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替父亲还清960万巨债,我们全家苦熬了二十五年。

我的人生,也因此被彻底改写。

直到搬家那天,我砸开了父亲床底的旧铁盒。

看到里面的东西我彻底傻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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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的十五号,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

天气预报说有雨,但直到傍晚都只是阴沉着脸。

我和母亲去了银行。

柜员是一位很年轻的姑娘,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当她办完手续,将一张结清证明递给我时,她的笑容似乎更真诚了一些。

“恭喜您,周先生,您的所有贷款已全部还清。”

我接过那张轻飘飘的纸。

上面打印着一行黑色的宋体字。

我看着它,却感觉不到任何重量。

母亲站在我身边,用手背用力地擦了一下眼睛。

走出银行大门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街边的路灯一盏盏亮起,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结束了。”母亲喃喃自语。

我没有说话。

结束了吗?

九百六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个幽灵,在我们家盘旋了整整二十五年。

它抽干了父亲的脊梁,磨平了母亲的双手,也偷走了我全部的青春。

今天,我们搬家。

这间我们住了二十五年的老房子,终于要迎来它的新主人。

其实它早就不是我们的了。

从我们搬进来的第二年起,它就被抵押给了银行,换取了一笔能让我们喘息片刻的贷款。

我们只是这里的租客,租期是二十五年,租金是我们的整个人生。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尘土、汗水和旧纸张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味。

打包工作从三天前就开始了。

家里几乎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那些稍微体面一点的家具,早在头几年就被变卖了。

剩下的,都是些用惯了的、修修补补又将就了许多年的旧物。

母亲正用胶带封上最后一个纸箱。

她的动作很慢,像是要将这二十五年的辛酸,一圈一圈地,全都封存在这个箱子里。

她的眼圈一直是红的。

从我们决定搬家的那天起,她就时常会这样,毫无征兆地掉眼泪。

“总算是熬出头了。”她又一次念叨起这句话。

可她的语气里,听不出半分解脱,只有一种被掏空了的疲惫。

父亲周振雄,从头到尾都异常沉默。

他负责搬运那些最沉重的物件。

那个掉了漆的旧衣柜,是他一个人从二楼的卧室里,一步一步挪下来的。

楼梯很窄,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他的背已经完全驼了。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最喜欢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

那时候,他的肩膀宽阔而有力,是我眼中最坚固的靠山。

现在,这座山,被债务压垮了。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汗水浸透了后背,勾勒出嶙峋的骨架。

他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里,填满了生活的艰辛。

我负责清理最里面那间卧室的杂物。

那曾是我的房间。

后来我去了工厂的宿舍,那里就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

墙上还贴着一张已经褪色的篮球明星海报。

那是我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的。

海报上的人,永远年轻,永远在飞翔。

我伸手想把它撕下来。

指尖触碰到那光滑的纸面,一些被强行掩埋的记忆,瞬间翻涌了上来。

二十五年前。

我也是那样一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少年。

我收到了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

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学校和专业。

我拿着那封红色的信封,一路狂奔回家。

我记得那天下午的阳光特别好,洒在路上,像铺了一层金子。

我冲进家门,准备迎接父母惊喜的笑脸。

可我看到的,是几个穿着银行制服的陌生人。

他们坐在我家的沙发上,表情严肃。

父亲坐在他们对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浓重的烟雾笼罩着他,我看不清他的脸。

母亲呆呆地站在一旁,脸色惨白如纸。

茶几上,摊着一沓厚厚的文件,上面盖着刺眼的红色印章。

我听到了“担保”、“破产”、“连带责任”这些陌生的词语。

然后,我听到了一个数字。

九百六十万。

一个我当时需要数着“零”才能确认的数字。

父亲的朋友,那个叫侯东海的男人,他经营的工厂倒闭了。

他本人,连同他所有的资产,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他最大一笔银行贷款的担保人,父亲需要承担全部的偿还责任。

家里的天,在那一瞬间,塌了。

我手里的那封录取通知书,突然变得有千斤重。

它上面烫金的校徽,在昏暗的客厅里,失去了所有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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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的一切,都像一场混乱的噩梦。

我们卖掉了原来在市中心那个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我记得搬家那天,母亲抚摸着客厅里的钢琴,哭了很久。

那架钢琴,是她最珍爱的嫁妆。

我们卖掉了家里的车。

我们卖掉了母亲所有的金银首饰。

我们卖掉了父亲书房里那些他视若珍宝的字画和邮票。

我们卖掉了一切可以换成钱的东西。

最后,我们搬进了这间位于城市边缘的、阴暗潮湿的老破小。

这里终年见不到太多阳光,墙壁上长着绿色的霉斑。

在搬进来的第一个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彻夜未眠。

没有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微弱的月光。

我当着父母的面,拿出了那封录取通知书。

然后,我一言不发地,把它撕成了碎片。

纸片像雪花一样,在我手中纷纷扬扬地落下。

我没有哭。

眼泪在那个时候,是最没有用的东西。

我只是对父亲说:“爸,我去读技校,学一门能快点挣钱的手艺。”

