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人员的宿命，总被一句“刀尖上的舞者”精准概括。他们脚下是万丈深渊，身前是无形利刃，每一次呼吸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次搏动。这份职业的煎熬从无定数，或许是审讯室里几小时的极限拉扯，或许是潜伏岁月里数日的彻夜难眠，更有可能，是贯穿一生的隐秘与煎熬，连落幕都带着未解的谜团。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硝烟与霓虹交织成最危险的舞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场针对中共潜伏组织的雷霆搜捕打破了租界的虚假平静，日军警精准捣毁了一个核心情报网络。没人想到，这场灾难的源头，竟能追溯到千里之外东京，与二战史上最传奇的间谍佐尔格的落网紧紧缠绕，一条看不见的锁链，正从东京缓缓伸向上海的隐秘角落。
这个被摧毁的组织，便是中社部上海情报科。一个在中共情报史上神秘且具有里程碑级的情报网。彼时，它直属于延安指挥，与中共上海市委平行独立，互不交叉的工作模式让其隐秘性达到极致。这里汇聚的皆是精英，触角深入南京汪伪政府核心圈层，甚至能触及日本东京首相官邸的机密。那些从敌人心脏地带获取的情报，源源不断送往延安，部分还通过秘密渠道共享给苏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为中国抗战的战略部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研判，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撑。
1942年7月，灾难如期而至。沪宁两地的潜伏成员相继被日军捕获，整个情报系统瞬间崩塌，损失惨重。长久以来，提及这段史实的文字多是零散片段，字里行间尽是我方人员的英勇壮烈，却对其中出卖、变节的暗流避而不谈。这便留下了一连串令人费解的疑问：为何严密的组织会突遭重创？看似无懈可击的防线究竟在哪一环失守？这些谜团如同黄浦江底的礁石，偶尔因史料碎片浮出水面，转瞬又被历史的浪潮吞没。近年的《智者无敌》《东风雨》等影视作品曾试图还原这段过往，但艺术的美化终究掩盖了真相的残酷，潜伏者的绝境、生存的挣扎，从来都不是银幕上的惊险桥段所能全然诠释的。
这场无妄之灾的火星，最初在东京的阴影中悄然点燃。1941年，随着日军在亚洲战场的侵略步伐加速，国内对反战势力尤其是日本共产党的清查力度空前加剧，整个日本陷入白色恐怖。警视厅在翻查旧档时，注意到了曾于1939年被捕的前日共党员伊东立之妻青柳喜久代，这个在军需用品厂做工的女性，很快便承认了自己的日共身份，隶属于日共妇女支部。
青柳喜久代的供述抛出了关键线索，她提及自己是北林智子的外甥女，而北林智子正与美共日本科有着密切联系，核心工作便是搜集日军情报，再经美共渠道送往莫斯科。日军如获至宝，当即抓捕北林智子，又从她口中得知曾在美国洛杉矶为一名叫宫木的人出租房屋，怀疑此人同样涉足情报网络。1941年10月11日，宫木被捕，次日便全盘招供，承认自己是苏联红军情报部门下属“拉拇扎”小组的成员。这个意外收获让日军警狂喜，顺着宫木这条线，他们迅速逮捕了其女、情报员久津见子与译电员秋山，“拉拇扎”小组的外围力量被彻底清除。
三天后的10月14日，日军警逮捕了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尾崎秀实，这位以中国问题专家身份跻身日本权力核心的人物，当天便供出全部实情，让案情迎来突破性进展。尾崎秀实凭借近卫文麿亲信的身份，接触到大量核心机密，为苏联输送了无数关键情报。
尾崎秀实
此案牵连甚广，望族西园寺公望之孙西园寺公一、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等名流皆卷入其中，消息震动日本朝野。近卫文麿被迫辞职并被软禁于帝国饭店，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趁机上台，内阁迎来全面改组，日本的政治格局因这场情报案彻底改写。
老东京帝国饭店（1968年被拆除）
早在案情爆发前，“拉拇扎”小组核心人物佐尔格已收到匿名报警纸条，察觉危险临近的他计划与日本情人石井花子一同逃离。可这个身经百战的间谍却犯下致命错误，他没有烧毁纸条，反而随手丢弃在路边，被尾随的警视厅秘密警察拾获，这份纸条后来成为指控他间谍罪的关键物证。如今不少文学作品将其演绎为“打火机”证据，却难掩历史细节的遗憾与残酷。
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在石井花子家中被捕，小组其他成员也在同一时间落网。严刑拷打下，佐尔格承认了自己的苏联间谍身份，供述了1933年9月奉命赴日建立情报网的全过程。以“拉拇扎”为代号，他用数年时间构建起一个涵盖4国国籍、掌握9种语言、分布于18个关键岗位的39人情报网络，为苏军统帅部提供了德军进攻苏联的计划、日军远东战略意图等足以影响战局的情报。
