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17年4月的河内内排国际机场，我刚从海关大厅走出来，脚还没站稳，就看到门口停着两辆军绿色的吉普车。
七八个穿着越南军装的士兵站在车旁，表情严肃得吓人。
我儿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声音都在发抖。
他压低声音问我："爸，怎么回事？您在越南得罪过什么人？"
我没回答，因为我的腿已经开始发软了。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朝我走过来，手里举着一张白纸，上面用中文写着三个大字——季永海。
那是我的名字。
我55岁了，当了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农民，后来跟着儿子到昆明帮忙看仓库。
我这辈子没出过国，第一次踏上越南的土地，就被军车给拦住了。
我脑子里嗡嗡作响，35年前那个雨夜的画面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那件事，难道被发现了？
那个我放走的越南女兵，她还活着？她是来找我报仇的？
军官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站在原地，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他在我面前站定，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的脸。
然后——
1
1980年的冬天，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杨万乡的风特别冷。
我叫季永海，那年我刚满18岁，站在县城征兵体检的队伍里，手心全是汗。
我爹是生产队管账的，我娘是个普通农妇，家里还有两个姐姐，都已经嫁出去了。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按我爹的话说，我得留在家里传宗接代。
可我不想。
我们杨万乡离边境不到30公里，从小我就听得见那边山头传来的炮声。
1979年打仗那会儿，我还在读高一，学校停课了整整两个月。
我跟着村里的民兵往前线送过弹药，亲眼看见过担架上抬下来的伤员。
有的人缺了胳膊，有的人没了腿，还有的人脸都被炸烂了，认不出原来的模样。
那些画面刻在我脑子里，怎么也忘不掉。
我想当兵。
不是为了什么保家卫国的大道理，就是觉得自己是个男人，应该去做点什么。
可我爹死活不同意。
体检前一天晚上，他把我堵在堂屋里，脸黑得像锅底。
他一拍桌子，震得煤油灯都晃了三晃，冲我吼道：
"你想死是不是？老子就你这一个儿子，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香火谁来续？"
我低着头不说话。
我娘坐在灶台边抹眼泪，两个姐姐也回来了，劝了一晚上。
可我心意已决。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我就偷偷翻墙出去了。
等我爹发现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体检的队伍里。
体检很顺利，我身体好，从小干农活，一米七三的个头，体重120斤，各项指标都合格。
三天后，入伍通知书下来了。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回到家里。
我爹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进了里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听见门里面有闷响，像是有人在砸东西。
我娘红着眼睛给我收拾行李，两双布鞋，一包炒面，还有一些零碎的东西。
临走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
我爹始终没露面，我娘说他去山上了，不肯回来。
我没怪他，我知道他心里难受。
我娘把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里面除了吃的用的，还有一张黑白照片。
那是去年赶集的时候在县城照相馆照的全家福，一家五口人站得笔直，表情都很严肃。
我爹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我娘围着一条蓝布围裙，两个姐姐站在两边，我在中间。
我娘抓着我的手，指甲都掐进了我的肉里。
她的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挤出四个字："活着回来。"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眼泪，可我忍住了。
我使劲点了点头，转身上了送兵的卡车。
卡车开出村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我看见山坡上站着一个人，是我爹。
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佝偻着背，像一棵枯掉的老树。
我没敢多看，转过头去，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被分到了边防某部侦察连三班。
连队驻扎在边境线上的一个小山头，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抬头能看见对面越南的山。
我们班长叫刘通源，四川达州人，30出头，黑瘦黑瘦的，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
他是老兵，参加过1979年的自卫反击战，左腿上有块弹片到死都没取出来。
一到阴天下雨，他就疼得龇牙咧嘴，走路一瘸一拐的。
刘班长第一次带我们巡逻的时候，天还没亮。
我们五个新兵跟在他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山林里穿行。
他突然停下来，回头看着我们，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
