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纽约的迷雾，像一床潮湿而又冰冷的被子，严严实实地压在我的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叫林薇，二十八岁。
曾经，这个名字在茱莉亚音乐学院里，是和“天才”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
我的小提琴演奏，曾被学院里最挑剔的教授誉为“充满了上帝的灵感和魔鬼的技巧”。
所有人都以为，我将是下一个在卡内基音乐厅大放异彩的华裔演奏家。
但三年前的一场雨夜，一辆失控的黄色出租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刺耳的刹车声和剧烈的撞击，不仅撞碎了我的小提琴，也撞碎了我的梦想。
我的左手手腕，那只控制琴弦、赋予音乐生命的手，神经严重受损。
尽管经过了漫长而又痛苦的康复治疗，但我再也无法进行高强度、高技巧的演奏。
那些曾经在我指尖下流淌的帕格尼尼和维尼亚夫斯基，如今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梦。
我的艺术家签证，也因为我无法再履行“杰出艺术家”的职责，即将在两个月后彻底失效。
我将面临被强制遣返的窘境。
为了支付茱莉亚那天文数字般的学费和后续高昂的治疗费用，我早已债台高筑，欠下了几家银行一大笔学生贷款。
如今，我只能在皇后区一家拥挤嘈杂的小咖啡馆里打工。
我的工作是端盘子、擦桌子、在吧台后面冲泡一杯又一杯的拿铁和卡布奇诺。
我每天闻着浓郁的咖啡香，心里却全是化不开的苦涩。
那些曾经为我的琴声献上雷鸣般掌声的客人，现在只会不耐烦地催促我快点上餐。
回国？
我怎么回去？
回去面对从小就对我倾注所有心血、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的父母，告诉他们，他们的女儿，已经从一个天才，变成了一个连签证都保不住的失败者？
回去接受所有亲戚朋友那些看似同情、实则幸灾乐祸的目光？
不，我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
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能说的、比成为演奏家更宏大的秘密梦想。
我要复兴我爷爷的荣光。
我的爷爷林梓安，曾是上个世纪国内一位技艺高超、极富盛名的制琴师。
他制作的提琴，据说音色足以媲美意大利克雷莫纳的古董名琴。
但在我出生前，一场神秘的大火，将他毕生心血所在的制琴工坊，连同所有珍贵无比的设计图纸和家族传承的秘方，全部付之一炬。
爷爷受不了这个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放下刻刀，再也没有制作过一把琴，没过几年就郁郁而终。
这场大火，成了我们整个家族心里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而我，作为林家唯一继承了绝对音高和音乐天赋的后代，从我第一次拿起小提琴的那一刻起，就在心里默默发誓。
我要让“林家”的提琴，重新响彻在世界的舞台上。
现在，我梦想的双翼，一只已经被车祸折断，另一只，也即将被现实的牢笼所彻底禁锢。
走投无路之下，我几乎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一个隐藏在唐人街深处、专门处理各种“疑难杂症”的移民中介。
中介是个精明的犹太人，名叫戈德斯坦，办公室里堆满了发黄的文件和快餐盒。
他听完我的情况，用那双小而锐利的眼睛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咂了咂嘴，从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抽出了一份看起来很特别的蓝色档案。
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林小姐，你的情况很棘手，但……我这里正好有一个项目，或许能帮你，只是它有点……特殊。”
“怎么特殊？”我急切地问，像一个即将溺死的人看到了漂来的一块浮木。
“有一位非常有钱的美国白人老先生，公民身份，想找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结婚。”
“假结婚？”我皱起了眉头，心里立刻涌起一阵本能的反感和警惕。
“可以这么说，但又不太一样，”戈德斯坦推了推他那副油腻的金丝眼镜，压低了声音，“这位先生不图你的钱，不图你的人，他只要‘完成一个手续’。条件极其优厚，但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硬性要求，对方必须有顶尖的艺术背景，最好是音乐专业。”
