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12日凌晨，北京的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城市还在酣睡，一封带着双重红戳的请柬却送到西四某所宿舍——收件人是时年三十九岁的杨拯民。请柬内容简短：当晚七时，人民大会堂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

他盯着日期想了几秒，脑中闪过父亲杨虎城被害那年——1949年9月——那个阴沉的山城下午。父亲遇难已经十二年，坟茔在歌乐山松林深处，山风吹过仍带硝烟味。今晚的宴会，注定不同寻常。

上午九点，他照常到国家建材局报到，交代完两份技术方案便匆匆离开。秘书好奇追问去向，他摆摆手：“晚上有个老事，要了结。”语气平静，指尖却微颤。这份请柬勾起太多回忆，既沉重又逼人。

时间往回拨二十四年。1937年6月28日，上海外滩华安路弄堂里，少年杨拯民替父亲铺好茶炭，父子彻夜长谈。临别时，杨虎城捧着儿子肩膀低声道：“好好读书，革命不是蛮干，缺了科学只会吃亏。”这一句，被他记了一辈子。

可不到三个月，卢沟桥枪声划破北平夜空；再三个月，杨虎城在南昌被秘密扣押。从此父子阴阳两隔。杨拯民当时十五岁，被赶往延安马列学院。他对同学说：“我没时间难过，父亲被扣，我得先站住脚。”话里带着倔劲儿，也带着少年人的青涩。

延安岁月熬人也淬火。白天练队列，夜里啃《论持久战》。1938年春，他成了抗大第四期学员。日子紧，饭碗里常是窝窝头加盐巴，可课堂上谈到国际形势，眼睛仍亮得像灯泡。老师罗瑞卿说他“脑子快，能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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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四十年代，关中分区部队吃紧，他先后在米脂、大荔主抓统战。27岁那年，已是西北野战军某分区司令员。战事忙碌，他却始终惦记父亲下落。重庆、贵阳、息烽……一封封询问电报像石子丢进深井，没有回音。

1949年12月15日，西安初雪。老部下赵寿山突然来电，要他即刻赴渝。两张黄电纸写着：杨虎城、谢葆真等于9月17日遇害；遗体已收敛，请家属速来。看到“遗体”二字，他只觉胸口骤冷。

入重庆，再见父亲，却是残破棺椁。棺盖一打开，他差点昏倒——特务泼过硫酸，面目已被腐蚀。小妹杨拯国只剩一绺带头皮的碎发。邓小平赶来，叮嘱工作人员换最好的棺木，“别心疼钱”。噩梦般的画面狠狠烙进他脑海。

丧事办完，他拒绝留军队，主动申请转业。中央考虑再三，同意他去玉门油矿。那里风沙大、淡水少，他却说：“一钻到底，心里就踏实。”1957年，玉门产量突破百万吨，油工们爱叫他“杨局”。车间墙上贴着一句话：惦记父亲，就多打一口好井。

转眼来到招待会当晚。会场灯火辉煌，空中吊灯映出一圈淡金色。周恩来举杯致辞，评价西安事变“千秋功业”。说到杨虎城、张学良时，周总理眼眶泛红，声音放缓：“十二年过去，虎城将军一家牺牲四人，张学良还囚禁台湾，怎能不痛惜？”

敬酒环节，周恩来到杨拯民身前，轻声道：“咱们该多保重。”杨拯民抿着酒，一字一顿：“总理，我心里一直有件事不甘心。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市面上传闻太杂。亲历者渐渐老去，再不梳理，就晚了。”

“好，马上着手。”周恩来答得干脆，“统战部牵头，军委、政协协助，材料能搜的全搜。”两人目光交汇，很短一瞬，却像拍板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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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会场，夜风扑面，杨拯民的呢子大衣被掀起一角，他忽然觉得肩头轻了些。后来，他参与编辑《西安事变资料选编》，足足七卷。

1979年，他又协助整理《杨虎城将军文集》。首发那天，他在页边写下一行小字：

“父亲，欠您的解释，今天还给您。”

1998年10月23日，杨拯民病逝于北京。床头放着那本文集，翻到序页，纸张卷了角。有人说他一生职位不少，却始终没离开“西安事变”这四个字。大概是因为，12岁那夜父亲的叮嘱、渣滓洞的旧棺、人民大会堂里那杯酒，都把他的轨迹牢牢拴住，再难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