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还恨他吗？”闺蜜赵莉不止一次这样问我。我总是笑笑，端起咖啡说，一个身家百亿的人，哪有时间去恨一个活在上个世纪的人。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高建国，更没想过，二十五年后，当他儿子跪在我公司门口时，我问自己，这算是恨的终点，还是另一个笑话的开端。
我叫林晚秋，五十岁，未婚，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
他们一般叫我林总，或者在背后叫我“穿普拉达的女魔头”现实版。
今天下午的会议，市场部总监因为一个数据错误，被我当着几十个高管的面，骂到脸色发白。
我告诉他，我的公司不养连小学算术都做不好的人，给他一周时间，把这个季度的市场报告重写一百遍，或者自己提交辞呈。
他几乎是跑着离开会议室的，我猜他大概率会选后者。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的出风声。
我扫视一圈，所有人都低着头，假装认真看手里的文件。
我喜欢这种感觉。
安静，代表着绝对的权威。
会议结束，所有人如蒙大赦。
闺蜜兼副总的赵莉晃了进来，把门关上，给我倒了杯热水。
“你现在是越来越有女王的范儿了，吓得我都不敢大声喘气。”
我没理她的玩笑，揉了揉太阳穴。
“我只是讨厌蠢货，特别是在我的钱上犯蠢的蠢货。”
“行行行，你是老板你说了算。”赵莉把一份文件扔到我桌上，“看看行业新闻，北边那家快倒闭的红星纺-织厂，又上新闻了。”
我的手顿了一下。
“红星纺织厂”这五个字，像一根生锈的针，毫无征兆地扎进我心里。
那是我二十二岁到二十五岁待过的地方，也是我这辈子唯一被辞退过的地方。
我拿起那份简报，上面说红星纺织厂经营不善，负债累累，正在向社会寻求优质合作方，希望能盘活资产。
配图是那栋我再熟悉不过的苏式办公楼，墙皮斑驳，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我盯着那张照片，端起咖啡杯的手，有了一丝控制不住的颤抖。
赵莉叹了口气，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我的助理艾米探进头来。
“林总。”
她看起来有点欲言又止。
“说。”我的语气恢复了冰冷。
“刚刚接到红星纺织厂那边的电话，说他们厂长想跟您约个时间，谈谈代工合作的可能。”
艾米顿了顿，小心翼翼地补充。
“他们厂长……好像叫高建国。”
“砰”的一声，我手里的骨瓷咖啡杯落在昂贵的地毯上，裂成几片。
褐色的液体，在地毯上晕开，像一块丑陋的伤疤。
艾米吓得不敢出声。
赵莉立刻上前，示意她先出去。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脚下深圳繁华的街景，车流像沉默的河。
“告诉他们，我很忙。”
我的声音很平静，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说出这五个字，用尽了我多大的力气。
二十五年了。
高建国。
我以为这个名字，早就被我埋进了记忆的坟墓里。
没想到，今天他又自己爬了出来。
时间是一列单程火车，只会往前开，但记忆不是。
有些记忆是卧铺，躺着躺着就过去了。
有些记忆是硬座，硌得你生疼，一辈子都忘不了。
一九八八年，我二十五岁，是红星纺织厂技术科最年轻，也是最有才华的技术员。
我设计的印花布图案，连续两年为厂里拿下广交会的外商大单。、
厂里的老师傅都说，小林这丫头，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那时的我，相信努力就有回报，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
那时的天很蓝，工厂的烟囱很高，未来看起来像一本刚刚打开的新书。
高建国是我的同事，比我早进厂两年。
他的业务能力不错，但更出色的是他那张嘴。
从科长到车间主任，他能把每个人都哄得开开心心。
我们是厂里公认的竞争对手，当时厂里有一个转干指标，所有人都觉得，不是我，就是他。
我不屑于他那种钻营的做派，我相信我的设计图纸比他的奉承话更有分量。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单纯得有点可笑。
变故发生在那年秋天。
我和在机修车间上班的丈夫刚结婚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在当时，对一个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女工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災。
厂里的潜规则是，谁怀孕谁就自动靠边站，所有评优晋升的机会都和你无关。
我慌了，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先瞒着。
我想等转干指标定下来之后再说，到时候木已成舟，厂里总不能再把我怎么样。
现在回看，年轻的我不懂，你以为的天衣无缝，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一个等待收网的漏洞。
那天下午，我正在画一张新的设计稿，灵感好得不得了。
车间主任的秘书突然走过来，让我去一趟厂长办公室。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厂长是个快退休的老头，一脸严肃。
他没让我坐，直接把一封信拍在我面前。
是一封匿名举报信。
上面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内容却像刀子一样精准。