值得一提的是，“拉拇扎”小组成员中虽有数名中国人，却与中共无直接关联。正如佐尔格所言，“不能与中共直接接触，是莫斯科的严格命令”。日军最初审理此案时，也未将线索与中国境内的情报网络关联。但随着调查深入，尾崎秀实与中国的隐秘联系浮出水面，他涉嫌将天皇御前会议决定等顶级机密，传递给了身在上海的中西功。日军顺着这条亦师亦友的深厚羁绊追查，尾崎秀实与中西功每次赴日必相约见面的细节被核实，调查范围随即扩大，尾崎秀实在中国的所有关系人都被纳入监控视野，火星正顺着这条线索，悄然烧向中国。
上海，这座日军在华侵略的核心据点，成了火势蔓延的终点。中西功与西里龙夫等日裔成员，正是上海情报科获取战略情报的核心力量，其中中西功在情报系统内代号“大王”，地位举足轻重。这个看似带有地方属性的情报科，如果追溯其前身实则是1927年5月成立的中央特科余脉，那个在中共隐蔽战线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情报保卫组织。
1931年3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组织遭遇重创后被迫改组，先后由武胡景、王世英、刘仲华等资深情报领导人执掌，1936年3月至1937年秋，由王学文主持情报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坚守上海的情报精英再度改组，精锐力量组建为上海情报科，由徐强担任负责人。
同为特科成员的徐强，李云夫妇
适应抗战形势需求，上海情报科将核心任务定为对日战略情报搜集，组织与人员随之扩充。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裔成员，便是在这一时期加入组织，凭借特殊身份在情报网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切的缘起，都离不开特科前负责人王学文的未雨绸缪。这位留日17年的老党员，能说一口纯正日语，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教期间，敏锐发现部分日本青年对国内军阀、财阀的不满，便借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引导他们认清侵略战争的罪恶，秘密介绍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中中西功还担任了团支部组织委员。
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爆发，日本海军陆战队强令同文书院学生参与侵沪战争，团支部随即在校内开展反战运动，最终全体学生被遣返日本。精通中文的中西功回国后，追随尾崎秀实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凭借对中国的深入了解迅速成为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西里龙夫则继续坚守进步立场，因参与反战活动被捕入狱，1933年春出狱后，他奔赴上海担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次年便找到恩师王学文，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投身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
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后，西里龙夫凭借专业能力跻身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担任奏任级嘱 托即顾问，同时兼任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与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多重身份为他获取情报提供了便利。
中西功则在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当时日本最大企业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大连总社调查部，敏锐察觉到日本侵华策划中心转移至上海后，他设法调至满铁上海办事处，通过西里龙夫与王学文重新建立联系，1938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巧用职务便利，兼任日军支Na派遣军特别嘱 托与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驻上海委员，更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设立专属调查室并自任主任，顺势安排程和生等上海情报科成员潜入这个日籍核心情报机构。凭借日裔身份与合法职务的双重掩护，他们对日军机密情报明取暗窃，往来于敌人眼皮底下却始终未露破绽。在王学文奉命奔赴延安前，他郑重将西里龙夫、中西功等人的组织关系移交上级，这份精心搭建的日裔情报线，彼时看似固若金汤，却没人料到会成为日后灾难的导火索。
