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六十三岁的萧氏回到了长安。

这一次,没有凤冠霞帔,没有万人空巷。

这辆马车走得静悄悄的,就像她这大半辈子一样,看着风光,里头全是颠沛流离的冷风。

前来接她的,是意气风发的大唐天子李世民。

大家都爱聊野史,说这女人是“六味地黄丸”,六个皇帝抢着要。

甚至有人说她天生媚骨,八十岁还能把三十岁的李世民迷得神魂颠倒。

扯淡。

你想想,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塞外吃了十几年沙子,怎么可能还跟小鲜肉谈恋爱?

李世民对她客气,那是因为这老太太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书,是前朝的脸面。

在权力的游戏里,女人从来不是主角,只是赢家手里的那枚印章。

咱们今天不聊那些香艳的假故事,就聊聊这个倒霉透顶、又硬气得吓人的女人,是怎么在乱世的绞肉机里,硬生生熬过六朝更迭的。

这事儿得从头说。

萧氏这命,打出生起就跟坐过山车似的。

她是南梁的公主,正儿八经的金枝玉叶。

可她生在了二月。

那年头的江南有个迷信说法,叫“二月子,克父母”。

堂堂公主,连皇宫那口热奶都没喝上,就被亲爹妈打包送人了。

这一送,就是个悲剧的开始。

领养她的堂叔,没过一年两口子就死了。

这下好了,“天煞孤星”的帽子算是扣死了。

没办法,她又被像个皮球一样踢给了舅舅张轲。

张家虽说是贵族,但那会儿早就穷得叮当响。

你能想象吗?

这位后来母仪天下的皇后,童年居然是在补衣服、做饭、干粗活里度过的。

但这日子虽然苦,却把她性格里那种娇气全磨没了。

这种在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韧劲,成了她后来唯一的救命稻草。

谁知道,命运这东西最爱开玩笑。

为了找个八字合的,杨坚把全天下的公侯小姐都筛了一遍,结果怎么算都不吉利。

最后没办法,把这早已被人遗忘的“丧门星”萧氏找来一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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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你猜怎么着?

大吉。

卦象上说她有“母仪天下”的命。

这年,萧氏嫁给了晋王杨广。

这大概是她这辈子最正常、最像人的一段日子。

那时候的杨广,还不是后来那个修运河、征高丽的疯子,而是一个为了夺嫡拼命演戏的“影帝”。

萧氏太懂怎么配合了。

两口子那是真默契,硬是把太子杨勇给挤兑下去了。

等到杨广一登基,萧氏顺理成章带上了凤冠。

可惜啊,历史从来不按剧本走,它只负责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

当了皇帝的杨广,彻底放飞自我了。

大兴土木,三征高句丽,国库那点钱让他花得跟流水似的。

萧氏是个明白人,她看着这大船要翻,写了篇《述志赋》劝老公:“你也悠着点,别把家底都造没了。”

没用。

杀红了眼的杨广根本听不进去。

终于,大业十四年,江都兵变。

那天晚上,叛军冲进宫里,当着萧皇后的面,用一条白绫勒死了杨广。

那一刻,天塌了。

萧皇后没死。

她手里还有杨广的孙子,还有一帮跟着她的宫女。

这哪是什么艳遇啊,这就是屈辱的苟活。

这名号听着好听,其实就是个遮羞布。

萧皇后又成了窦建德的俘虏。

窦建德虽然是农民起义军,但对这位前朝国母还算客气,把她安置在幽州。

那时候,各路军阀抢她,不是因为她多美,而是因为手里攥着她,就好像握着一张“正统”的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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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日子也没过安稳。

北边的突厥人发话了:把萧皇后交出来。

那时候突厥兵强马壮,窦建德为了自保,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就把萧皇后打包送到了塞外。

从江南烟雨到大漠风沙,这一去就是十几年。

在突厥的日子,是真难熬。

那地方冷就不说了,关键是风俗太野蛮。

老可汗死了,新可汗继位,连老可汗的女人也一并继承。

这对从小受儒家教育的萧皇后来说,简直是把尊严按在地上摩擦。

但她还是活下来了。

她在突厥甚至搞了个“小朝廷”,把孙子杨政道立起来,在这个狼窝里,硬是给隋朝留了一点体面的念想。

有些人的骨头,不是硬在嘴上,是硬在命里。

直到贞观四年,李世民的大军打败了突厥。

六十三岁的萧皇后,终于结束了流浪。

当她再次踏上长安的土地,早已换了人间。

李世民给了她极高的礼遇,把她安置在兴道里。

这十七年,是她人生最后、也是最平静的时光。

她看着李唐王朝蒸蒸日上,不知道会不会想起当年大隋的繁华。

这就像是一场大梦,醒来的时候,故人都成土了。

贞观二十一年,八十一岁的萧皇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临死前,她只有一个请求:希望能和隋炀帝合葬。

李世民准了。

把她送回了江都,以皇后的礼仪,埋在了那个毁了她一生的男人身边。

后人总爱给她贴上“红颜祸水”的标签,甚至编排些乱七八糟的风流韵事。

但只要你翻开史书仔细看看,就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弱女子在乱世里,被当作货物一样倒手了六次,却始终没忘了自己是谁的故事。

她没能挽救大隋的灭亡,但她保住了皇室最后的血脉;她没能选择自己的命运,但她决定了自己的归宿。

贞观二十一年五月,这位传奇老人闭上了眼睛。

参考资料:

魏徵等,《隋书·列传第一》,中华书局,1973年。

刘昫等,《旧唐书·列传第五》,中华书局,1975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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