我心里一沉，觉得这像是一个为我量身定做的骗局或桃色圈套。
“他图什么？一个有钱的美国老头，为什么要找一个中国女人结婚？还要有艺术背景？”
“我不知道他图什么，我的客户有各种各样的怪癖，我只负责牵线拿佣金，”戈德斯坦耸了耸肩，摊开双手，“至于为什么是你，因为符合他‘顶尖艺术背景’和‘中国女性’这两个条件的，又恰好急需身份、马上就要被赶出美国的人，据我所知，整个纽约，只有你一个。”
他将一份打印出来的资料推到我面前，上面有对方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和首席合伙人的联系方式，那是一家在华尔街如雷贯耳的顶级律所。
一切都显得无比正规，正规到让我感到害怕。
“去见一面吧，林小姐，你现在的情况，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戈德斯坦看着我，露出一丝商人特有的、冷酷的微笑。
最终，我还是去了。
在曼哈顿的公园大道，一栋可以俯瞰整个中央公园的顶层豪华公寓里，我见到了那个神秘的男人。
亚瑟·米勒，六十八岁。
他头发花白，梳理得一丝不苟，虽然坐在轮椅上，但身形清瘦，精神矍铄，身上穿着一件质地考究、一看就价值不菲的灰色羊绒衫。
他的公寓，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一座小型的私人艺术博物馆。
墙上挂着几幅我只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画册里见过的抽象派名画，罗斯科的巨大色块，波洛克的狂乱线条。
但最引人注目，最让我挪不开眼睛的，是客厅一整面墙的、由恒温恒湿的防弹玻璃打造的巨大陈列柜。
里面，像等待检阅的士兵一样，静静地陈列着十几把一看就价值连城的老式小提琴。
在柔和的射灯映照下，那些古老的琴身闪烁着迷人而又神秘的暗红色光泽，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几个世纪以来的音乐传奇。
我甚至在其中看到了……一把斯特拉迪瓦里，还有一把瓜奈利！那是所有小提琴手梦寐以求的圣物！
亚瑟的眼神，冷漠而疏远，像一潭深不见底的、结了冰的古井。
他开门见山，语气像在谈一笔商业合同，不带一丝一毫的人类感情。
“中介把你的资料给我看过了。茱莉亚毕业，很好。”
他示意管家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继续用他那没有起伏的语调说。
“我需要一个妻子，帮你解决绿卡问题。”
“你只需要配合我，直到你的身份彻底办妥。”
他的直接和冷漠，反而让我心里安定了一些。
这似乎真的是一场纯粹的、各取所需的交易。
“为什么……是我？”我还是忍不住问出了那个盘旋在我心中最大的疑问。
亚瑟没有直接回答，他缓缓地转动轮椅，目光扫过那一排珍贵的藏品，淡淡地说：
“我需要一个懂音乐的人，一个真正懂这些宝贝的人。”
“仅此而已。”
我从那栋可以俯瞰整个纽约繁华的豪华公寓里出来，感觉自己像是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
刺眼的阳光照在身上，却没有一丝暖意。
我回到了我那间位于皇后区、只有十几平米、窗户正对着别人家后院垃圾桶的狭小出租屋。
巨大的落差感，让我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和恶心。
我彻夜难眠。
一边，是出卖婚姻、出卖尊严换取美国身份的巨大屈辱感。
另一边，是被遣返回国的绝望现实，和那个遥不可及的、重振家族制琴手艺的梦想。
我走到墙边，取下那把挂在墙上的老旧小提琴。
这是爷爷留给我唯一的遗物，也是那场神秘大火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一把琴，因为当时被我父亲带回了家，逃过一劫。
琴身已经有些斑驳，弦也早已松弛，但我依旧能从它温润的木质和优雅的线条中，感受到爷爷当年那双巧手的温度。
我仿佛又看到了爷爷临终前，躺在病床上，枯槁的手紧紧抓着我的手，看着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不甘、期盼和遗憾。
我的内心，在尊严和梦想之间，进行着一场残酷无比的拉锯战。
最终，天平开始不可逆转地倾斜。
我对着那把旧琴，像是在对爷爷的在天之灵发誓一样，喃喃自语。
这不是堕落。
这不是出卖。
这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
是为了让“林家”的提琴，不至于就此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是为了让爷爷的灵魂，得以安息。
这是……一种牺牲。
第二天，我用公共电话亭里的电话，联系了亚瑟的律师，告诉他，我同意这桩婚事。
对方的反应，平静得像是在处理一份普通的文件。
