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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北京某老旧居民楼里突然传出阵阵凄厉的惨叫声。

声音穿透单薄的墙壁,在楼道里回荡。几个邻居站在门外面面相觑,有人想敲门,可听着里面那惨烈的动静,又不敢贸然行动。

等到警察破门而入时,眼前的景象让在场所有人终生难忘。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倒在客厅的血泊中,身上布满刀伤,早已没了气息。墙上、地上到处都是喷溅的血迹,现场惨不忍睹。

这位老人名叫姚向黎,今年78岁。要是说起这个名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完全陌生。可对于五六十年代的观众来说,姚向黎这个名字代表着那个时代中国银幕上的一段记忆。

她是新中国第一批电影演员,出演过《无形的战线》《新儿女英雄传》等多部影片,在新中国银幕上塑造了第一个女特务形象,曾经是北影厂备受关注的女演员。

更让人震惊的是,杀害她的凶手不是别人,正是她含辛茹苦养大的亲生儿子。

而杀人的理由,竟然只是因为这位78岁的老母亲拒绝了儿子一次要钱的请求。她说要留点钱给大儿子养老,就这么一句话,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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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火中的少女与舞台梦

姚向黎的一生,从开篇就写满了颠沛流离四个字。

1925年2月5日,她出生在辽宁沈阳,原名姚品兰,祖籍山东莱州。父亲姚雄是个读书人,在沈阳谋得一份差事,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小姚品兰在父母的呵护下快乐地成长,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

可这份安稳在1931年9月18日那个夜晚被彻底打碎了。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炮轰沈阳北大营,东北三省迅速沦陷。

年仅6岁的姚品兰在炮火声中惊醒,被父母匆忙抱起,连夜逃离家园。

一家人成了难民,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他们向西逃,一路上看到太多流离失所的同胞,看到太多家破人亡的惨状。

父亲姚雄带着全家辗转数千公里,穿过山西、陕西、甘肃,最后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在那个西北边陲的城市,一家人终于有了暂时的安身之处。

流亡的经历给年幼的姚品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她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暴行,感受到了国破家亡的痛苦。这些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爱国的种子,也让她对和平有着格外深刻的渴望。

在新疆定居后,父亲姚雄凭借自己的文化找到了工作。

虽然生活清苦,可父亲坚持让孩子读书。姚品兰进入新疆女子学院附属小学,开始接受正规教育。这个经历过战火的女孩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学习十分刻苦。

1939年,14岁的姚品兰升入新疆女子学院附属中学。这一年正值九一八事变八周年纪念日,学校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校方决定排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逃难的女孩被父亲毒打,路人看不下去,喊出那句著名的台词——放下你的鞭子。

戏剧老师看中了姚品兰,让她来演这个女孩香姐。姚品兰接到任务后非常紧张,这是她第一次正式参与表演。她反复琢磨角色,揣摩香姐的心理。

作为一个流亡少女,她太能理解香姐的处境了,那种无家可归的绝望,那种被命运摆布的痛苦,她都亲身经历过。

九一八纪念日那天,乌鲁木齐的街头挤满了人。学生们搭起简易的舞台,开始表演。

当姚品兰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地出现在舞台上,用哭腔喊出香姐的台词时,围观的群众都被深深打动了。很多人眼眶湿润,有人当场掏出钱来支援抗日。

那次演出,姚品兰感受到了表演的力量。原来通过表演,可以传递思想,可以唤起民众的觉悟,可以为抗日救国做贡献。从那以后,她就爱上了表演这门艺术。

学校有个业余剧团,姚品兰积极参加,成了剧团的骨干。

几年时间里,她参演了《心防》《古城的怒吼》《打回老家去》《自卫》《最后胜利》《歼灭》《河内一郎》《乱世男女》等多部话剧。

这些剧目清一色都是抗战题材,宣传爱国思想,激励民众奋起抵抗。

姚品兰在一次次演出中磨练着自己的演技。她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可凭着天赋和勤奋,表演越来越有感染力。同学们都夸她有表演天分,老师也说她将来一定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1944年,19岁的姚品兰参加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社。这个组织聚集了一批进步青年,大家都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在这里,姚品兰接触到了更多先进思想,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父亲姚雄在抗战期间担任过新疆方面的航空队长,后来转任伊犁警备司令。父亲在前线浴血奋战,女儿在后方宣传抗日,一家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胜利了。整个中国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可战争留下的创伤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

