国到西非的航线是全球最长的，往返需要三个月时间，每吨货物的运费甚至超过了货物本身的价值。“当地人花高价买到的，可能是我们国内几块钱就能买到的搪瓷缸、塑料盆”，这个发现像一颗石子投入他的心湖，激起层层涟漪。他开始追问：为什么越贫穷的地方，物价反而越高？贸易全球化到底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什么？

这些问题成了他探索的起点。在之后的航行中，潘大壮开始系统地学习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白天，他在驾驶台记录航向、监测气象数据、核对海图；夜晚，当同事们进入梦乡，他就在狭小的船舱里打开笔记本电脑，借着昏暗的灯光观看网络课程。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托马斯・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从慕课上的 “全球化与不平等” 到 “发展社会学导论”，知识的海洋在他面前缓缓展开。他逐渐明白，塞拉利昂的困境是全球化链条中的结构性问题：外企在这里开采钻石、铁矿，利润通过美元结算流向海外，本地既没有制造业支撑就业，也没有完整的供应链降低生活成本，贫穷由此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闭环。

03 迟来的觉醒

2020 年，潘大壮晋升为大副，成为全船的二把手。按照行业晋升路径，再过三年他就能考取船长执照，之后在海上工作十年左右，就可以回到陆地担任船队经理 —— 这是无数海员梦寐以求的职业终点。30 岁的他，站在这条清晰可见的航道上，却感到了一丝迷茫。“那条路很稳，一眼能看到头，但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他说，“就像船到了预定的转向点，但你突然想看看另一个方向的风景”。

同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成了击败犹豫的最后一剑。病毒让货轮成了 “移动的隔离舱”，各国港口都对船员关闭了登岸通道。潘大壮和同事们在澳大利亚珀斯港外的锚地漂泊了整整 56 天，每天看着陆地上的灯火明明灭灭，却像隔着一个世界。“那段时间特别想家，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他说，“也正是在那时候，突然开始想，我这一辈子，难道就要这样在海上漂下去吗？”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轨迹：18 岁离开校园，20 岁出海，30 岁成为大副，接下来呢？

泰戈尔曾写道：

大海是寂静的，仿佛在等待那些迷失的灵魂归来。

这句话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涌上潘大壮的心头。他想起塞拉利昂的西瓜，想起那些争抢 “垃圾” 的工人，想起书本里关于全球化、不平等的论述 —— 这些碎片化的思考逐渐凝聚成一个清晰的念头：他想回到校园，系统地学习这些知识。

这个决定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都快当船长了，瞎折腾啥？多少人一辈子都混不到这个位置”，长辈拍着他的肩膀劝道。但潘大壮很坚定：

“18 岁时不想读书，是因为觉得学习是为了考试、为了应付家长老师；现在想读书，是因为真的想搞明白一些事情。”

这种内驱力的转变，让曾经枯燥的单词、公式都变得生动起来。在摇晃的船舱里，他开始背单词，做托福真题，用船上昂贵的卫星网络听名校公开课。有一次，为了弄明白 “中心 - 边缘理论” 的具体内涵，他在驾驶室的角落里查资料到凌晨，直到日出把海面染成一片金色，才发现自己一夜没合眼。

2023 年春天，刚刚拿到船长资格证书的潘大壮，来到北京找到我们，正式开始筹备留学申请。为了弥补高中文凭的短板，他制定了严苛的学习计划：每天早上 6 点起床背单词，上午研究社会学导论，下午练习英语口语，晚上写申请文书。那些在海上积累的观察笔记成了最好的素材 ——他写塞拉利昂的物价与全球化的关系，写不同国家船员之间的文化碰撞（菲律宾船员的家族观念、印度船员的宗教习俗、乌克兰船员对历史的认知），写大海教会他的责任与敬畏。这些带着咸腥味的文字，最终打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招生官。

当录取通知书通过邮件发来时，潘大壮正在从荷兰鹿特丹返航的途中。他站在甲板上，看着手机屏幕上那句“欢迎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突然想起 18 岁那年在海事职业学院的宣誓仪式。两次起航，相隔十二年，却同样让他心潮澎湃。

如今的潘大壮，已经习惯了在哥大的课堂上举手发言。他不再是那个需要靠星辰辨认方向的水手，但身上依然带着海员的特质：沉稳、敏锐，以及对世界的好奇。有同学问他为什么 32 岁才来读本科，他总会说起塞拉利昂的西瓜：

“有些道理，非要等你亲眼看到、亲身经历过，才能真正明白。就像大海，只有在上面漂过几年，你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作为一名教育从业者，我常常想起与潘大壮初见的场景。他穿着整洁的西装，手里攥着自己准备的各种文件，眼神坚定。在这个被“社会时钟” 催促的时代 ——22 岁毕业、25 岁买房、30 岁前必须成家—— 潘大壮的故事像一股清流，提醒我们人生不是单行道。他用十二年的海上经历证明：觉醒从来不会太晚，只要你敢于重新设定航向。

这让我想起 1996 年的自己。30 多岁时，我放弃了稳定的高校教职，独自一人飞往澳大利亚留学。当飞机穿越太平洋时，舷窗外的星空与大海与潘大壮描述的场景如出一辙。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个决定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就像大海不会限制船只的航向，人生也从来没有固定的航线。重要的是，你是否有勇气升起风帆，驶向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

潘大壮说，他偶尔还会在深夜梦到大海。梦里的他站在甲板上，一边是熟悉的货轮航线，一边是通往未知的新航道。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或许，这就是大海教给他的最后一课：真正的自由，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有勇气选择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