他把枪往肩上一扛，沉声说道：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侦察兵，眼睛要尖，脚步要轻，心要硬，但是记住，咱们打的是敌人，不是人命。"
我当时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
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在告诉我们，打仗归打仗，别把自己变成畜生。
新兵训练很苦，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跑操，然后是各种战术训练。
匍匐前进、攀登越障、野外生存、夜间侦察……每一样都得练到滚瓜烂熟。
我们睡的是简易的木板床，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米饭和咸得发苦的咸菜。
洗澡就在山涧里冲一冲，冬天水冷得像刀割一样。
可我不觉得苦。
虽然79年那场大规模的仗已经打完了，但小股越军经常越境骚扰。
他们袭击边境村寨，埋设地雷，打冷枪，隔三差五就要搞出点动静来。
我们侦察连的任务就是抵近侦察敌军动向，必要的时候进行反击。
那时候的边境山林，到处都是危险。
脚下可能埋着地雷，树上可能藏着狙击手，一个不小心，命就没了。
我见过太多战友牺牲。
有的人前一天还跟我说笑，第二天就躺在担架上，盖着白布。
有的人连尸体都找不全，炸得七零八落，只能捡一些碎片带回来。
我渐渐麻木了。
死人这种事，见多了就习惯了。
刘班长跟我说，这是侦察兵的宿命，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睁开眼。
1982年7月，雨季来了。
边境的雨下起来没完没了，有时候一下就是十天半个月。
山路泥泞得根本走不动，每迈一步都要把脚从烂泥里往外拔。
那天晚上，我接到任务，带着三个战士执行抵近侦察。
情报显示，越军在对面山头新设了一个观察哨，需要查明具体位置和兵力部署。
我是侦察小组的组长，手底下带着三个人：卫生员小刘，通信员老何，还有一个刚分来的新兵蛋子叫许冬林。
我们四个人摸黑出发，大雨哗哗地砸在头上，什么都看不清。
芭蕉叶被雨打得噼里啪啦响，盖住了我们的脚步声。
我打头，手里攥着一把砍刀，边走边开路。
走到一处山坳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一点不对劲的声音。
那声音很轻，断断续续的，像是有人在呻吟。
我举手示意停下，侧耳细听。
确实是人声，就在前面不远的草丛里。
我打了个手势，让老何和许冬林在原地掩护，自己带着小刘慢慢摸过去。
草丛里躺着一个人。
借着微弱的月光，我看清楚了，那是一个穿着越军制服的女兵。
她的左腿上有个洞，鲜血已经把裤子染透了，和泥水混在一起，一片狼藉。
她的脸烧得通红，整个人缩成一团，浑身都在发抖。
她醒着。
看到我们的那一瞬间，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
但那恐惧只持续了一秒，就被倔强给取代了。
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眼睛直直地瞪着我们。
我的手下意识地摸向了腰间的枪。
赵冬林的脸在我脑海里闪了一下。
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越南鬼子，害死了我兄弟。
杀了她，太容易了。
一枪的事儿，可我没动。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没动。
小刘凑过来压低声音说道："组长，怎么办？是个女的。"
我没回答，蹲下身子打量这个越南女兵。
她很年轻，看样子不到20岁，瘦瘦小小的，皮肤黄黄的，眼睛很大。
左脸颊上有一颗小痣。
她的军装口袋里露出一角纸片，我伸手把它抽了出来。
那是一张照片，皱巴巴的，边角都卷起来了。
照片上是两个人，一个越南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背景是一座简陋的茅草房。
照片背面写着几行越南字，我看不懂，但有个词我认得——是"妈妈"的意思。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女兵发现我在看她的照片，浑身紧绷了起来，眼睛里露出戒备的神色。
她突然开口说话了，用的是生硬的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那是……我妈妈……和我……"
我愣住了。
雨还在下，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震耳欲聋。
我看着那张照片，又看了看这个浑身是血的女兵。
她才多大？十八九岁？跟我差不多。
她也有妈妈，她妈妈也在等她回家。
我想起了自己那张压在衣兜里的全家福。
我娘送我走的时候说的那四个字——活着回来。
这个女兵的妈妈，有没有对她说过同样的话？
小刘检查完她的伤口站起身来，脸色很难看：
"组长，伤口感染太严重了，没有药，撑不过两天。"
我沉默了，带回去，她经不起长途跋涉，肯定死。
扔在这里，她也是死。
还有一个选择——放了她，给她药，让她自己活。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放了她？她是敌人！冬林就是被他们炸死的！
可是……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
我蹲在那里，一动不动，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流。
小刘见我半天没动静，急了：
"组长，你发什么愣？赶紧做决定啊！留在这儿危险！"
我还是没说话。
他见我盯着那张照片发呆，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眼睛瞪得老大老大："你不会是想放了她吧？"
我没回答，他急得跳脚，压低声音骂道：
"季永海，你疯了！她是敌人！你忘了？"
我的声音很轻："我没忘，但她也是人。"
可是眼前这个女兵呢？
她也有娘，她娘也在等她。
我睁开眼睛，看着地上那个奄奄一息的女兵。
她已经烧得神志不清了，断断续续地说着越南话，我听不懂，但能听出那语气里的恐惧和绝望。
还有……想家。
那种语气，我太熟悉了。
我们连里也有这样的兵，夜里睡觉说梦话，喊的都是"娘"和"家"。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从自己的急救包里取出仅剩的消炎药和绷带，蹲下身给那个女兵处理伤口。