姚品兰决定离开生活多年的新疆,前往东北解放区。她要到更需要她的地方去,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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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幕上的第一个女特务

1945年秋天,20岁的姚品兰告别新疆,踏上了前往东北的旅程。经过长途跋涉,她先后在沈阳和哈尔滨工作。

那时候东北刚刚光复,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人手。姚品兰被分配到哈尔滨机械技工学校工作,从事行政方面的事务。

可她心里一直放不下表演。业余时间,她还是会参加一些话剧演出,在舞台上找寻自己的价值。

1949年初,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在筹备拍摄一部谍战片《无形的战线》。这部电影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侦察人员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的故事。

剧本中有个重要角色——女特务崔国芳,导演们一直在物色合适的演员。

有人向导演推荐了姚品兰。导演看过她的话剧演出后,觉得这个女孩形象气质都符合要求,表演也有一定基础,就决定让她来试试。

姚品兰接到通知后既兴奋又紧张。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电影拍摄,而且还要演一个反派角色。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反复阅读剧本,揣摩角色心理。崔国芳表面上是个温文尔雅的女子,实际上却是个训练有素的特务,心狠手辣,诡计多端。

拍摄过程中,姚品兰展现出了很强的塑造能力。她把崔国芳那种表面温柔、内心阴险的双面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有场戏是崔国芳伪装成进步学生,实际上却在暗中收集情报。

姚品兰演出了那种虚伪的亲切感,眼神中又时不时闪过一丝算计,让观众看了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1949年,电影《无形的战线》在全国上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谍战片,引起了巨大轰动。

观众们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这样一个复杂的女特务形象,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姚品兰塑造的崔国芳成为新中国银幕上第一个女特务形象,载入了中国电影史。

一夜之间,姚品兰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

报纸上开始出现关于她的报道,观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东影厂。这个从新疆走出来的女孩,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在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中留下了第一笔。

195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不久。这个厂是新中国的重点电影制作基地,从全国各地选拔优秀人才。姚品兰因为在《无形的战线》中的出色表现,被调入北影厂担任演员。

进入北影厂后,姚品兰正式改名为姚向黎。"向黎"二字,寓意着向往光明,向往黎明,象征着对新中国美好未来的期待。

北影厂汇聚了新中国最优秀的电影工作者。于蓝、于洋、谢芳、陈强、谢添、赵子岳、张平、凌元等演员都在这里工作。姚向黎和这些志同道合的同仁一起,投身于新中国的电影事业。

她先后出演了《新儿女英雄传》《一贯害人道》等影片。在《新儿女英雄传》中,她饰演一个农村妇女,把那种朴实善良的形象演得非常真实。

在《一贯害人道》中,她又挑战了不同类型的角色。每一次表演,姚向黎都全身心投入,力求把角色演活。

那个年代的演员没有什么明星架子,大家都是抱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在工作。

拍戏条件艰苦,没有空调没有化妆间,大热天也要穿着厚重的戏服在烈日下一遍遍重拍。姚向黎从不叫苦叫累,导演说再来一次,她就立刻调整状态重新表演。

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1952年,姚向黎和于蓝、田华等人一起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举办的表演干部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专门面向有一定表演基础的文艺工作者,进行系统的表演理论学习。

在训练班,姚向黎如饥似渴地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研究角色分析方法,把过去凭直觉摸索的表演技巧上升到理论高度。

训练班结业后,姚向黎被分配到中央实验话剧院担任演员。她在话剧舞台上参演了《小市民》《暴风骤雨》《桃花扇》《大雷雨》等多部作品。

话剧和电影不同,每一场演出都是现场进行,容不得半点差错。姚向黎在话剧舞台上进一步磨练了自己的表演功底,台词、形体、情感表达都更加炉火纯青。

到了1950年代中期,姚向黎已经成为中国文艺界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

她曾经跟随一个文化交流团出访国外,在那次出访中,代表团还会见了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家卓别林。那是姚向黎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世界级的电影大师,深受震撼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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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碎的婚姻与三个儿子

事业顺风顺水的姚向黎,感情生活却经历了不少波折。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姚向黎认识了韩世翼。韩世翼也在文艺系统工作,两人因为共同的理想和志趣走到了一起。