上海情报科的隶属关系随抗战局势几经更迭，每一次调整都牵动着整个情报网的安危。1936年3月至1937年秋，该组织由上海地方党组织领导，徐强始终担任具体负责人。1937年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上海八路军办事处成立，情报科随即改归“八办”管辖，由“八办”秘书长刘少文兼管，徐强仍主持日常工作。1938年下半年，刘晓、刘少文、徐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建三人上海工作领导小组，徐强任组长，继续专司情报工作的统筹与推进。
刘少文
1938年底，领导小组改组，刘少文接替徐强执掌情报科，组织架构进一步优化。1939年2月，上海情报科正式直属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与延安的联络更为直接紧密。同年4月，中社部副部长、中共南方情报系统核心领导人潘汉年秘密潜回上海，一方面着手扩充情报力量，另一方面搭建起与延安党中央直接对接的秘密电台，彻底打通了战略情报的输送通道。这年夏天，徐强与妻子李云奉命奔赴延安，前特科成员吴纪光接手，负责情报科日常事务。同年6月，情报科再度调整隶属关系，划归潘汉年情报系统，业务工作由北平特科创始人、吉鸿昌入党介绍人吴成方指导，吴纪光担任具体负责人，自此上海情报科正式融入潘汉年系统，不再作为独立组织存在。
中社部上海情报科的领导人沿革：徐强-刘少文-潘汉年
情报界曾流传一段形象的说法，精准概括了吴纪光麾下情报网的布局：以上海的中西功为“第一军”，坐镇南京的西里龙夫为“第二军”，潜伏在南京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陈一峰为“第三军”，贴身潜伏于汪精卫身边、担任日文翻译兼秘书的汪锦元则如同“独立旅”，而散落于沪宁锡各地的情报员构成灵活机动的“游击队”。除此之外，北平的尾崎庄大郎、钱志行，山西的白井行幸等人，组成了驻扎华北的“野战军”。这个以日裔特工为核心经纬编织的情报网络，凭借深入日伪高层的独特优势，总能精准捕获最有价值的核心情报，及时为中共中央研判时局、制定战略决策提供关键依据，就连毛泽东都对这份情报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汪锦元 陈一峰 西里龙夫
1941年10月中旬，东京的风暴已在酝酿。尾崎秀实被捕前敏锐嗅到危险气息，紧急向上海的中西功发送了一封仅有三个字的电报：向西去。发电人署名“白川次郎”，这是中西功早年撰写左翼文章时用过的笔名，知晓者唯有尾崎秀实一人，这份隐晦的警讯足以让中西功明白局势危急。按照常理，他应立即向西撤离至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根据地，可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乘船返回东京。他既要确认尾崎秀实等人的安危，更要趁机核实日军即将南进的战略动态，这份对情报的执着，最终将自己推向了深渊。
从东京返回上海后，中西功继续坚守岗位，分析研判日军新的战争动向，大半年的平静让他渐渐放松了警惕，危机感也随之消散。1942年6月16日，日本特高课警察以约谈为名诱捕中西功，同一时间，南京的西里龙夫、华北的白井行幸等人也相继落网。作为案件核心要犯，中西功与西里龙夫被火速押送东京巢鸭拘留所，等待他们的是无休止的审讯与惨无人道的酷刑，数次被打得内脏出血、不省人事，却始终在生死边缘挣扎。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流叙述都称中西功在狱中坚贞不屈，始终未透露接头人信息，仅承认自己是出于信仰为中共提供情报。可历史的真相往往更为复杂，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场情报案本该就此终结，不会牵连更多同胞。1942年7月29日，上海街头日军警车辆的呼啸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与中西功、西里龙夫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上海情报科成员，尽数落入日军魔爪。上海的程和生、倪子朴、丁弢，南京组负责人李德生，情报员汪锦元、陈一峰、陈三百等人无一幸免。唯一的例外，是往来沪宁的交通员张明达，他临机应变果断逃遁，才侥幸躲过一劫。日军特高课的搜捕精准得令人心惊，显然是早有准备，这场灾难以今天的视角回望，本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地震”。