“林晚秋同志，身为青年技术骨干，不思进取，在竞争上岗的关键时期隐瞒怀孕事实，占用单位晋升名额，思想落后，行为不端，严重影响了我厂积极向上的生产氛围……”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信上说的是不是真的？”厂长问。
我嘴唇发抖，说不出话来。
我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厂长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
“林晚秋同志，你的行为，性质非常恶劣！这是欺骗组织！我们红星纺织厂，不能留你这样的员工。”
“辞退”两个字，像两座大山，瞬间把我压垮。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
我只记得，在长长的走廊尽头，我看到了高建国。
他正和我们的车间主任站在一起，有说有笑。
他看见了我，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然后迅速把头扭了过去，目光躲闪。
那一瞬间，窗外明明是晴天，我却觉得有一场大雪落在了我的心里。
我什么都明白了。
办理离职手续的那天，天真的下起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我挺着已经微微隆起的小腹，抱着我那点可怜的行李，一个人走出了工厂的大门。
工厂的大喇叭里，正在播放着一首新歌。
一个女歌手用嘹亮的嗓音唱着：“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那歌声和漫天飞舞的雪花混在一起，显得那么不真实。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巨大的铁门和“红星纺織廠”那几个鎏金大字。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林晚秋，你记住今天。
记住这一切。
离开红星厂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人间地狱。
丈夫的埋怨，婆婆的白眼，邻居的指指点点。
“大学生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被厂里开除了。”
“听说还是因为作风问题，啧啧。”
那些话像苍蝇一样，整天在我耳边飞。
儿子出生后，家里更是捉襟见肘。
丈夫那点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够一家三口的开销。
我不能倒下。
我看着襁褓里小小的儿子，告诉自己，我得活下去，还得活得比所有人都好。
我变卖了结婚时的嫁妆，换来了几百块钱。
我求一个老乡带我南下，来到了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广州。
我不会干别的，我只会做衣服。
我在城中村租了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买了一台二手的缝纫机，没日没夜地干。
白天去服装批发市场看最新的款式，晚上回来就画图、打版、裁剪、缝纫。
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拿着自己做的五件样衣去白马服装城找销路。
一个档口的老板娘，叼着烟，用夹着指甲缝里都是泥的指甲，嫌弃地捏起我的衣服看了看。
“什么玩意儿，土死了。”
她随手就把衣服扔在了满是烟头和瓜子壳的地上。
周围的人都在笑。
我没有哭，也没有跟她吵。
我只是默默地弯下腰，把衣服捡起来，拍干净上面的灰。
然后我就在她的档口对面站了一整天。
我看着她怎么卖货，看什么样的客人会买什么样的衣服，看什么款式是真正的爆款。
那天晚上，我回去把那五件衣服全部拆了，按照我白天观察到的版型，重新设计缝制。
第二天，我又去了那个档口。
老板娘看见我，像见了鬼一样。
“你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
我没说话，只是把其中一件改好的衣服递给她。
她不耐烦地接过去，本来想再扔掉，但拿在手上看了几秒，眼神变了。
“这……是你做的？”
我点点头。
她没再说什么，把衣服随手挂在了档口最不起眼的角落。
那天下午，一个来进货的香港商人，一眼就看中了那件被挂在角落的衣服。
他问老板娘，这个款还有没有别的颜色，他想每个颜色都拿两百件。
老板娘当场就懵了。
她结结巴巴地指着我，说：“是……是她做的。”
那个香港商人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张名片。
“小姐，你很有才华，有没有兴趣，我们合作？”
那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也是我“秋语”品牌的开始。
后来的故事，就很俗套了。
抓住机遇，敢打敢拼，从一个小作坊，到一个代工厂，再到拥有自己的品牌。
这中间的苦，没必要说。
生意场上的人，只看结果，没人关心你的过程有多艰辛。
就像他们只看到我现在住在深圳湾一号，出入有司机接送，却不知道我曾经为了省两块钱的公交车费，在广州的烈日下走两个小时。
我和丈夫，也在我来南方的第二年就离了婚。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一个人带着儿子，一边创业，一边把他拉扯大。
偶尔，我也会从一些老乡口中，听到高建国的消息。
听说我被辞退的第二个月，他就顺利转了干。
听说他后来当了车`间主任，副厂长，几年前，坐上了红星纺织厂一把手的位置。
听说他娶了上一任厂长的女儿，儿子也跟我儿子差不多大。
他的人生，在体制内走得顺风顺水，光鲜亮丽。
而我，在体制外，被时代的浪潮推着，摸爬滚打，九死一生。
我们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延伸向不同的远方。
直到今天。
