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一女子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开枪击中身亡。就事发经过,美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一名女性驾驶车辆冲撞联邦执法人员。

美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特里西娅·麦克劳克林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ICE工作人员在执行“有针对性”的行动时,“一名暴徒试图开着她的车冲撞”执法人员。一名执法人员“开枪自卫”,肇事者被击中身亡,该执法人员受伤。

事发后,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在记者会上发表讲话,指责ICE“只会让局势更加危险”,并公开要求ICE离开明尼阿波利斯。

明尼阿波利斯市长明确反驳了有关“执法人员系正当防卫开

很多人看到美国非法移民问题长期失控,都会产生一个直觉疑问:
一个世界头号强国,军队、财政、技术样样不缺,为什么连边境和移民都管不好?

ICE 枪击美国公民的事件,只是把这个问题以一种极端方式推到了台前。但真正的答案,并不在执法层面,而在更深的地方——在美国国家制度与思想传统的源头。

一、美国不是“管理人口”意义上的国家

理解美国移民问题,首先要放下一个习惯性的前提:
美国并不是按“人口治理国家”来设计的。

在近代欧洲国家传统中,国家的核心任务之一是:

  • 管控人口
  • 确定身份
  • 划定边界
  • 建立清晰的“内外之别”

而美国建国时,几乎反其道而行之。

二、建国思想的起点:防国家,而不是强国家

美国建国的思想核心,不是“如何让国家有效治理”,
而是“如何防止国家变得危险”。

制宪者最担心的,并不是边界失守、人口失控,而是:

  • 权力集中
  • 行政滥权
  • 国家机器侵害个人自由

因此,美国制度的基本取向是:

  • 先限制政府
  • 再讨论治理效率

这套逻辑,深刻影响了之后所有公共政策,包括移民。

三、美国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政治契约体

从思想史角度看,美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根本差异在于:

  • 欧洲:民族 → 国家 → 法律
  • 美国:法律 → 国家 → 国民

美国的“人民”并不是一个先验存在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可以被不断吸纳的政治集合

这意味着:

  • 国民身份是可加入的
  • 人口流动在观念上是正当的
  • 边界并非神圣不可侵犯

在这种思想框架下,“谁能进来”天然不是首要问题。

四、19 世纪的成功,掩盖了制度缺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制度运行得非常成功。

原因很简单:
现实条件完美匹配制度假设。

  • 土地极度充裕
  • 劳动力长期短缺
  • 移民大多来自相对接近的文化区域
  • 国家尚未进入高福利、高复杂治理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移民不是负担,而是资源。

于是,美国逐渐形成了一种历史记忆:
“开放 = 活力”,“流动 = 繁荣”。

五、真正的问题:历史情境改变了

20 世纪后半叶,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

  • 全球人口激增
  • 南北发展差距扩大
  • 跨国迁移从“机会选择”变成“生存选择”

美国不再是吸引少量移民的“新大陆”,
而是被动承接巨大人口压力的“高地”。

但关键在于:

美国的制度,并没有完成与这一变化相匹配的升级。
六、权利先于边界:一种思想上的必然

在美国法律体系中,有一个极其稳定的原则:

个人权利优先于国家便利。

这意味着:

  • 只要人进入美国领土
  • 宪法权利立刻启动
  • 国家在驱逐之前,必须完成一整套程序正义

从思想史角度看,这是自由主义逻辑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漏洞。

问题在于:
自由主义并不擅长处理“规模性压力”。

它为个体设计得很好,却从未为“数百万人的持续涌入”准备好答案。

七、联邦制进一步放大了制度摩擦

如果说自由主义削弱了中央权力,那么联邦制则进一步碎片化了执行力。

移民事务属于联邦职权,但:

  • 地方政府可以基于政治立场消极配合
  • 地方警察并非联邦行政链条的一部分
  • 庇护城市可以公开抵制联邦政策

这使得美国在移民问题上,形成一种奇特状态:

规则统一,执行分裂。

八、ICE 枪击事件的制度含义

在这个背景下,ICE 枪击美国公民的事件,就不再是一个孤立事故。

它更像是制度张力的集中体现:

  • 政治系统要求“强硬表态”
  • 制度结构却拒绝提供有效工具
  • 执法压力被不断向一线压缩

当常规路径失效时,
任何判断失误,都可能变成灾难性事件。

九、结语:不是美国无能,而是路径依赖

美国解决不了非法移民问题,并不是因为技术不足,也不是因为道德虚伪。

而是因为:

它仍然在用一套为“移民社会”设计的制度, 应对一个“人口压力时代”的边界问题。

制度一旦形成路径依赖,
就不会因为问题变严重而自动进化。

ICE 的枪声,只是提醒人们:
当制度与现实长期错位,代价最终会以最不体面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