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清池那尊“贵妃出浴”雕像，忽然成了热搜上的“风化事件”；有人说她袒露上半身，不雅观；“败坏社会风气”，担心孩子看了怎么办；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解释了雕像的创作由来，并说已将情况向上级部门报备，目前正在等待处理结果。
按公开信息，该雕像在1991年就已安放于景区，其设计方案当年已通过地方政府文化机构的审核认可，也就是说，它在那站了30多年了，看过它的人一茬又一茬；为何一夜之间，忽然成“道德靶子”？
这不禁让人想起绍兴那面“鲁迅夹烟”的墙画，同样是存在多年的公共文化景观，却突然就被某些人投诉“误导青少年”，好在后来学者与媒体提醒“不宜轻易更换”，景区也强调尊重历史与艺术没有“屈服”。
你看，这剧情几乎如出一辙，一个符号被拎出来，贴上“败坏风气”、“对孩子不好”的标签，接着人群分成两队，有些化身“道德君子”，站上了道德高台，有些开始理性论证文化应该多元，于是，争论开始，热度上升。
说“贵妃出浴”雕像“败坏社会风气”的人经常会打着“为了孩子”的旗号，这好像一张万能的道德盾牌，因为，你很难对“为了孩子”说“不”；可问题是，孩子真的需要一个被消毒的世界吗？
孩子终会长大，网络更是发达，他们终究要面对身体、欲望、艺术与历史；真正的保护不是把一切“可能引起联想的东西”都遮住，而是教他们如何理解，什么是艺术表达，什么是不文明行为；什么是身体的自然，什么是对他人的冒犯。
当我们把教育的责任转交给一块遮羞布，其实是在告诉孩子，你不必学会理解，你只要学会回避，那也是对教育的逃避；久了，认知就会变得越来越窄，窄到只能容纳一种“正确的姿势”。
公共空间当然需要治理，但要分清对象与本质，如果有人在雕像前做猥亵动作、偷拍视频、起哄围观，那该管的是行为；如果担心儿童参观体验，那可以做动线提示与讲解引导；如果某些区域确实不适合某种尺度的作品，也可以讨论空间配置。
但道德表演不爱这些“麻烦事”，它最爱的是一刀切：改掉、遮住、拆了；因为一刀切有一个好处，它能立刻让人获得一种错觉，我做了点什么，我是正义的。
解决问题是假，制造对立才真，于是，“治理”变成“献祭”，献祭一个符号，来证明道德思想的“纯洁“；但社会真正需要的是规则、是教育与边界；道德表演提供的只不过是一场仪式。
更棘手的，是这场仪式几乎注定会被放大，算法并不讨论“这件事值不值得讨论”，它更擅长判断“这件事能不能引发互动”，它会如风般，把本来的小火苗，吹成公共舆论的燎原之火。
就像华清池的雕像，本来只是一尊艺术品，却刻意的将裸体、孩子、伤风败俗，这三个词放在一起，像把火柴放进干草堆。你越愤怒，越转发；你越转发，越多人看到；越多人看到，越有人为了被看到而愤怒得更用力。
最后许多人被迫站队，仿佛不喊“不雅”，就像支持“不雅”；不喊“别矫情”，就像反对“文明”；现实被压扁成两张海报，复杂的讨论被挤成一句口号；而真正的问题，如何在公共空间里处理艺术、历史与不同年龄层的感受，反而没人耐心谈了。
其实，历史有时好像循环，裸体形象是不是就一定有伤风化，早在几十年前就已了答案，1979年，首都国际机场航站楼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曾因出现裸女形象引发巨大争议，一度被遮挡；后来风气变化，作品才得以重新被看见。
那场争议提醒过我们，当社会把“看见人体”当作道德危机时，问题往往不在人体，而在想象力如何被训练成恐惧。
几十年过去，我们的生活更丰富、信息更发达，有的人，却依旧会被同一种按钮牵着走，只要有人按下“伤风败俗”，就能让无数人停下手里的事，赶来围观、评判、站队；这不是进步，而是公共理性脆弱的标志。
给雕像披一袭纱衣很很容易；把墙上鲁迅的烟抹掉也很简单；难的是，我们能不能意识到并承认，公共空间里本来就会存在差异，有人不喜欢，但不等于必须消灭；有人觉得冒犯，也可以通过分区、提示、讲解来获得更好的体验；有人借题发挥，我们也不必每次都掉进“必须表态”的陷阱。
大千世界，和而不同，一个社会的文明，不是看它能遮住多少东西，而是看它能容纳多少不同，不同的审美，不同的成长阶段，不同的理解能力；也容纳少数人的不适，同时不让少数人的不适绑架多数人的世界。
但如果道德变成表演，公共生活就会变成舞台；当流量成了奖赏，人们就会越来越像演员，急着证明自己“高洁“，却忘了，怎样做一个成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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