赵莉气冲冲地推门进来，打断了我的回忆。
“晚秋，那个高建国，脸皮真不是一般的厚！”
“他又怎么了？”
“他找不到你，居然通过关系找到了市里的领导给我们施压，说红星厂是老牌国企，我们‘秋语’作为深圳的龙头企业，有义务帮扶一下！”
我冷笑了一声。
“他倒是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这还不算完！”赵莉的脸色更难看了，“我刚得到消息，我们跟了半年的那个欧洲奢侈品订单，红星厂居然也入围了最终竞标！他们成了我们唯一的竞争对手！”
这个消息让我有些意外。
那个欧洲订单，对“秋语”未来五年的战略布局至关重要，能让公司的市值直接翻一番。
我没想到，高建国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以这种方式出现。
他不是来求我的。
他是来抢我的命的。
我的血液里，某些沉睡了二十五年的东西，开始苏醒了。
我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给助理艾米。
“艾米，给红星纺织厂的高厂长回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艾米恭敬地应着。
我看着窗外，一字一顿地说：
“告诉他，明天上午十点，我在公司等他。”
赵莉看着我，眼神复杂。
“你真的要见他？”
我转过身，对她笑了笑。
“见，为什么不见？”
“二十五年了，我也很想看看，当年的小人，如今变成了什么模样。”
这场迟到了二十五年的戏，总要有个开场。
我一夜没睡。
我在脑子里预演了无数个明天见面的场景。
我应该是什么表情？是冷漠，是不屑，还是带着胜利者宽容的微笑？
我应该说什么？是开门见山地质问他当年的匿名信，还是云淡风轻地和他谈合作，让他感受我们之间云泥之别般的差距？
我发现我想不出来。
原来，时间并不能冲淡一切。
有些恨，就像陈年的酒，越放越烈。
早上七点，我起床，从衣帽间里选了一套剪裁最凌厉的黑色套装。
我化了一个精致得毫无瑕疵的妆，口红是正红色，气场全开的那种。
我要让他看到，当年那个被他一封信就毁掉所有前程、狼狈离开的女孩，现在活成了他需要仰望的样子。
我要他后悔。
赵莉比我还紧张，九点不到就来了我的办公室，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来回踱步。
“晚秋，你听我说，待会儿他来了，你什么都不用说，就让我在旁边骂！我保证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出来！”
我被她逗笑了。
“你觉得，对付他这种人，骂街有用吗？”
“那怎么办？你可千万别心软！他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对高建国这样的人，唯一的语言就是实力。
我要的，不是一句迟到的道歉。
我要他亲眼看着，他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那个欧洲订单，是如何被我轻而易举地拿走的。
我要他输得心服口服。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九点五十分，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十分钟。
桌上的内线电话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
是前台，艾米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慌。
“林总！林总您快看楼下！出事了！”
我和赵莉对视一眼，都走到了巨大的落地窗前。
我的办公室在三十八楼，可以俯瞰整个公司门前的广场。
楼下，我们公司金碧辉煌、极具设计感的大门口，不知何时聚集了一些围观的员工和路人。
而在人群的中央，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男人，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了下来。
他的双膝重重地砸在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我甚至能想象出那声闷响。
他跪得笔直，像一棵倔强的树。
天空不知何时下起了小雨，雨丝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衬衫，让他看起来有些狼狈。
他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似乎在哭。
很快，低声的啜泣变成了无法抑制的嚎啕大哭。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在一家上市公司的门口，像个孩子一样，哭得撕心裂肺。
周围的保安想上前拉他，但他死死地跪在那里，怎么也拉不起来。
这荒诞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赵莉目瞪口呆，喃喃道：“这……这是谁啊？疯了吧？碰瓷碰到我们公司门口来了？”
我的心里也充满了疑窦。
就在这时，内线电话又响了，还是艾米，声音带着明显的颤音。
“林总……楼下的保安问过了……他……他什么都不肯说，就一直哭……”
我皱起眉头，刚想说直接报警处理。
艾米的声音再次传来，这一次，像一颗炸雷。
“等等！林总！他又开口了！他说……他说他叫高宇……”
艾米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他说……”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世界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