中西功等人被捕的消息，第一时间便传入中共情报系统，对与之关联密切的上海情报科而言，这无疑是最高级别的火警。早在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时期，便定下一条铁律：一旦有人被捕，无论其是否可能叛变，所有关联人员必须立即撤离隐蔽，绝不抱有任何侥幸。上海情报科的上级本应当机立断，下达全员转移的命令，可历史却在这一刻拐向了致命的拐点。今天已经成为中共隐蔽战线中传奇人物和图腾之一的负责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决定：要求所有相关人员坚守岗位。
事后复盘可知，这个决定无疑是一场豪赌（也应该是负责人指挥情报网中重大败笔）。相信本意上是寄希望于表面的平静，让日特高课误以为中西功、西里龙夫清白无辜，无法获取指控他们的实质证据。这是一个超出常人想象的大胆设想，既需要决策者的魄力，更需要所有坚守者具备钢铁般的意志。可这个方案奏效的前提，是被捕者必须始终坚贞不屈、绝口不吐实情，一旦前提崩塌，所有坚守者都将沦为待宰的羔羊。而这场豪赌，最终以惨败收场。
究其原因，无非是组织对核心情报来源的不舍。程和生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的职位、陈一峰的中华联合通讯社首席记者身份、汪锦元在汪精卫身边的特殊位置，这些深入敌人心脏的情报据点来之不易，一旦撤离，再想重建如此高效的情报渠道难如登天，侥幸心理最终战胜了理智。南京的陈一峰得知西里龙夫被捕后，当即意识到危险临近，向该组织在南京的负责人李德生建议迅速撤离，却被驳回。李德生告诉他，此时逃跑会加重西里龙夫的嫌疑，且无上级指示，只能坚守。
这种无差别的坚守，甚至蔓延到了与中西功无直接关联的成员身上。丁弢原名金大鹏（前段时间著名的《繁花》原作者，便是其儿子金宇澄先生），是情报科的普通成员，曾因组织安排，假冒程和生的弟弟“程维德”与其短暂同住。当时产科医生房东要将亭子间改为病房，催程和生搬迁，不善言辞的程和生难以应付，组织便让丁弢临时顶替。那段时间，中西功曾特意到住处用日语大声打电话，以此吓唬房东，半年后程和生搬走，丁弢却继续留在辣斐德路斐邨。他早已察觉局势异常，上级只忙着转移别处资料，却既不告知实情，也未下达转移命令，最终在搜捕中被捕。更值得玩味的是，程和生是广东中山人，丁弢是江苏吴江人，口音差异明显，假扮同胞兄弟本就勉强，万幸审讯他们的是日本人，若换成熟悉方言的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早已露出破绽。
程和生原名郑文道，曾参加中共领导的江南抗日游击队，历经枪林弹雨的考验。被捕当天，他趁日军不备跳车自尽，虽身负重伤却未殒命，在医院治疗半个月后被提审时，再度纵身跃向窗外，壮烈牺牲，全程未留下一句口供，用生命诠释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种慷慨赴死的决绝，即便在凶险万分的隐蔽战线，也实属罕见。
潜伏者或许早已做好承受痛苦的准备，可面对极致酷刑，能始终只字不吐的人，终究是少数。今天的大环境变量，处于和平年代的我们，基本上对残酷环境下，生理上的极致痛苦以及心理摧毁的经历是全无的，以至于想当然的，当然也有为主题宣传的需要，而将当年落入魔窟的隐蔽战线特工们想当然认为是无坚不摧的，是百炼成钢的。可事实上，并不尽然，我们知道的能够扛过日伪（包括国民党特工机关）审讯手段，全程硬刚的，屈指可数。
上海情报科的成员们也不例外。
当南京的陈一峰得知西里龙夫被捕后，深感危险，向负责人李德生（纪纲）建议迅速撤离。李德生对他说：现在如果逃跑，将加重西里龙夫的嫌疑，所以不可；而且也没有上级的指示，只能坚守。与西里龙夫有工作联系的固然如此，和中西功没有直接关系的竟也如此。本名金大鹏的丁弢也是情报科成员，曾与中西功的联络员程和生短暂同住，但他在汪伪背景的《先导》杂志当编辑，与程没有横向的工作关系。他在那几天已觉得是出了什么事，因上级在布置运走别处的资料，但既不告知也未通知转移，结果在同一时段被捕。
程和生烈士，原名郑文道
1942年12月，丁弢经审讯被判7年徒刑后，与上海科的情报员倪子朴同囚一室，从对方口中获悉，是先被捕的两个日本籍成员供出了他们。在其晚年，丁曾给一位老友写信说，“汪锦元正巧住在其隔壁弄内，汪告诉他当时没有办法，日本人都知道了，“他们的党员身份及地址，都是日共西里龙夫招供的，而程和生两个地址，中西功都知道，程和生和我等三人被捕，都因日本人知道了地址，我住的辣斐德路斐邨，中西熟悉，不招供怎么知道住址？”
当年的辣斐德路，今天名为复兴中路
丁弢当年与程和生同住是组织上安排的，因当产科医生的女房东想把亭子间改成产科病房，一再催程和生搬走，而程讷于言辞，领导就让丁假冒程的弟弟，化名程维德住进去应付房东。在那之前，中西功曾到那地方故意用日语大声打电话，以吓唬那位女房东。两人同住半年，程和生就搬走了。但丁弢没有迁出，也被中西功供出。