那个年代的恋爱很简单,没有什么物质条件的考量,只要志同道合就可以结为夫妻。

婚后不久,姚向黎就怀孕了。1950年代初,她先后为韩世翼生下三个儿子。大儿子出生的时候,姚向黎25岁左右,正是事业上升期。

二儿子和大儿子相差几岁,小儿子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比大儿子小了好几岁。

三个儿子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那个年代的演员收入并不高,就是固定工资,要养活一家五口人非常吃力。姚向黎不得不拼命工作,接更多的戏,挣更多的钱来维持家用。

可这样一来,她就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了。每天早出晚归,不是在剧组拍戏,就是在剧院排练,回到家里已经筋疲力尽。三个年幼的儿子只能交给保姆照看,或者让邻居帮忙看着。

韩世翼对妻子这种工作狂的状态很不满。他觉得作为母亲,姚向黎应该多花时间陪伴孩子,而不是整天在外面忙事业。可姚向黎觉得自己也是迫不得已,不多赚点钱,一家人怎么生活?

两口子为这事没少吵架。韩世翼说姚向黎不顾家,姚向黎说韩世翼不理解自己。争吵越来越频繁,感情越来越淡。到后来,两人基本上没什么话可说了,各过各的。

特殊时期到来后,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文艺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姚向黎所在的单位也不能幸免,她自己虽然没有被打倒,可也经历了不少折磨。

更让她痛苦的是,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她接连失去了三位至亲。父亲姚雄去世了,这位曾经在抗战中立下功劳的老人,在动荡中离开人世。

第一任丈夫韩世翼也去世了,虽然两人早已分居,可听到这个消息,姚向黎还是难过了很久。另外还有一位家人也在那段时期离世,具体情况已经无从考证。

接连失去至亲的打击,让姚向黎几乎崩溃。可她还有三个儿子要养,不能倒下。她咬着牙挺了过来,继续艰难地生活着。

等到特殊时期结束,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姚向黎也慢慢走出阴影,重新投入到工作中。这时候,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赵明。

赵明也是文艺圈的人,也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的磨难。两个同病相怜的人走到一起,相互扶持,相互安慰。这一次,姚向黎和赵明没有再要孩子,她已经有三个儿子了,年纪也不小了。

1973年,姚向黎从电影和话剧舞台上退下来,到中央电视台的少儿业余演出队任教。后来中央戏剧学院招收儿童剧演员班,她又到中戏当表演老师。

在中戏任教的那些年,姚向黎培养了不少优秀学生。蔡国庆、许亚军、钟浩、任冶湘、薛白等后来成名的演员,都是她的学生。

她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表演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学生们都很尊敬这位姚老师。

可在培养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她却顾不上教育自己的三个儿子。

大儿子还算懂事,从小就知道母亲不容易,自己努力学习,长大后找了份工作,成家立业。可二儿子和小儿子,却让姚向黎操碎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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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失控的两个儿子

二儿子从小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有什么心事都憋在心里。在学校里,他成绩还不错,老师对他评价也挺高。可这孩子心理太脆弱了,经不起挫折。

高中毕业那年是人生的转折点。二儿子参加高考,平时成绩不错的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可考试那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压力太大,也可能是准备不够充分,他发挥得很不好。成绩出来后,分数低得可怜,连普通大学都考不上。

这个打击对二儿子来说是毁灭性的。他觉得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期望,对不起母亲这些年的辛苦。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不吃不喝。

姚向黎推开门看到儿子的样子,心都碎了。她劝儿子,一次考试失败不算什么,可以复读再考,可以去上技校,路有很多条。

可二儿子听不进去。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绝望中,慢慢地患上了抑郁症。

姚向黎带他去医院看病,医生诊断为重度抑郁症,需要长期服药治疗。从那以后,二儿子就成了家里的一块心病。他无法正常工作,生活也无法自理,需要人照顾。

小儿子的问题就更严重了。这个最小的孩子从小就调皮捣蛋,在学校里是老师头疼的对象。他不爱读书,上课不听讲,作业不做,考试成绩一塌糊涂。姚向黎工作忙,根本管不住他。

随着年龄增长,小儿子越来越不着调。十几岁就开始在外面混社会,跟着一帮小混混打架斗殴。他学会了抽烟喝酒,学会了说脏话,学会了欺负弱小。

姚向黎苦口婆心劝他,让他回到正道上来,可他根本不听。母亲说多了,他还嫌烦,甩门就走,好几天不回家。

姚向黎看着儿子一步步滑向深渊,心里急得不行,可又无能为力。她想过狠心不管他,让他自己吃点苦头,可又做不到。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哪有母亲真能放弃孩子的?