父亲坐在黑暗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只听到他用一种极其沙哑的声音,说了一个字。

“好。”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好像就隔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我去了本地的一所技工学校,学了最热门的模具设计与制造。

学校是免学费的,每个月还有一点微薄的补贴。

毕业后,我顺利进了一家大型的模具工厂。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对着冰冷的机床,和那些精度要求到微米的零件打交道。

车间里永远充斥着刺鼻的机油味和震耳欲聋的噪音。

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下三百块钱作为最基本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交给母亲。

母亲也放下了她所有的体面。

她去给好几户人家做钟点工,打扫卫生,洗衣做饭。

原来那双弹钢琴的、保养得宜的手,很快就变得粗糙、红肿,冬天的时候甚至会裂开一道道血口子。

父亲的变化是最大的。

他曾经是国营大厂里受人尊敬的技术骨干,是厂里出了名的“技术大拿”。

家庭的变故,让他一夜之间白了头。

他放下了所有的骄傲和自尊。

他在建筑工地上扛过水泥,沉重的麻袋将他的背压得越来越弯。

他在凌晨四点的蔬菜批发市场帮人拉过货,寒冬腊月里,汗水和冰霜凝结在他的眉毛上。

他还在深夜的写字楼里做过保洁,用拖把一遍遍地擦拭着那些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

只要能挣钱,无论多苦多累的活,他都干。

我们家的饭桌,从那以后,就变得异常安静。

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甚至连交谈都很少。

每个人都只是埋着头,沉默地往嘴里扒拉着饭。

我们咀嚼着最廉价的食物,也咀嚼着各自无法言说的苦楚。

过年的时候,是家里最难熬的时刻。

窗外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烟花。

别家都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我们家,只有电视机里传来的、虚假的热闹声。

那声音,衬得这间小小的屋子,愈发清冷。

亲戚朋友们,也渐渐地和我们断了联系。

一开始,他们还会打来电话,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同情和安慰。

后来,他们连电话都懒得打了。

没有人愿意和一个背着千万巨债的家庭扯上任何关系。

我们成了他们避之不及的瘟神。

这二十五年,我像一头被蒙上了眼睛的驴。

我的人生轨迹,就是工厂和家这两点一线。

我看着我那些曾经的同学,在他们的世界里活得风生水起。

有的出国深造,发回来的照片背景是异国的名胜古迹。

有的在大城市里扎下了根,买了房,买了车,娶妻生子。

有的自己创业,成了别人口中的“某总”。

他们的朋友圈,是我从来不敢点开的世界。

每一点开一次,都像是在用一把钝刀,割自己的心。

我怨过。

我当然怨过。

在无数个加班到深夜,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走在回家路上的夜晚,我都会怨恨父亲当年的愚蠢和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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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要去给别人做那么大一笔钱的担保?

那个叫侯东海的男人,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曾经发疯一样地追问过他。

尤其是在我刚进工厂,最苦最累的那几年。

我质问他,我咆哮,我甚至想动手。

可父亲的回答,永远只有那一句。

“是我的错。”

他从不辩解,从不解释。

他只是用沉默,和更加拼命的工作,来承受我所有的怒火。

他的道歉,我听了整整二十五年。

听到后来,我连质问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们父子之间,就剩下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客气而疏远的平静。

“启航,发什么呆呢?快点把里面清出来,搬家公司的人马上就到了。”

母亲的声音,将我从翻江倒海的回忆里拽了出来。

我点点头,将那张海报从墙上撕了下来。

纸张已经脆了,轻轻一撕,就裂成了好几块。

我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袋。

父亲的卧室在最里面,最小,也最阴暗。

房间里只有一张老式的铁架床,和一个门板已经摇摇欲坠的衣柜。

这就是他这二十五年来的全部天地。

我弯下腰,抓住床架,准备把它拖出来,好清扫下面的灰尘。

“咯吱——”

生锈的铁床脚和粗糙的水泥地面摩擦,发出一种让人牙酸的声音。

我用了些力气,将床往外拉。

“哐当。”

一声沉闷的、不属于床架的金属撞击声,从床底下传了出来。

我停下动作,俯下身子。

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那点微弱的光线,我看到床底下最深处的角落里,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我趴在地上,伸长手臂,才勉强够到它的边缘。

我把它一点点地从床底拖了出来。

那是一个铁盒。

长方形的,大约有小半个行李箱那么大。

盒子原本应该是深绿色的,但现在大部分油漆已经剥落,露出了下面大片大片的铁锈。

盒子上,挂着一把同样锈迹斑斑的老式铜锁。

我把它抱起来,掂了掂。

很沉。

至少有十几斤重。

我摇晃了一下,里面传来一阵轻微的、像是纸张和什么硬物混在一起的沉闷碰撞声。

“这是什么东西?”