其实，今天检讨，组织上这种安排本身有些轻率，因程和生是广东中山人，丁弢是江苏吴江人，口音很不同，扮成同胞兄弟实在勉强。当时审问他们的是日本人，如果是汪伪“七十六号”的特工，马上就会发现破绽。程和生原名郑文道，参加过中共领导的江南抗日游击队，经历过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被捕后当即跳车自尽，重伤未果，半个月医院治疗后提审时，再向窗外纵身一跃，壮烈牺牲。他没有留下一句口供，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这种慷慨赴死的行动，哪怕在刀锋上行走的隐蔽战线也不多见。即使平时已有面对凶险忍受痛苦的心理准备，但真的遭到严刑拷打，要挺过这一关并不容易。
据1982年在日本公布的《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披载，南京组负责人李德生在审讯时供出了上海情报科的组织、人员、日常活动、联络方法、工作重心、获取传递情报的途径和手法，以及所获各项情报内容，供述事无巨细，十分详尽。
上海的历史学者程兆奇读罢这份冗长的讯问记录后评述：“李德生在第十六次法庭讯问中自承‘罪孽深重’‘惭愧后悔’，并表示若蒙释回，愿以余生为‘大东亚圣战奋斗’。不论这一表示是否只是权宜之计，甚至不论以上供述是否尚有‘伏笔’，李德生的‘知无不言’，都已远远超出‘神圣’的革命与战争年代对‘贞操’要求的底线。从这一点上说，任何理由都已无法为‘变节’洗刷。”但也指出：“从第一次到第十五次讯问，无论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对中共反抗‘国内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努力，以至对‘共产主义’理想，李德生都以较‘正面’的口吻加以叙述。”
学者程兆奇
所以，李德生的供述对以后的情报工作是否造成危害是一回事，他的屈服是一回事，他是否已成死心塌地的背叛者是另一回事。”尽管李德生的供词有“悔悟”之意，但特高课认为此案“危害绝大”，对东京法院量刑的建议是“严重处断”，他还是被判无期徒刑。被判无期徒刑的，还有汪锦元和陈一峰。由于汪锦元此前在汪精卫身边工作时表现得勤勉尽心，深得汪妻陈璧君的信任，视同家人，她力促汪精卫出面向日方说项将汪等三人遣送回国，终使他们于1943年7月被押回中国，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
南京老虎桥监狱
包括上海情报科在内的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内勤外勤加在一起约为30至40人，各个时期合计计约多达100人左右。仅1942年这场无妄之灾，就有多位中心成员成员被捕，可谓损失惨重。尽管后来大都以不同方式出狱，经过审查重新入党，回到了革命队伍中，又在不同岗位上为情报保卫安全事业作出了贡献，但被捕的经历就像阴影一样伴随着他们的人生，在政治运动及干部审查中不时遭到质疑，影响任用和升迁。
1955年3月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更是无一例外地受到牵连，被停职拘押审查，再三申诉也无济于事，直到1982年8月潘汉年冤案昭雪后，才得以全部平反。
丁弢，原名金大鹏，曾为国民党冷欣部情报员，后加入中共
丁弢在1985年7月17日内部召开的“抗战时期上海情报史座谈会”上发言说：“中西功等日本人在被捕前为我们党做了不少工作是事实，但是怎样看待他们的被捕表现：招了口供，供出上海/南京我情报部门地下党员（代表上级的联系人）地址，造成了事实上的破坏，这究竟是什么性质，如果在审干中，该如何做结论，不是很清楚吗？对于出卖叛变的人，不能扬善隐恶。如果不分是非，就谈不上立准立好史料。同样的道理，对中西功等‘回忆录’一类东西，也应联系被捕的表现，必须用清醒的态度对待之……”
这是那场无妄之灾幸存者的直抒胸臆，是40年后对还原历史真相的呼唤。今天，当人们观赏以日本籍“红色特工”为主角的电影《东风·雨》和电视连续剧《智者无敌》时，很容易被复杂的故事、跌宕的情节、惊险的场面以及大智大勇的人物形象所吸引所感动，对他们的原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和追慕之意。他们的名字：中西功、西里龙夫等等，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周年期间，一再出现于各种中文媒体。这些早已故去的日籍“红色特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功臣、国际主义战士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断地获得热烈颂扬和崇高评价。然而，人们通常不会追问其中的事理逻辑有无任何漏洞，更不会想到他们还有某些从未曝光而出乎意料之外的行状。历史上有些隐秘的真相，一旦揭示出来， 就是如此冷峻。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勋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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