他很快通过邮件，给我发来了一份极其严苛、厚达几十页的婚前协议。
协议里用最严谨、最复杂的法律条文，明确表示亚瑟·米勒名下所有的财产，包括那栋公寓、他公司的股份、他的艺术品收藏，以及那些价值连城的小提琴，都与我林薇没有任何关系。
我甚至需要签署一份附加声明，表示我清楚地知道，这场婚姻不涉及任何感情因素，我无权以任何理由，在婚后向米勒先生索取除协议规定外的任何财物。
我看着这份冷酷到极点的协议，反而笑了。
笑得有些凄凉，也有些解脱。
我毫不犹豫地，在每一页需要签名的地方，用尽力气，签下了我的名字。
这让我更加确信，亚瑟·米勒只是需要一个“妻子”的身份，来办某件不为人知的事情。
而我，林薇，只是他选中一个最合适的、懂音乐的、又恰好走投无路的、可以随意丢弃的工具人。
没有仪式，没有教堂，没有宾客，甚至没有一句“我愿意”。
在一个普通的纽约工作日，我和亚瑟，在他的两个西装革履的律师的陪同下，去了纽约市政厅。
在一位嚼着口香糖、面无表情的黑人办事员面前，我们在散发着油墨味的文件上，签下了各自的名字。
前后不过十五分钟。
我就从林薇，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林薇·米勒”。
从市政厅出来，亚瑟从头到尾没有一丝笑容，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完成一项枯燥乏味的年度审计。
他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就在管家的帮助下，上了他那辆黑色的劳斯莱斯。
我按照协议，收拾了我那点少得可怜的行李，搬进了亚瑟那座位于公园大道的空中宫殿。
我住进了远离主卧的一间巨大客房，房间的装修风格是极简主义，冷得像一间手术室，窗外就是中央公园一望无际的绿色。
但住在这里，我感觉比在我那间堆满杂物的小出租屋里，还要压抑和孤独。
我和亚瑟，就像是合租在一间巨大房子里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他有他的生活轨迹，我有我的活动空间。
我们每天会在那张长得可以当乒乓球桌的餐桌上一起吃饭，但几乎零交流。
管家会像个精准的机器人一样，为我们准备好精致的餐点。
我们默默地吃完，刀叉碰撞在瓷盘上发出的清脆声响，是这栋豪宅里唯一的背景音乐。
然后，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我渐渐发现，亚瑟的生活，极为孤僻，甚至可以说，是与世隔绝。
他从不邀请任何朋友来访，也从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
每天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一个人待在他的书房里，我不知道他在里面做什么。
或者，他会坐在轮椅上，来到那个巨大的玻璃陈列柜前，静静地看着里面那些小提琴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他脸上的表情，总是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痛苦和疲惫。
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斯特拉迪瓦里、瓜奈利……任何一把，都足以让全世界的小提琴家为之疯狂。
但他却从不触碰它们。
我住进来的一个月里，从未见他拿起任何一把琴来演奏，甚至连擦拭保养，都是由一支专业的修复团队定期上门来完成。
在团队工作的时候，他会把自己锁在书房里，一步也不出来。
他只是看。
用一种近乎自虐的、充满了痛苦和渴望的眼神，远远地看着。
那种眼神，不像是一个收藏家在欣赏自己的珍宝，更像是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在隔着铁窗，遥望着他永远无法触及的自由世界。
这种诡异的违和感，像一根看不见的刺，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心悸和不安。
领证一周后，就在我以为这种“同居陌生人”的平静生活，会一直持续到我拿到绿卡的那一天时，一个意外的指令打破了这死水般的宁静。
亚瑟的管家，一位名叫詹姆斯的、总是面无表情的英国老人，敲响了我的房门。
“米勒夫人，”他用他那毫无起伏的伦敦腔，恭敬地对我说，“先生请您去书房一趟。”
“米勒夫人”这个称呼，每一次听到，都让我感到一阵生理性的不适。
我的心，瞬间提了起来。
我不知道这位名义上的“丈夫”，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他终于要摊牌了吗？他需要我履行的“义务”到底是什么？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第一次走进了那间一直对我紧闭的、巨大的书房。
