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05年,大唐长安城内,陇右名将王海宾喜得一子,取名王训,王海宾在渭州会野之战中力战殉国,时年九岁的王忠嗣便成了遗孤。玄宗皇帝怜其年幼丧父,便将他收养宫中,赐名忠嗣,寓意“忠臣之后,嗣续家声”。与忠王李亨相伴成长。

在宫中的岁月,王忠嗣不仅习文识字,也是受其将门之后的影响,对武艺兵法更加痴迷。年幼好学的他得到了禁军将领的指点,少年时期已展现出非凡的军事天赋。

据《资治通鉴》及唐史记载,王忠嗣“身长七尺余,面色如铁,目光如电”。王忠嗣的武艺得自真传。宫中十二年,他每日闻鸡起舞,不仅精通骑射,更对刀、枪、戟、矛等诸般兵器皆有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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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他能开三石硬弓,百步之外箭无虚发,马术更是精湛,能在奔马上俯身拾箭,回身射落飞鸟。然而王忠嗣最令人称道的并非个人勇武,他曾言:“为将者,当运筹帷幄,岂效匹夫之勇?”这句话预示着他后来成为战略家的非凡道路。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吐蕃犯边,王忠嗣时任左威卫将军,奉命驰援。新城(今青海门源)地处要冲,唐军守将畏惧吐蕃军势,闭门不出。王忠嗣率轻骑赶到,见敌军骄横,阵型松散。

他亲率三百精骑,出其不意冲入吐蕃军中,直取主帅大旗。吐蕃军大乱之际,城中守军趁机杀出,内外夹击,斩敌数百,缴获牛羊万计。此战虽规模不大,却展现了王忠嗣善于捕捉战机、敢出奇兵的指挥风格。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此战:“忠嗣以少击众,士卒皆自奋,所向有功。”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王忠嗣出任河东节度使,开始了他的节度使生涯。天宝年间,他相继兼任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四镇节度使,据史料记载“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一人节制大唐近半边军,佩四将印,掌控万里边疆,这等权势在大唐历史上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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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嗣镇守边疆,其治军之道独树一帜。他常对部下说:“太平之将,但当抚循训练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国之力以邀功名。”在任期间,他修整武备,购买战马,随时充实军队。每逢出战,必先派间谍探查敌情,见有隙可乘,然后兴师,故出必有功。他既重视骑兵突击,也善用步兵结阵,更开创了“诸胡畏服,不敢南下”的边防新局面。

天宝初年,后突厥汗国内乱,王忠嗣敏锐觉察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他一方面陈兵边境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派使者联络回纥、拔悉密等部落,分化突厥势力。天宝三年(744年),突厥乌苏米施可汗败亡,其弟白眉可汗继位,部落离心。

王忠嗣把握时机,联合回纥葛逻禄部,发起了决定性攻势。唐军分三路进击:东路出云中,中路出马邑,西路出河西,形成夹击之势。最关键的一战发生在稽落山(今蒙古国境内),王忠嗣亲率精锐,昼夜兼程,直捣突厥牙帐。此役唐军斩首三万,俘虏突厥贵族三百余人,缴获牛羊、器械不计其数。次年,回纥骨力裴罗击杀白眉可汗,传首长安,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后突厥汗国就此灭亡。

《资治通鉴》记载此战后“朔方无复寇警”,王忠嗣因功加封清源县公。他对待降俘宽厚,妥善安置突厥部众于河套地区,这些举措巩固了唐王朝在北方的统治。

北疆平定后,东北契丹、奚族又起叛乱。天宝四年(745年),王忠嗣转战河北,在桑乾河(今永定河上游)与契丹主力相遇。

契丹联军五万余人,倚仗骑兵优势,企图围歼唐军。王忠嗣利用地形,背水列阵,故意示弱。契丹军轻敌冒进,陷入唐军精心布置的“口袋阵”。王忠嗣命重步兵结方阵坚守,以强弩射住阵脚,待契丹军攻势衰竭,突然出动左右翼埋伏的精骑反击。

这场血战持续一日,桑乾河水都被鲜血染红了。此战唐军斩首两万,俘虏五千,契丹大酋长溃逃,其部众“散投山谷,哭声震野”。战后,王忠嗣并未追击溃兵,而是收拢降众,奏请朝廷设置羁縻州府。这一怀柔举措使东北边境获得了十余年的和平。

天宝五年(746年),吐蕃策动吐谷浑叛乱,威胁河西走廊。王忠嗣调任陇右节度使,策划了一次远程奔袭。

墨离军(今甘肃瓜州一带)是这次远征的出发地。王忠嗣精选骁骑一万二千人,每人配三马,携带十日干粮,穿越祁连山隘口,直扑吐谷浑王庭。时值隆冬,风雪交加,唐军克服严寒缺氧,七日急行八百里,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青海湖地区。

吐谷浑王措手不及,仓促应战。王忠嗣采用“车轮战术”,将部队分为四队,轮番进攻,使敌军无喘息之机。决战在赤岭(今日月山)展开,唐军铁骑冲垮吐谷浑阵线,俘虏其王以下贵族三百余人,部众十万余口,牛羊驼马三十万头。此役后,吐谷浑作为一个独立政权不复存在,其地并入唐陇右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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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功高震主,王忠嗣的辉煌引来了猜忌。天宝六年(747年),宰相李林甫诬告王忠嗣“欲尊奉太子”,玄宗震怒,将其召回长安,险遭极刑。幸得继任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力谏,称“愿以己官爵赎忠嗣罪”,方得免死,贬为汉阳太守。

两年后,王忠嗣暴卒于贬所,年仅四十五岁。关于他的死因,《资治通鉴》仅记“暴卒”二字,留给后世无限遐想。他死后不到七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盛世戛然而止。许多史家感慨:若王忠嗣尚在,安禄山何敢造反?大唐边防何至崩塌如此之速?

王忠嗣一生“战必破,攻必克”,却始终坚守“不欲疲中国以幸功名”的为将之道。他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髓,在担任四镇节度使期间,边境安宁,胡汉和睦。他的军事思想影响了后来的郭子仪、李光弼等平乱名将,他的边防策略成为唐代中后期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

《资治通鉴》总结其一生:“忠嗣持重安边,未尝败衄,士卒乐为用,边人怀之。”这位出身将门、成长皇宫中、威震四夷的大唐名将,以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铸就了一道无形的边塞长城。这道长城不仅捍卫了盛唐的疆土,更在中华军事史上树立了“智、信、仁、勇、严”兼备的将帅典范,至今仍闪耀着不灭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