小刘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脸都白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我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
我的动作很快，消毒、上药、包扎，不到五分钟就弄完了。
那个女兵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我在给她处理伤口，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
她想说什么，可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又昏过去了。
2
我站起身，把她背在背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越军阵地的方向走。
小刘和老何、许冬林跟在后面，谁也不敢吭声。
我把她放在一棵大树下，那里有几块大石头，可以挡风遮雨。
我把那张照片塞回她的口袋，又把水壶里剩下的水倒进她嘴里。
做完这一切，我站起身，回头看着那三个战士。
我的眼神一定很可怕，因为他们三个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回去，今晚什么也没发生，谁要是说出去，我第一个要他的命。"
三个人愣了一下，然后齐刷刷地点了点头。
我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昏迷中的女兵。
她蜷缩在大树下，雨水顺着树干滴下来，打在她脸上。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活下来。
我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我只知道，如果我一枪崩了她，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那一夜，我们悄悄摸回了营地，任务完成了一半，情报也搜集到了。
可我的心里，多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一个我一辈子都没法说出口的秘密。
那件事之后，我变得沉默了很多。
刘班长看出我不对劲，问过我几次，我都摇头说没事。
他也没再追问，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
1982年下半年，边境的局势渐渐稳定了一些，大规模的冲突少了，但小摩擦还是不断。
我继续执行任务，继续在生死线上走钢丝。
那三个跟我一起的战士，谁也没提那一夜的事。
时间长了，我几乎要以为那只是一场梦。
可每到下雨天，我就会想起那个雨夜，想起那个浑身是血的越南女兵，想起那张皱巴巴的照片。
她到底有没有活下来？
这个问题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
1983年底，我退伍了。
离开部队那天，刘班长亲自送我到县城的汽车站。
我们两个蹲在车站旁边的台阶上，一人叼着一根烟，谁都不说话。
烟抽完了，刘班长把烟头摁灭在地上，突然开口了：
"永海，那晚的事，我知道。"
我手里的背包差点掉在地上。
我猛地转头看他，他却不看我，继续盯着远方。
他自顾自地说道："别紧张，我不会说的。你做得对不对，我不评价。"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接着又说道：
"我只想告诉你，当年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亲手杀了三个敌人，那三个人的脸，我到现在都记得，有时候夜里做梦，还能梦到。"
他转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人啊，活着就要背着东西，背得动，就走下去。"
说完，他冲我挥了挥手，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心里五味杂陈。
他是怎么知道的？小刘说的？老何？还是许冬林？
我不知道，也没去追问。
但我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就是我一个人的秘密了。
带回老家去，烂在肚子里，一辈子不能说。
我回到了杨万乡，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小村子。
我爹两年前走了，走的时候我没能回来，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我娘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看到我的时候，老泪纵横。
她抱着我的胳膊，嘴里不停地说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也哭了。
憋了两年的眼泪，全都流出来了。
退伍后的日子很平淡。
分地，种田，该干啥干啥。
村里人都知道我当过兵，打过仗，见到我都客客气气的。
可我不爱说话，谁问我部队的事，我都摇头说没什么好说的。
时间长了，也就没人问了。
1985年开春，我娘托人给我说了一门亲事。
女方是邻村的姑娘，叫孙晓琴，比我小三岁，长得不算漂亮，但是踏实能干。
晓琴是个好女人，勤快，贤惠，从不多问我的事。
有时候我半夜做噩梦惊醒，她就默默地握着我的手，什么也不说。
1987年，我们有了儿子，取名周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平淡得像白开水，可我觉得踏实。
那张全家福，我一直压在箱底，从来没拿出来给人看过。
还有那个雨夜的秘密，也一起锁在了箱子里。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那件事会跟着我一起进棺材。
可老天爷偏偏又跟我开了个玩笑。
三十五年后，我踏上了那片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去的土地。
201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那年我55岁了，头发已经白了一半，牙也掉了两颗，走起路来膝盖咯吱咯吱响。
