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石家庄西郊的军分区礼堂灯火通明。复员名单念到“高如意”时，台下响起几声压低的叹息——这是部队里凭着一次渡江立下特等功的硬骨头，如今却坚持脱下军装。人群散去后，一位排长悄声问他：“真舍得走？”高如意摇头，语气平静，“枪声停了，我留着也是占坑，就让年轻人顶上。”
正是这一念头，把他带回行唐老家。从穿皮靴的连长变回赤脚农民，只用了三天。母亲年老体弱，妻子守着三亩薄地，他清早下田挑粪，傍晚磨镰砍草，很快便与庄稼结了缘。邻里只知道他当过兵，却不明白那两条深褐色的弹痕意味什么。高如意从不提，自觉已与喧嚣的往事告别。
时间向前走。1964年春，小两口合养的一头青驴因拉水摔断腿，夏秋交替那夜又挣断缰绳掉进井里淹死。乡亲起初说是天灾，众人帮忙把尸体拖出来，也就算了。高如意埋头收麦，对闲言碎语置若罔闻。遗憾的是，平静仅维持两年。
1966年7月15日午后，艳阳蒸得土路冒烟，村口忽聚了二三十号人，先是大队会计，后是支书，连同几个半大孩子，一股脑堵在高家门口。有人扯着嗓子开价：“那头驴折钱二百二十六块，今天必须结清！”这可相当于一家三口一年的口粮钱。高如意说自己只剩两口陈粮和一头待出栏的猪，对方立刻翻脸：“没钱就卖猪，猪不够就拆屋！”
这样的羞辱让他想起战地上最难的阵地——不同的是那时子弹剑拔弩张，现在却是同乡冷眼。妻子低声劝他忍，他苦笑，以往冲锋陷阵靠胆，现在想维权却无招。当天夜里，陋屋里只有油灯微光，“要不写封信吧？”妻子轻声试探。“写信给谁？”“给你说过的那个‘邓秘书长’行不行？”短短两句对话，成了转折。
7月18日清晨，高如意铺开退伍时剩下的表格背页，列了事件经过，也附上一张当年的三等乙级残疾证。落款只有：“河北行唐 高如意”。信件北上，先到石家庄，随后转进中南海。彼时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正忙于公文，看到那几个字，不由停笔，他记得这个名字——1949年4月21日，长江北岸的雨夜，那条用门板改成的小木船最先抵达南岸，岸边第一声喊“同志们跟我上”的就是高如意。
文件流转速度忽然加快。7月28日午后，行唐县政府院里来了一辆北京牌照的越野车，带来了回信与批示。纸张短短几十字：“此事请当地党委澄清，保护复员军人合法权益。——邓小平”。落款旁加盖“中央办公厅”钢印。批件拿到生产队，原本咄咄逼人的人群瞬间安静，谁都没再提拆屋卖猪的事。
风向变了。先前叫嚷最凶的会计陪着笑脸说误会，支书赶紧张罗赔礼。乡民议论声此起彼伏，“原来老高竟是特级战斗英雄。”有些小伙子央求他讲战斗故事，他却摆手，“早过去的事，再说打仗不是唱戏。”但众人还是知道了那段传奇——
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刘邓大军136团3营7连奉命先锋突击。天黑雨急，江面浪高，炮火封锁。高如意带领五班登上海州号木船，被敌军炮火轰得支离破碎，他让战士躲在船帮，用竹篙撑船，自己中弹后用另一只手扣动扳机。船体撞上江滩，他率先跳水，抢占堤坝制高点，三小时咬住阵地，掩护主力十多个团安全渡江，缴获重机枪十挺、俘敌六十余。战后，五班集体记一等功，他本人被授“特级战斗英雄”，媒体称其“渡江第一人”。
英雄的背后却是难以愈合的旧伤。肩头碎片卡在神经旁，每逢阴雨就疼得抬不起来。也正因如此，他拒绝了留队深造和地方高职，选择回乡。那时候他觉得最体面的活计就是种庄稼，粮食是硬道理，其余皆浮云。
批件事件后，县里给他送来优抚金以及大病检查介绍信，他推辞再三，只接受把那口老井重新加盖，“别再让牲口出事，算对乡亲也有个交代。”此后村里人相处倒算和气，有人见他锄地还会主动递壶凉水。高如意依旧天亮扛锄进田，黄昏推车回家，仿佛从未离开过土坷垃。
1996年10月，原部队在哈尔滨举办渡江战役纪念，专门为他买卧铺票，他却换成硬座。同行的炊事员回忆，列车夜里经过山口时骤降温，高如意把棉大衣递给身旁的小伙子，“年轻人扛得住，我老骨头经风吹习惯了。”一句半玩笑，却听得人眼眶发酸。
2007年1月26日，高如意病逝，享年八十六岁。当天，行唐的乡亲沿着土路排队送行，没花圈、没横幅，只是安静叩首。有人回忆，那位老人在村头田埂停过许多次脚步，望着麦苗发呆，也许他念着的是战场，也许只是想着今年雨水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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