书房的墙壁，是通顶的深色樱桃木书架，里面摆满了各种精装的法律、金融和艺术史书籍，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皮革和雪茄混合的味道。
亚瑟坐在那张巨大的、几乎可以当床用的红木办公桌后面，表情一如既往的平静，像一尊没有生命的、正在等待风化的古罗马雕像。
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那张冰冷的皮椅上。
他没有说任何废话，没有寒暄，也没有客套，直接将一份装在蓝色文件夹里的文件，从桌上推到了我的面前。
“这是你的绿卡申请加急处理文件，我的律师会全程跟进。”
他的声音，依旧是那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冷冰冰的、像机器合成一样的语调。
“你的背景很干净，我们的‘婚姻’材料也准备得很充分。顺利的话，一年之内，你会拿到永久绿卡。”
我刚想开口，按照礼貌说一句“谢谢”。
亚瑟却抬起手，用一个轻微但坚决的动作，阻止了我。
他看着我，用一种仿佛在宣读最终判决的、不容置疑的语调，说出了让我毕生难忘的话。
亚瑟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像两口深不见底的、结了薄冰的古井，静静地看着我，里面没有任何波澜。
他缓缓地，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仿佛在宣读上帝最终审判的语调，开口说道：
“绿卡，我会给你。”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积蓄力量，让这几个字沉淀在空气中。然后，他又将另一份厚厚的、用蓝色硬壳封面包裹的文件，推到了我的面前。
“这套位于格林威治村的独立房产，是我早年购置的一处物业，有独立的录音室和花园。目前市场价值大约是八百万美元。明天，我的律师会带着你，办完所有的过户手续，它将转到你的名下。”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嗡嗡作响，像被投入了一枚深水炸弹，完全无法处理这突如其来的、如同神话一般的巨额馈赠！
“为……为什么？！”我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手撑着冰冷的红木桌面，身体因为极度的震惊而微微颤抖，“我们的协议里根本没有这个！我不需要！您到底想干什么？”
亚瑟没有理会我的震惊和失态，他的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一丝难以言喻的、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的疲惫和解脱。
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用一种近乎宣判的口吻，说出了那句让我血液凝固的话：
“从此，我们两清，永不相见。”
“两清？！”我失声尖叫起来，这个词比那八百万美元的房产更让我感到恐惧和荒谬，“我们之间根本不认识！除了这场明码标价的交易，我们有什么可清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亚瑟没有回答我。
他缓缓地，用手驱动着轮椅的轮子，在厚厚的地毯上无声地滑行，来到了书房角落一个巨大的、像银行金库一样厚重的老式保险柜前。
他从脖子上取下一串古朴的黄铜钥匙，又在密码盘上输入了一连串复杂的密码。
只听“咔哒”一声沉闷的巨响，那扇足以抵挡炸弹的厚重柜门，应声而开。
我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我的直觉告诉我，一个巨大的、足以颠覆我全部认知的秘密，即将被揭开。
只见亚瑟从保险柜最幽深、最黑暗的角落里，小心翼翼地，用一种近乎虔诚、甚至带着一丝恐惧的姿态，捧出了一个早已泛黄、布满岁月痕迹的樟木匣子。
他将木匣子放在那张巨大的办公桌上，推到我的面前，用眼神示意我打开它。
我的手在颤抖，我的心在狂跳，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囚犯，在等待最后的审判。
我伸出手，用尽全身的力气，掀开了那沉重的、带着一丝樟木香气的匣盖。
看清楚匣子里东西的瞬间，我如遭雷击，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全部倒流回了心脏，整个人僵在原地，无法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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