我死死地盯着楼下那个跪着的身影，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呼吸都变得困难。
我听见艾米在电话那头，用一种几乎扭曲的声调喊了出来。
而她接下来的话让我的身体猛地一晃，一把扶住了冰冷的玻璃窗，才没有倒下去。
“他说他是红星纺织厂厂长高建国的儿子！他说今天见不到您，他……他就跪死在这里！”
高建国？
他的儿子？
跪在这里？
为什么？这算什么？一场精心策划的苦肉计？还是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全新的羞辱方式？
“什么？！”赵莉冲过来扶住我，她也听到了电话里的内容，震惊地朝着楼下喊道，“高建国的儿子？！他跑来这里跪着干什么？他爸自己不敢来，派个儿子来演戏吗？这一家子还要不要脸了！”
我看着楼下那个年轻而绝望的身影，二十五年的恨意、屈辱、挣扎、成功，在这一刻，被眼前这荒诞、震撼、又莫名悲凉的一幕，搅成了一团乱麻。
我的世界，好像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公司门口有人下跪，而且指名道姓要见我林晚秋。
不到半个小时，这件事就插上翅膀，飞遍了整栋写字楼，并且有向整个CBD扩散的趋势。
赵莉的建议是直接让保安把人轰走，或者报警。
“不管他们想干什么，都不能让他们在这里撒野！这是绑架！道德绑架！”她气得脸都红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楼下那个在雨中越来越单薄的身影。
我恨高建国。
但眼前这个跪着的年轻人，他的眼睛里没有算计，只有纯粹的绝望。
沉默了足足十分钟后，我做出了决定。
“让保安把他带到三号会议室。”
“晚秋！”赵莉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先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我面无表情地说，“还有，清空那一层所有员工，我不希望有任何闲言碎语传出去。”
我没有立刻去见他。
我让赵莉先进去。
五分钟后，赵莉出来了，脸色极为复杂。
“他什么都不说，就重复一句话，要见你，求你。”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三号会议室的门。
那个叫高宇的年轻人浑身湿透，头发贴在额头上，脸色苍白得像纸。
他坐在椅子上，看到我进来，立刻站了起来，身体晃了一下，膝盖一软又要往下跪。
“站住。”我的声音比会议室的空调还冷，“我这里不兴这个。有话就说，我只给你十分钟。”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终于发出了嘶哑的声音。
“林……林阿姨。”
这一声“阿姨”，让我心里某个地方猛地刺痛了一下。
“我爸……他快不行了。”
高宇的眼泪又涌了出来，这一次，没有哭声，只是无声地流淌。
接下来的十分钟，他用一种语无伦次的、混乱的逻辑，给我讲了一个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故事。
原来，高建国这些年的厂长当得并不风光。
红星厂的衰败是积重难返，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
他为了保住位子，为了维持那个“成功人士”的假象，一步错，步步错。
两年前，他为了一个虚假的政绩，在引进新设备的时候做了假账，挪用了一笔巨额的公款，投进了一个朋友介绍的所谓“高回报”的房地产项目。
结果，项目烂尾了，钱血本无归。
现在，银行的贷款马上到期，纪委的工作组也听到了风声，准备进驻调查。
等待他的，不仅是工厂破产，还有牢狱之灾。
雪上加霜的是，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病倒了，去医院一查，肺癌晚期。
高宇说，他父亲在病床上，时常会神志不清地胡言乱语。
在那些胡话里，他反复念叨着一个名字。
林晚秋。
几天前，彻底绝望的高建国，把高宇叫到病床前。
他向儿子坦白了那件他藏了一辈子的秘密。
他承认了，一九八八年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
他说，他当时太嫉妒我的才华，他怕我挡了他的路，所以用那种最上不了台面的方式，把我踢出了局。
高宇哭着对我说：“我爸说，他这辈子都对不起你。他说，他后来的每一次升迁，每一次被人夸奖，都觉得像是偷来的。那封信像个鬼魂，缠了他二十五年。”
“他说，这是他的报应。”
我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心里早已翻江倒海。
原来，我恨了二十五年的人，也活在自我谴责的地狱里二十五年。
“所以呢？”我问，声音干涩。
“所以……”高宇抬起头，眼睛里满是哀求，“那个欧洲的订单，是红星厂，是我爸最后的机会。如果能拿下，就能堵上那个窟窿，至少……至少能让他走得体面一点，不用在监狱里……”
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林阿姨，我今天来，不是求您原谅他。他不配得到您的原谅。”
“我是来求您，求您放我们一条生路。”
“我爸是罪有应得，但厂里还有上千个工人，他们是无辜的。订单没了，工厂倒了，他们就都失业了。”
“我求您，放弃竞标吧。”
说完，他再次挣扎着想要跪下。
我看着他那张年轻而痛苦的脸，和我儿子差不多的年纪。
我突然觉得无比荒谬。
我设想过无数次大仇得报的场景。
或是在某个觥筹交错的宴会上，他卑微地向我敬酒。
或是在某个商业谈判中，我将他杀得片甲不留。
我从来没想过，结局会是他的儿子跪在我面前，不是为他父亲求情，而是为上千个工人的饭碗求情。
高建国，你真是到死，都要给我出一个天大的难题。
高宇走了。
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赵莉。