母亲端着一杯水走了进来,看到我手里的铁盒,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爸床底下的。”我一边回答,一边仔细打量着这个盒子。

“你爸还能藏什么宝贝不成?”母亲撇了撇嘴,把水杯递给我,“估计又是些没用的旧零件、旧图纸之类的,他那点东西,二十几年了都舍不得扔。”

我喝了一口水,但总觉得不像。

这个盒子上着锁,而且看起来被藏得这么深,不像是一堆普通的废品。

我环顾四周,在墙角那个堆满杂物的工具箱里,翻出了一把旧的羊角锤。

“我把它撬开看看。”我说。

“别!”

一声突兀的、带着惊慌的暴喝,从卧室门口传来。

我猛地回头。

看到父亲正站在门口,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脸色白得吓人。

他快步冲了过来,一把将我推开。

他的力气大得惊人。

我没站稳,踉跄着后退了两步,撞在了墙上。

他则像护着自己孩子的老鹰一样,将那个铁盒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没什么好看的!”他喘着粗气,眼睛里满是戒备和恐慌。

我彻底愣住了。

这是我二十五年来,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失态。

他一直都是沉默的,隐忍的,像一块不会说话的石头。

可现在,他为了一个破铁盒,竟然对我动手。

母亲也惊呆了。

“老周,你这是干什么?孩子就是好奇,想看看而已,你发什么疯?”

父亲不理会母亲的责问。

他只是死死地抱着那个铁盒,仿佛那里面装着的是他的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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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是这样反常,我心里的疑云就越是浓重。

一股莫名的怒火,混合着积压了二十五年的委屈、不甘和怨恨,像火山一样,瞬间从我的心底喷发了出来。

“爸,你到底在紧张什么?”

我从墙边站直了身体,一步步向他走去,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还有别的债瞒着我们?九百六十万,我们还的还不够吗?”

我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激动而开始颤抖。

父亲的身体明显地一震。

他下意识地躲开了我的目光,嘴唇哆嗦着,说:“跟你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我听到这句话,忽然笑了。

那笑声干涩而凄厉,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当年犯下的错,我的人生都毁了!我的大学,我的未来,我的一切,全都没了!”

“我每天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在工厂里干活,你现在跟我说,这跟我没关系?”

“这二十五年,你除了会说一句‘是我的错’,你还对我们解释过什么?你哪怕多说一个字吗?”

“现在,连一个破铁盒子都不让我们看?你到底把我们当什么了?”

我的质问像一把把烧红的尖刀,一句句地,狠狠地扎向他,也扎向我自己。

这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太久太久。

久到它们已经发酵、腐烂,变成了最恶毒的毒药。

母亲在一旁早已泣不成声。

她冲过来,抓着父亲的胳膊,用力地摇晃着。

“老周,你就让孩子看看吧,求求你了!我们家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不能让孩子知道的?”

父亲不为所动。

他的身体像一截枯木,任凭母亲如何摇晃,他只是固执地、死死地抱着那个铁盒。

他的沉默和固执,在这一刻,彻底引爆了我心中最后一根理智的弦。

我从地上重新捡起了那把羊角锤。

冰冷的铁器握在手中,给了我一种虚幻的力量感。

“今天,我必须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向他逼近。

我的眼神,一定像一头被逼到绝路的野兽。

因为我看到,父亲的眼神从惊慌,逐渐变成了恐惧。

他抱着盒子,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启航,你别乱来!你把锤子放下!”

“我乱来?”

我朝着他大吼,“到底是谁在乱来!是你!是你亲手毁了这个家!是你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我失去了控制。

我冲了上去,伸手去抢夺他怀里的那个铁盒。

父亲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反抗。

我们父子俩,在这间狭小、堆满杂物的房间里,像两头困兽一样,疯狂地推搡、争抢。

母亲的哭喊声,家具被撞倒的碰撞声,我们粗重的喘息声,混成了一团。

混乱之中,我的手肘狠狠地撞在了他的肋骨上。

他闷哼一声,身体一软,怀里的铁盒脱手了。

我立刻扑了过去,将铁盒抢到了自己手中。

我把它狠狠地摔在了水泥地上。

然后,我高高地举起了手中的羊角锤。

“不要!”

父亲从地上爬起来,向我扑来,发出了绝望的哀嚎。

可已经晚了。

我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用尽了我这二十五年来所有的怨恨,朝着那把锈迹斑斑的铜锁,猛地砸了下去。

“哐当!”

一声刺耳的、震耳欲聋的巨响。

那把看似坚固的锁扣,应声而断。

整个世界,仿佛都在这一刻,彻底静止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剧烈喘息的声音。

我的胸口像个破风箱一样,剧烈地起伏着。

手臂因为过度用力而在不住地颤抖。

父亲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颓然地跌坐在旁边的一张破椅子上。

他的眼神空洞,嘴巴微微张着,仿佛灵魂已经出窍。

母亲捂着嘴,惊恐地看着我,又看看地上的盒子,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我蹲下身。

我的手也在抖。

我颤抖着,伸向那个被我亲手砸开的铁盒。

我掀开了那片沉重的、带着铁锈味的盒盖。

我的目光,投向了里面。

那一瞬间。

我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激动,所有的怨恨,都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