小儿子在外面混得越来越凶。他加入了一个小团伙,专门在某个地段收保护费。看谁不顺眼就上去打一顿,完全是小流氓的做派。这样的生活方式注定不会长久,终有一天会出事。

那天晚上,小儿子和团伙里的人一起去某个地方收保护费。对方不愿意交,双方就起了冲突。打斗中,小儿子下手特别狠,拿起棍子朝对方头上砸。对方倒地后,他还不解气,又踢了好几脚。

等警察赶到现场时,被打的人已经伤得很重了。送到医院一检查,颅骨骨折,脑震荡,多处软组织挫伤,构成重伤。小儿子和团伙里的人全部被抓。

法院审理后,认定小儿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数年。判决书下来的那天,姚向黎坐在法庭旁听席上,泪流满面。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会走到这一步。

小儿子被送进监狱服刑。姚向黎每个月都去探监,给他送钱送物。她希望儿子在监狱里能好好改造,出来以后重新做人。可小儿子在监狱里的表现并不好,经常违反监规,被关过禁闭。

这几年里,姚向黎一天天老去。她退休了,不再工作,每个月靠退休工资生活。

第二任丈夫赵明身体也不好,两个老人相依为命。大儿子偶尔来看她,会给她一些钱。二儿子因为抑郁症,需要她照顾和接济。

姚向黎省吃俭用,把能省的都省下来。她很少买新衣服,一件衣服穿好多年。吃的方面也很简单,经常是剩菜剩饭热热就凑合一顿。她把省下来的钱都存起来,一点一点积攒。

她心里有个盘算。自己年纪大了,说不定哪天就会生病住院,得留点钱看病。

另外,大儿子虽然现在还好,可将来也要养老。二儿子身体不好,更需要钱。至于小儿子,等他出狱了,也需要钱重新开始生活。

就这样,姚向黎辛辛苦苦攒下了几万块钱。在2003年的北京,几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够普通人家一两年的开销了。这些钱都是她一分一分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浸透着她的汗水和心血。

2003年,小儿子刑满释放,走出了监狱大门。

那天,78岁的姚向黎早早就起来了。她翻出儿子以前的衣服,洗干净叠好,又到菜市场买了一堆菜,准备给儿子做一桌好吃的。

虽然这些年儿子在监狱里让她操了不少心,可终归是自己的骨肉,出来了总该好好接待。

可姚向黎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重逢会成为她人生的终点。

小儿子出狱后,姚向黎发现他并没有什么悔改的意思。在监狱里关了几年,他不仅没有学好,反而变得更加暴戾。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凶狠,说话的语气也很冲。

更让姚向黎担心的是,小儿子出狱没几天就开始向她要钱。起初是说要买点生活必需品,几百块。姚向黎心疼儿子,给了。

过两天又来要,说要添置衣服,又是几百块。姚向黎想着儿子刚出来,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也给了。

可接下来的日子里,小儿子要钱的频率越来越高。三天两头就来一次,每次开口就是几百上千。

他说要租房子,要找工作,要做生意,各种理由层出不穷。姚向黎虽然心疼钱,可还是一次次满足他。

在她看来,儿子坐了牢,出来后要重新开始生活,确实需要钱。作为母亲,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她翻开存折,看着上面的数字一天天减少,心里虽然肉疼,可还是咬牙给儿子拿钱。

可她没有发现,自己这种无原则的给予,正在滋养着一个怪物。

小儿子拿着母亲的钱,根本不是去找工作,也不是去做生意。

他又开始在外面鬼混,该干嘛干嘛,钱花得飞快。等钱花完了,他就回来找母亲要。在他看来,母亲有钱,给他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天,小儿子又来了。他一进门就说要钱,而且这次要的数额特别大,好几千块。

姚向黎拿出存折一看,账上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大半年来,她给小儿子的钱加起来已经上万了,自己辛辛苦苦攒的积蓄快要被掏空了。

姚向黎握着存折,沉默了很久。她看着站在面前的小儿子,心里百感交集。终于,这位78岁的老母亲说出了那句话,那句改变一切的话,那句让她付出生命代价的话。

她说,钱真的没有了,剩下的这点要留着,给大儿子和二儿子养老用。

就是这句话,点燃了小儿子心中的怒火。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个家将会发生一场惨剧,一场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