赵莉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
“报应！这就是活生生的报应！”
她看着我：“晚秋，你可千万不能心软！他高建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自己作的！我们凭什么要为他的错误买单？那个订单，我们必须拿下！”
我没有回答。
我的脑子很乱。
公司的其他高管很快也听说了这件事的始末，他们的意见高度一致。
从商业角度出发，放弃订单是愚蠢的，将价值数亿的合作拱手让人，无法对股东交代。
从个人情感出发，对一个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施以援手，是圣母行为。
所有人都看着我，等我做决定。
他们眼中的我，是杀伐果断的林总，是永远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商人。
他们觉得这个选择题很简单。
只有我自己知道，有多难。
那天下午，我破天荒地让司机送我去了儿子读的大学。
我没有通知他，只是一个人坐在学校操场边的长椅上。
看着那些穿着球衣、在阳光下肆意奔跑、大声欢笑的年轻脸庞。
我的儿子，也和他们一样。
他阳光，自信，正直，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拼尽全力打下这个商业帝国，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向一个已经无关紧要的仇人证明什么吗？
不是的。
我是为了我的儿子，为了让他可以不用像我一样，经历那些不堪的过去，可以自由地选择他想过的生活。
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证明我林晚秋的人生价值，不是一封匿名信就能否定的。
如果我今天，仅仅是为了二十五年前的恨，去享受一场快意的复仇。
把高建国和红星厂彻底踩死。
那么，我和当年那个躲在阴暗角落里写匿名信的高建国，又有什么区别？
我的人生，难道就要永远和他捆绑在一起，用他的毁灭来定义我的成功吗？
不。
我早就赢了。
在我靠自己的双手，成立“秋语”的那一刻，我就已经赢了。
我掏出手机，给赵莉打了个电话。
“莉莉，帮我准备一份新的竞标方案。”
“什么新方案？”
“一个A/B方案。”
几天后，欧洲订单的最终竞标会在上海举行。
“秋语”的团队和红星厂的团队，在会场外的走廊上相遇了。
我没有亲自来，带队的是赵莉。
对方的团队，看起来都灰头土脸，士气低落。
我听说高建国已经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高宇站在人群的最后面，脸色憔悴，看见赵莉，他下意识地低下了头，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竞标会上，赵莉的陈述一如既往的精彩。
在最后环节，她向所有的品牌方代表，展示了我们的A/B方案。
A方案，“秋语”独立承接全部订单，保证最高效、最优质的交付。
B方案，“秋语”作为订单的总包方，凭借自身强大的供应链整合能力和技术优势，将其中百分之三十的初级加工环节，分包给具有四十年历史和大量熟练产业工人的红星纺织厂。
赵莉在台上说：“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商业订单，更是一次中国服装制造业新旧力量传承与合作的契机。‘秋语’愿意承担起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前辈企业携手，共同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实力与温度。”
方案一出，全场动容。
红星厂那边的人，全都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赵莉。
高宇抬起头，眼圈瞬间就红了。
最终，品牌方被我们的格局和实力打动，当场拍板，采纳了B方案。
“秋语”赢了订单，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红星厂保住了生产线，上千名工人免于失业。
而那笔分包的利润，刚好足够填上高建国的窟窿，让他免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背上一个挪用公款的罪名。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没有寄件人地址的匿名包裹。
我打开它。
里面没有信，只有一支钢笔。
是一支八十年代最常见的那种英雄牌钢笔，笔身已经斑驳，看得出用了很久。
还有一张稿纸，上面是用一种极为颤抖的笔迹，写下的三个字。
“对不起。”
我知道，高建国已经走了。
我拿起那支钢笔，在办公室的阳光下端详了很久。
那支笔，可能写过无数张光鲜亮丽的报告，也可能写过那封改变了我一生的、卑劣的匿名信。
罪与罚，都已终结。
我拉开书桌最深处的那个抽屉，把钢笔放了进去。
在它的旁边，静静地躺着我儿子小学时得的第一张三好学生奖状。
我关上抽屉，重新看向窗外。
深圳的天空，依旧很蓝，很高。
我的人生，也还很长。
所谓的原谅，或许并不是忘记和放下。
而是有一天，当你再回头看那道伤疤时，你发现它虽然还在，却已经不会再痛了。
它只是成了你皮肤的一部分，一枚记录了岁月与人性的，深刻的勋章。88年我因生孩子被单位辞退，匿名告我的同事却一路高升，25年后他儿子跪在我公司门口痛哭
“你还恨他吗？”闺蜜赵莉不止一次这样问我。我总是笑笑，端起咖啡说，一个身家百亿的人，哪有时间去恨一个活在上个世纪的人。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高建国，更没想过，二十五年后，当他儿子跪在我公司门口时，我问自己，这算是恨的终点，还是另一个笑话的开端。
