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四十八岁。说这个数字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情绪，它只是一个事实，像身份证上的名字一样，早就和我本人分离了。

七年前，母亲中风，半边身子瘫了。倒下那天是在早上，她刚把米淘好，水还没烧开，人就滑到了地上。我接到电话时正在单位开会，领导讲得正起劲，我站起来，说了一句“家里有事”，就走了。没人拦我，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我的人生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任何角色都可以随时被替换，只有女儿这个身份，退无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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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活命没问题，但以后得有人照顾。我点头，很自然，好像这句话本来就是对我说的。弟弟那时坐在一旁，一直没吭声。后来他跟我说，孩子还小，房贷压力大，意思说得很委婉。我听懂了，也没拆穿。我们那一代人，早就学会把失望咽回去。

母亲出院后，住进了我家。那年我四十一岁，未婚，没有孩子，房子不大，但还算安静。她起初还会道歉，说拖累我。我说没事，其实心里也不是没怨气，只是怨气没什么用，日子还是要一天天过。

照顾瘫痪的人，是一件消耗人的事。不是体力，是耐心。她半夜要翻身，白天要擦洗，情绪不好时会发脾气。她骂我，说我脸色难看，说我没耐性。我听着，有时会反驳，有时干脆沉默。更多的时候，我只觉得累，一种连愤怒都懒得生出的疲惫。

弟弟偶尔来看看，每次都拎点水果，坐一会儿就走。他总说，有需要就跟他说。我也总说，好。我们就这样维持着一种体面的距离，谁也不戳破。

第三年，我辞了职。不是多么伟大的决定，只是实在撑不住了。白天上班，晚上照顾人，整个人像被掏空。我告诉弟弟这个决定，他沉默了一下，说：“那你以后怎么办？”这句话问得很诚恳，像是真的关心。我却忽然觉得可笑。我怎么办，从来不是他考虑的问题。

母亲在第五年时情况稳定了些，能坐轮椅，被推到楼下晒太阳。邻居夸我孝顺，我笑笑，不接话。我不觉得自己孝顺，只是没得选。很多事情，都是被生活推着往前走，走久了，就被误认为是主动。

第七年，弟弟提出分家。他说得很突然，又好像筹划已久。他在饭桌上说，房子早晚要分清楚，不然以后麻烦。他的意思是，父母那套老房子要卖了，钱平分。我听着，筷子停在半空，半天没落下去。

我问他，那妈呢？

他说，可以送去养老院，或者轮流照顾。我看着他，忽然发现自己好像从来没认真看过这个人。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说话的时候语气稳重，眼神却有点闪躲。

我说，这七年，妈一直跟我住。

他说，我知道，所以你多拿点也行。

那一刻，我彻底心寒了。不是因为钱，是因为那种理所当然。他把我的七年，当成一笔可以折算的成本，轻描淡写地加一句“多拿点”。

母亲坐在一旁，听得断断续续，忽然插了一句：“别吵，为点钱不值当。”她说这话时，看了我一眼。我忽然明白，她一直都知道谁在照顾她，但她更在意家里表面的和气。

分家那天，我没去。弟弟给我打电话，说手续已经办好了，让我有空过去签字。我说好，却一直没动。那天我推着母亲在小区里转了一圈，风不大，阳光很好。她忽然说：“要不我去养老院吧，你也该过过自己的日子了。”

我没接话。那一刻我发现，我已经没有资格谈自己的日子了。我的人生，被切成了碎片，一块块用来填补别人的需要。

后来房子卖了，钱分了。弟弟果然多给了我一些，转账的时候还特意备注：辛苦费。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最后把手机扣在桌上。

现在我还是照顾母亲。生活和以前没什么不同，只是我对弟弟，再也没有多余的期待。血缘这东西，原来真的很薄，薄到撑不起责任，只能勉强维持礼貌。

有时候夜里醒来，我会想，如果当年我拒绝，会不会是另一种人生。可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很快就消失了。人生从来没有如果，只有你已经站在这里。

我四十八岁，照顾瘫痪母亲七年。弟弟分家那天，我心寒了一次，也清醒了一次。从那以后，我不再幻想公平，也不再幻想被理解。人这一生，能靠得住的东西不多，认清这一点，反而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