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初的上海深夜，63岁的翁瑞午突感胸口针扎般剧痛，他靠在床头喘息，陆小曼坐在藤椅里，低声叮嘱护士：“把硝酸甘油拿来。”灯光昏黄，她的面孔因长期病痛显得瘦削，但神情平静。几个小时后，翁瑞午停止了呼吸，这位曾被外界视为“陆小曼终身伴侣”的老海军军医，就此走完最后一程。让在场的年轻篆刻家张方晦惊讶的是，陆小曼眼里没有涌出泪水，她只轻声说了一句：“他走得安静。”两人的关系，再度被打上疑问符号。
回到二十八年前。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济南郊外机毁人亡，消息传到上海，28岁的陆小曼几乎昏厥。所有人都以为，这位曾经的“海上花”会就此沉沦。然而，最早赶来照料她的，却不是诗人圈里的朋友，而是59舰队退役军医翁瑞午。彼时他四十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言语不多，递上一杯温热牛奶，只说：“身子要紧。”自那天起，两人的生活默默交织。
翁瑞午并非浪漫诗人，严谨的海军背景让他行事更像外科手术，一刀一线，稳准狠。他承担起徐志摩留下的债务，替陆小曼分担药费与房租，陪她与久治不愈的哮喘对抗。上海滩的流言却不给面子，“海陆空”传闻甚嚣尘上：王赓象征陆军，翁瑞午象征海军，徐志摩陨落于空。对此，翁瑞午有时会在饭局自嘲：“你们别羡慕，最后当接盘侠的，是我。”旁人听在耳里，只道这位海军医生玩笑粗俗，难免侧目。
陆小曼曾向张方晦提起这段“玩笑式的自白”。她说：“瑞午说话总爱闹，没有恶意。”可当张方晦追问“你是否爱他”时，她沉默良久，摇头：“没有爱情，只有感激。”短短八个字，道尽三十年的同居真相。听来残酷，却也坦率。
1949年初夏，解放军逼近上海。翁瑞午已筹好去香港的船票，却在登船前一天撕碎了它。原因很简单，陆小曼不肯走。“只要她不动，我也留。”他向友人解释。之后的十年里，他们在巨变的城市中艰难维生：陆小曼靠上海中国画院每月八十元的薪水维系起居，翁瑞午则以行医补贴。家里养着一只瘦猫，茶几永远放着镇痛药和旧版《剑桥医学辞典》，生活清苦却也平稳。
1956年春，陈巨来带着十二岁的弟子张方晦登门拜访。陆小曼收张为徒只是随口一句：“小孩子喜欢篆刻就学吧。”却不料张方晦终成她一生唯一门生。那天的鞠躬礼留下逸事：陈巨来坚持要弟子三叩首，陆小曼笑言“我的本事只有‘三脚猫’，一躬算数”，终究拗不过老友，只得接受全部礼数。自此，张方晦出入无阻，也成了这对同居者关系的见证人。
青年眼中的陆小曼，和旧报纸上的社交名媛判若两人。脸颊消瘦，假牙松动，衣衫素淡，连烟都戒掉了。岁月褪去脂粉，却添了几分从容。她谈画理，谈泰戈尔如何在清华讲学时将桂花别进胸前口袋，谈林徽因“像一朵攀在墙上的白蔷薇”，说起徐志摩，则常用“孩子气”三个字。可是，一旦说到翁瑞午，她往往淡淡带过，仿佛描述一位邻座的忘年好友。
1957年反右运动爆发，陈巨来因“夹带反动印章”被划成右派，人人表态。陆小曼在会上读了长长一纸“十八条错误”，字句严厉，坐在角落的张方晦甚至怀疑师徒情分就此断绝。会后，陆小曼独自站在走廊，捏着手帕，用极轻的声音嘀咕：“不这样，谁能保得住他？”她那年五十四岁，已学会在风口浪尖上自保也护友。
两年后，翁瑞午病故。办完丧事，陆小曼依旧照常去画院上班。她对张方晦说：“人活着靠的是心气。”晚年的她，最大的心气来自画案。她临摹石涛，研究八大山人，偶尔也替年轻画师改稿。有人问她是否打算再婚，她轻轻摆手：“生命只够用来画画，别的事，忙不过来。”
关于那句“我和他没有爱情”，流传多年，版本不少。最可信的说法出自1963年的一次闲谈。那天，上海连着阴雨，院里桂花落满石阶。陆小曼同几位同事谈及旧人旧事，她忽然停笔，端着砚台低声道：“跟瑞午三十年，吃是他管，病是他医，但若说爱情，没有。”她没有再解释，众人也无从追问。或许，在她心里，与徐志摩的七年轰轰烈烈已耗尽全部情感，再多也给不起。
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因慢性肺心病在瑞金医院去世，终年六十二岁。她的书桌上放着一本未完成的花鸟册页，旁边压着一方陈巨来所刻“云淡风轻”印章。张方晦整理遗物时发现，抽屉里有两张旧账本，一本写着徐志摩尚未还清的欠款，另一本则记录翁瑞午几十年如一日的医药费。两本账合在一起，像极了一段尴尬而复杂的情分：半是责任，半是补偿。
有人说陆小曼薄情，也有人说她用尽一生偿还情债。若换个角度看，在巨变时代里，个人的爱恨常被现实挤压成一声叹息。翁瑞午倾其所有，选择留下，选择沉默陪伴；陆小曼用三十年回报照顾，却坚持把爱情一词收回。两人究竟如何定义彼此，外人终难置喙。倘若非要给这段关系落个注脚，也许可以用她曾写在扇面上的那句诗：“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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