我叫林晚秋，五十岁，未婚，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
他们一般叫我林总，或者在背后叫我“穿普拉达的女魔头”现实版。
今天下午的会议，市场部总监因为一个数据错误，被我当着几十个高管的面，骂到脸色发白。
我告诉他，我的公司不养连小学算术都做不好的人，给他一周时间，把这个季度的市场报告重写一百遍，或者自己提交辞呈。
他几乎是跑着离开会议室的，我猜他大概率会选后者。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的出风声。
我扫视一圈，所有人都低着头，假装认真看手里的文件。
我喜欢这种感觉。
安静，代表着绝对的权威。
会议结束，所有人如蒙大赦。
闺蜜兼副总的赵莉晃了进来，把门关上，给我倒了杯热水。
“你现在是越来越有女王的范儿了，吓得我都不敢大声喘气。”
我没理她的玩笑，揉了揉太阳穴。
“我只是讨厌蠢货，特别是在我的钱上犯蠢的蠢货。”
“行行行，你是老板你说了算。”赵莉把一份文件扔到我桌上，“看看行业新闻，北边那家快倒闭的红星纺-织厂，又上新闻了。”
我的手顿了一下。
“红星纺织厂”这五个字，像一根生锈的针，毫无征兆地扎进我心里。
那是我二十二岁到二十五岁待过的地方，也是我这辈子唯一被辞退过的地方。
我拿起那份简报，上面说红星纺织厂经营不善，负债累累，正在向社会寻求优质合作方，希望能盘活资产。
配图是那栋我再熟悉不过的苏式办公楼，墙皮斑驳，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我盯着那张照片，端起咖啡杯的手，有了一丝控制不住的颤抖。
赵莉叹了口气，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我的助理艾米探进头来。
“林总。”
她看起来有点欲言又止。
“说。”我的语气恢复了冰冷。
“刚刚接到红星纺织厂那边的电话，说他们厂长想跟您约个时间，谈谈代工合作的可能。”
艾米顿了顿，小心翼翼地补充。
“他们厂长……好像叫高建国。”
“砰”的一声，我手里的骨瓷咖啡杯落在昂贵的地毯上，裂成几片。
褐色的液体，在地毯上晕开，像一块丑陋的伤疤。
艾米吓得不敢出声。
赵莉立刻上前，示意她先出去。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脚下深圳繁华的街景，车流像沉默的河。
“告诉他们，我很忙。”
我的声音很平静，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说出这五个字，用尽了我多大的力气。
二十五年了。
高建国。
我以为这个名字，早就被我埋进了记忆的坟墓里。
没想到，今天他又自己爬了出来。
时间是一列单程火车，只会往前开，但记忆不是。
有些记忆是卧铺，躺着躺着就过去了。
有些记忆是硬座，硌得你生疼，一辈子都忘不了。
一九八八年，我二十五岁，是红星纺织厂技术科最年轻，也是最有才华的技术员。
我设计的印花布图案，连续两年为厂里拿下广交会的外商大单。、
厂里的老师傅都说，小林这丫头，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那时的我，相信努力就有回报，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
那时的天很蓝，工厂的烟囱很高，未来看起来像一本刚刚打开的新书。
高建国是我的同事，比我早进厂两年。
他的业务能力不错，但更出色的是他那张嘴。
从科长到车间主任，他能把每个人都哄得开开心心。
我们是厂里公认的竞争对手，当时厂里有一个转干指标，所有人都觉得，不是我，就是他。
我不屑于他那种钻营的做派，我相信我的设计图纸比他的奉承话更有分量。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单纯得有点可笑。
变故发生在那年秋天。
我和在机修车间上班的丈夫刚结婚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在当时，对一个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女工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災。
厂里的潜规则是，谁怀孕谁就自动靠边站，所有评优晋升的机会都和你无关。
我慌了，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先瞒着。
我想等转干指标定下来之后再说，到时候木已成舟，厂里总不能再把我怎么样。
现在回看，年轻的我不懂，你以为的天衣无缝，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一个等待收网的漏洞。
那天下午，我正在画一张新的设计稿，灵感好得不得了。
车间主任的秘书突然走过来，让我去一趟厂长办公室。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厂长是个快退休的老头，一脸严肃。
他没让我坐，直接把一封信拍在我面前。
是一封匿名举报信。
上面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内容却像刀子一样精准。
“林晚秋同志，身为青年技术骨干，不思进取，在竞争上岗的关键时期隐瞒怀孕事实，占用单位晋升名额，思想落后，行为不端，严重影响了我厂积极向上的生产氛围……”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信上说的是不是真的？”厂长问。
我嘴唇发抖，说不出话来。
我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厂长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