这些年变化太大了，村里通了公路，盖起了小洋楼，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
我和晓琴在老家待不住，跟着儿子周涛搬到了昆明。
周涛争气，在昆明做建材生意，混得不错，前两年还给我们买了套房。
我闲不住，平时就在他店里帮忙看看仓库，搬搬货，也不图什么，就是想找点事做。
四月初的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周涛突然放下筷子，清了清嗓子，一脸神秘地说道：
"爸，妈，有件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我嗯了一声，继续扒饭，他接着说道：
"下个月我组织了个东南亚旅游团，有几个生意上的朋友一起去，我想让您二位也去转转。"
晓琴来了兴趣，眼睛一亮，追问道："去哪儿啊？"
周涛掰着指头数道：
"越南、柬埔寨、泰国，七天六晚，下龙湾、河内、胡志明市，听说风景不错。"
我夹菜的筷子停住了。
越南，那两个字像一块石头，砸进我心里，砸得我喘不上气来。
我放下筷子，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
周涛没注意到我的异常，继续兴致勃勃地描述旅游路线。
那天晚上，我在小区的花园里坐了很久。
四月的昆明还有点凉，夜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
我点了一根烟，望着天上稀稀拉拉的星星发呆。
越南，三十五年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忘了。
可刚才听到那两个字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什么都没忘。
那个雨夜，那个越南女兵，那张皱巴巴的照片，那双倔强的大眼睛……
全都涌上来了，清晰得跟昨天发生的一样。
她活下来了吗？
这个问题折磨了我三十五年。
我不敢去想，又忍不住去想。
有时候我甚至在想，如果当初我一枪崩了她，是不是反而能睡得安稳一点？
至少不用每到下雨天就想起那一夜，不用每次看到年轻姑娘就下意识地去看她们的脸。
可我知道那是自欺欺人。
如果我真的杀了她，我这辈子都会良心不安。
几天后，我们出发了。
从昆明飞河内，大概两个小时。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紧紧抓着扶手，手心全是汗。
飞机在河内内排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厉害。
那种感觉很奇怪，像是回到了当年执行任务前的紧张，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告诉自己冷静，都过去三十五年了，不会有什么事的。
可我的身体不听使唤，腿一直在发软。
过海关的时候，我排在队伍里，攥着护照的手在微微发抖。
轮到我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翻来覆去地看我的护照，看得我心里直发毛。
周涛在后面小声嘀咕道："爸，您别紧张，正常程序而已。"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工作人员问了我几个问题，用的是越南语，我听不懂。
旁边的翻译帮忙说了几句，大概是问来干什么的，住哪儿之类的。
我一一回答了，护照被盖了章，还给了我。
我松了一口气，跟着周涛往出口走。
出口处人山人海，接机的、送机的、拉客的，乱成一锅粥。
周涛一边走一边打电话，联系旅行社的导游。
我低着头跟在后面，脑子里乱糟糟的。
刚走出海关大厅的门，我就愣住了。
门口停着两辆军绿色的吉普车，车身上印着越南人民军的标志。
七八个穿着军装的越南士兵站在车旁，表情严肃得吓人。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周涛也看到了那几辆军车，脚步慢了下来，狐疑地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大人物要来？"
我没回答，眼睛死死地盯着那群士兵。
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手里举着一张白纸，上面用中文写着三个大字。
季永海。
那是我的名字。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一下子凝固了。
脑子里嗡嗡作响，三十五年前那个雨夜的画面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那件事，被发现了？
怎么可能？那三个战士早就各奔东西了，几十年都没联系过，不可能有人说出去。
那个越南女兵……难道她活下来了？
她记得我的脸？她是来找我报仇的？
周涛发现了那张纸，脸色唰的一下变了。
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声音都在发抖，压着嗓子急切地问道：
"爸！怎么回事？您在越南有认识的人？您到底干过什么？"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那个军官已经朝我们走过来了，脚步声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得笃笃响。
每一步都像敲在我心上。
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周涛想拉着我走，被我甩开了。
我知道跑不掉的，该来的总要来。
军官走到我面前，距离不到一米。
他的眼睛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像是在确认什么。
我的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了。
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浸透了衬衫。
完了，全完了。
这辈子，就这么完了。
军官的嘴唇动了动，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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