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的一天深夜，北京已入寒冬，西长安街上的路灯孤零零亮着。中南海的灯却没灭，陈毅刚批完一叠文件，电话铃响了。毛主席在那头笑着说：“老总啊，明年一月上海要开市人大，你替我回趟老地方——请同志们支持荣毅仁。”一句话，任务就定了。
陈毅挂下电话，脑子里蹦出一个念头：那位“荣公子”到底凭什么让毛主席如此看重？
荣毅仁1916年出生于无锡。他家里两代人耕耘实业，面粉、棉纱、机器齐全，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资本巨族。荣家对子弟要求极严，荣毅仁大学暑假都得去厂房值班，沾不得半点阔少习气。可命运从不按剧本走。
1937年七七事变，华东各厂区纷纷停摆，海运中断，订单雪崩。荣毅仁赶赴仓库清点存货，扛麻袋、修机器，常常一干就是通宵。有人问他：“少爷图啥？”他回一句：“厂在，我在；厂亡，我自谋出路。”
抗战后，企业刚喘口气，1946年父亲荣德生在上海被绑。绑匪索要六十万银元，动手的是杜月笙那条线。荣家咬牙交了四十万，人才得以平安归来。此事给荣毅仁上了最后一堂危险课：资本若无政治安全，终究是空中楼阁。
1949年人民解放军入沪。荣毅仁开车途经南京路，看到战士席地而眠，枪支整齐码放，路面干净。他对司机感慨：“这队伍靠得住。”那一年，《共同纲领》里第一次把“民族资产阶级”写进国家政权的构成，他把这八个字剪下来，夹在笔记本里。
1950年，全国政协会议前夕，他收到赴京宴请通知。第一次握手，毛主席先问：“你父亲可好？”随即笑道：“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啊。”一句似玩笑似试探，荣毅仁只答两个字：“报国。”周总理在旁点头。那晚，他发现新政府并不排斥资本家的存在，而是想让他们为国家出力。
1955年10月，北京会议休息间隙，荣毅仁鼓起勇气向毛主席发出邀请：“主席若有暇，请到上海走一走。”半年后，毛主席真到了申新九厂。“我来了。”老人的一句轻声问候，让厂里工人私下嘀咕：这位厂主面子不小。
事情就在这里生根发芽。1956年底，公私合营全面推进，不少人把矛盾看得很尖锐。荣毅仁反倒提出：“合营后，阶级矛盾还能否和平处理？”问题刁钻，却击中了核心。毛主席仔细琢磨，给出的答案是：可以变为非对抗性。这个思路，后来写进了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讲话。
于是有了上海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1957年1月23日，陈毅站在会场，川味普通话里带着股豪气：“我是奉毛主席之命来拉票的——请大家选荣毅仁同志担任副市长。”台下窃窃私语，很快化作掌声。陈毅又补一句：“他在民族资本界能起我起不到的作用。”十分钟后，计票结果出生——高票通过。
荣毅仁上任，主管轻工与外贸。他跑厂房、跑码头，也跑银行窗口。有人疑惑：“私营出身的人能当红色官员？”几年后答案摆在账本上：上海纺织品出口额连翻数倍，外汇回笼速度全国第一。功劳簿上写着集体，但内行都知道，那是一套兼收并蓄的管理方法在起作用。
时间快进到1978年。叶剑英一句“国家要用你”，邓小平一句“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把他重新推到风口。荣毅仁没有挑部长，也没要特殊待遇，而是递上一纸手写报告：创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走出去融资金、引技术。1979年10月4日，中信挂牌，他把自家后院改成临时办公室，又把个人存款一千万借给公司周转。十四年里，他没领一分工资，却把“中国窗口”四个字打进了世界财经词典。
回看那通深夜电话，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那句“请大家选他”，荣毅仁也许还是厂房里忙碌的实业家，而不会成为后来被基辛格盛赞的“东西方都懂的企业家”。国家发展走到十字路口时，一个眼光老辣的政治判断，加上一个甘冒风险的民族资本家，两者合拍，便能闯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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