“林晚秋同志，你的行为，性质非常恶劣！这是欺骗组织！我们红星纺织厂，不能留你这样的员工。”
“辞退”两个字，像两座大山，瞬间把我压垮。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
我只记得，在长长的走廊尽头，我看到了高建国。
他正和我们的车间主任站在一起，有说有笑。
他看见了我，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然后迅速把头扭了过去，目光躲闪。
那一瞬间，窗外明明是晴天，我却觉得有一场大雪落在了我的心里。
我什么都明白了。
办理离职手续的那天，天真的下起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我挺着已经微微隆起的小腹，抱着我那点可怜的行李，一个人走出了工厂的大门。
工厂的大喇叭里，正在播放着一首新歌。
一个女歌手用嘹亮的嗓音唱着：“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那歌声和漫天飞舞的雪花混在一起，显得那么不真实。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巨大的铁门和“红星纺織廠”那几个鎏金大字。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林晚秋，你记住今天。
记住这一切。
离开红星厂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人间地狱。
丈夫的埋怨，婆婆的白眼，邻居的指指点点。
“大学生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被厂里开除了。”
“听说还是因为作风问题，啧啧。”
那些话像苍蝇一样，整天在我耳边飞。
儿子出生后，家里更是捉襟见肘。
丈夫那点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够一家三口的开销。
我不能倒下。
我看着襁褓里小小的儿子，告诉自己，我得活下去，还得活得比所有人都好。
我变卖了结婚时的嫁妆，换来了几百块钱。
我求一个老乡带我南下，来到了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广州。
我不会干别的，我只会做衣服。
我在城中村租了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买了一台二手的缝纫机，没日没夜地干。
白天去服装批发市场看最新的款式，晚上回来就画图、打版、裁剪、缝纫。
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拿着自己做的五件样衣去白马服装城找销路。
一个档口的老板娘，叼着烟，用夹着指甲缝里都是泥的指甲，嫌弃地捏起我的衣服看了看。
“什么玩意儿，土死了。”
她随手就把衣服扔在了满是烟头和瓜子壳的地上。
周围的人都在笑。
我没有哭，也没有跟她吵。
我只是默默地弯下腰，把衣服捡起来，拍干净上面的灰。
然后我就在她的档口对面站了一整天。
我看着她怎么卖货，看什么样的客人会买什么样的衣服，看什么款式是真正的爆款。
那天晚上，我回去把那五件衣服全部拆了，按照我白天观察到的版型，重新设计缝制。
第二天，我又去了那个档口。
老板娘看见我，像见了鬼一样。
“你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
我没说话，只是把其中一件改好的衣服递给她。
她不耐烦地接过去，本来想再扔掉，但拿在手上看了几秒，眼神变了。
“这……是你做的？”
我点点头。
她没再说什么，把衣服随手挂在了档口最不起眼的角落。
那天下午，一个来进货的香港商人，一眼就看中了那件被挂在角落的衣服。
他问老板娘，这个款还有没有别的颜色，他想每个颜色都拿两百件。
老板娘当场就懵了。
她结结巴巴地指着我，说：“是……是她做的。”
那个香港商人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张名片。
“小姐，你很有才华，有没有兴趣，我们合作？”
那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也是我“秋语”品牌的开始。
后来的故事，就很俗套了。
抓住机遇，敢打敢拼，从一个小作坊，到一个代工厂，再到拥有自己的品牌。
这中间的苦，没必要说。
生意场上的人，只看结果，没人关心你的过程有多艰辛。
就像他们只看到我现在住在深圳湾一号，出入有司机接送，却不知道我曾经为了省两块钱的公交车费，在广州的烈日下走两个小时。
我和丈夫，也在我来南方的第二年就离了婚。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一个人带着儿子，一边创业，一边把他拉扯大。
偶尔，我也会从一些老乡口中，听到高建国的消息。
听说我被辞退的第二个月，他就顺利转了干。
听说他后来当了车`间主任，副厂长，几年前，坐上了红星纺织厂一把手的位置。
听说他娶了上一任厂长的女儿，儿子也跟我儿子差不多大。
他的人生，在体制内走得顺风顺水，光鲜亮丽。
而我，在体制外，被时代的浪潮推着，摸爬滚打，九死一生。
我们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延伸向不同的远方。
直到今天。
赵莉气冲冲地推门进来，打断了我的回忆。
“晚秋，那个高建国，脸皮真不是一般的厚！”
“他又怎么了？”
“他找不到你，居然通过关系找到了市里的领导给我们施压，说红星厂是老牌国企，我们‘秋语’作为深圳的龙头企业，有义务帮扶一下！”
我冷笑了一声。
“他倒是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这还不算完！”赵莉的脸色更难看了，“我刚得到消息，我们跟了半年的那个欧洲奢侈品订单，红星厂居然也入围了最终竞标！他们成了我们唯一的竞争对手！”
这个消息让我有些意外。
那个欧洲订单，对“秋语”未来五年的战略布局至关重要，能让公司的市值直接翻一番。
我没想到，高建国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以这种方式出现。
他不是来求我的。
他是来抢我的命的。
我的血液里，某些沉睡了二十五年的东西，开始苏醒了。
我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给助理艾米。
“艾米，给红星纺织厂的高厂长回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艾米恭敬地应着。
我看着窗外，一字一顿地说：
“告诉他，明天上午十点，我在公司等他。”
赵莉看着我，眼神复杂。
“你真的要见他？”
我转过身，对她笑了笑。
“见，为什么不见？”
“二十五年了，我也很想看看，当年的小人，如今变成了什么模样。”
这场迟到了二十五年的戏，总要有个开场。
我一夜没睡。
我在脑子里预演了无数个明天见面的场景。
我应该是什么表情？是冷漠，是不屑，还是带着胜利者宽容的微笑？
我应该说什么？是开门见山地质问他当年的匿名信，还是云淡风轻地和他谈合作，让他感受我们之间云泥之别般的差距？
我发现我想不出来。
原来，时间并不能冲淡一切。
有些恨，就像陈年的酒，越放越烈。
早上七点，我起床，从衣帽间里选了一套剪裁最凌厉的黑色套装。
我化了一个精致得毫无瑕疵的妆，口红是正红色，气场全开的那种。
我要让他看到，当年那个被他一封信就毁掉所有前程、狼狈离开的女孩，现在活成了他需要仰望的样子。
我要他后悔。
赵莉比我还紧张，九点不到就来了我的办公室，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来回踱步。
“晚秋，你听我说，待会儿他来了，你什么都不用说，就让我在旁边骂！我保证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出来！”
我被她逗笑了。
“你觉得，对付他这种人，骂街有用吗？”
“那怎么办？你可千万别心软！他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对高建国这样的人，唯一的语言就是实力。
我要的，不是一句迟到的道歉。
我要他亲眼看着，他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那个欧洲订单，是如何被我轻而易举地拿走的。
我要他输得心服口服。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九点五十分，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十分钟。
桌上的内线电话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
是前台，艾米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慌。
“林总！林总您快看楼下！出事了！”
我和赵莉对视一眼，都走到了巨大的落地窗前。
我的办公室在三十八楼，可以俯瞰整个公司门前的广场。
楼下，我们公司金碧辉煌、极具设计感的大门口，不知何时聚集了一些围观的员工和路人。
而在人群的中央，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男人，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了下来。
他的双膝重重地砸在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我甚至能想象出那声闷响。
他跪得笔直，像一棵倔强的树。
天空不知何时下起了小雨，雨丝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衬衫，让他看起来有些狼狈。
他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似乎在哭。
很快，低声的啜泣变成了无法抑制的嚎啕大哭。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在一家上市公司的门口，像个孩子一样，哭得撕心裂肺。
周围的保安想上前拉他，但他死死地跪在那里，怎么也拉不起来。
这荒诞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赵莉目瞪口呆，喃喃道：“这……这是谁啊？疯了吧？碰瓷碰到我们公司门口来了？”
我的心里也充满了疑窦。
就在这时，内线电话又响了，还是艾米，声音带着明显的颤音。
“林总……楼下的保安问过了……他……他什么都不肯说，就一直哭……”
我皱起眉头，刚想说直接报警处理。
艾米的声音再次传来，这一次，像一颗炸雷。
“等等！林总！他又开口了！他说……他说他叫高宇……”
艾米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他说……”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世界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
我死死地盯着楼下那个跪着的身影，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呼吸都变得困难。
我听见艾米在电话那头，用一种几乎扭曲的声调喊了出来。
而她接下来的话让我的身体猛地一晃，一把扶住了冰冷的玻璃窗，才没有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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