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袁庚传》《蒋经国传》《台湾情报工作实录》等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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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3月的一个下午，台北阳明山笼罩在蒙蒙细雨中。
山腰上的一栋灰色建筑里，蒋经国的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
窗外的雨水顺着玻璃缓缓流下，屋内却是一片寂静。
蒋经国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摆着刚刚送来的几份文件。
这些文件用牛皮纸袋密封着，袋子上盖着鲜红的"绝密"印章。
按照惯例，这种级别的文件每天都会有几份送到他的案头，需要他亲自审阅。
作为当时台湾地区负责情报工作的关键人物，蒋经国已经习惯了这种工作节奏。
每天上午处理日常公务，下午审阅各类情报，晚上还要参加各种会议。
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这天下午送来的文件有些特殊。
负责送文件的秘书在交接时特意提醒说，这四份文件是刚刚从香港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转来的。
香港那边的负责人在电报里特别强调，这些文件"极其重要"，是从大陆内部传出的"中共中央绝密"文件，内容涉及高层决策，务必尽快呈报。
蒋经国点点头，示意秘书先退下。
待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才拆开第一个牛皮纸袋。
袋子里是一份装订整齐的文件，封面上印着红色的大字："中共中央绝密"，旁边还盖着一枚鲜红的公章。
他翻开文件，开始逐字逐句地阅读。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和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
可随着阅读的深入，蒋经国的眉头越皱越紧。
他读完第一份文件，又拿起第二份。
等他把四份文件全部读完，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办公室里的光线也变得昏暗。
可蒋经国没有开灯，他就那样坐在暗处，手里还握着那几份文件。
秘书在门外犹豫了好几次，想进来开灯，可又不敢贸然进去。
又过了很久，办公室里终于亮起了灯光。
蒋经国站起身来，走到电话机旁边，拨通了情报部门负责人的电话。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可语气里却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严厉："立即彻查这四份文件的来源。我要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了哪些人的手，每一个环节都要查清楚。这件事我亲自督办，三天之内我要看到初步调查结果。"
挂断电话后，蒋经国重新坐回办公桌前。
他又拿起那四份文件，这一次，他拿出笔和纸，开始逐条记录文件里的问题。
他在纸上写了密密麻麻的内容，每一个可疑的地方都被他用红笔标注出来。
这一夜，他的办公室一直亮着灯，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熄灭。
【一】四份荒诞不经的"绝密文件"
1963年3月送到蒋经国案头的这四份所谓"中共中央绝密"文件，每一份都足以让稍微有点常识的人看出破绽。
可它们却通过了层层审核，最终摆在了台湾地区情报工作负责人的办公桌上。
第一份文件的标题是《关于中南海高层会议的情况汇报》，落款日期是1963年2月20日。
文件开头写道："根据上级指示，现将2月15日在中南海举行的重要会议情况汇报如下。"
文件声称，这次会议是伟人与苏联方面代表的秘密会晤。
会议在中南海某个会议室举行，参加的人员除了双方的主要领导，还有一些高级官员。
文件甚至详细描述了会议室的布置：长方形的会议桌，墙上挂着地图，桌上摆着茶杯和文件夹。
文件接着说，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南星集高鸿两广"的计划。
这个神秘的计划据说涉及到两广地区的重要部署，具体内容包括"星集南方""高鸿布局""两广联动"等等。
这些词汇听起来像是某种暗语，可无论怎么理解都说不通。
文件还提到，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会议开了整整五个小时，最后形成了一个"秘密协议"，这个协议的具体内容"不便记录"。
可稍微了解一点当时国际形势的人都知道，1963年的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什么程度。
从1960年开始，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所有专家，两国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到了1963年初，双方已经在报刊上开始公开论战。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还有什么"秘密会晤"？
而且，文件里提到的那个"南星集高鸿两广"计划，完全是莫名其妙的用词。
"南星"是什么？
"集高鸿"又是什么意思？
这些词组根本不符合大陆公文的表述习惯。
大陆的公文用词一向简洁明确，不会使用这种含糊不清的说法。
蒋经国在这份文件上标注了好几处疑点。
他在"南星集高鸿两广"旁边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秘密会晤"下面画了红线，还在页边写了一行小字："用词不符，内容可疑。"
第二份文件的问题更加明显。
这份文件的标题是《关于1962年经济工作的总结报告》，落款日期是1963年1月。
文件声称这是某个"华北经济工作会议"的总结材料。
文件开头就列举了一大堆数据：粮食产量、工业产值、财政收支等等。
可这些数据明显是胡编乱造的。
有些数据前后矛盾，有些数据跟其他公开资料对不上，还有些数据明显是随便凑出来的整数。
更离谱的是，文件把1962年的一些救灾政策说成是什么新的"劫波"。
文件里写道："鉴于去年的特殊情况，上级决定实施新的劫波政策，具体措施包括......"
这种表述方式完全不对劲。
"劫波"这个词在大陆的官方文件里根本不会这么用。
文件还提到了所谓的"华北经济工作会议"。
据文件说，这个会议在1962年12月召开，参加的有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会议讨论了经济工作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秘密决策"。
可问题是，这个所谓的"华北经济工作会议"在任何历史资料中都找不到记录。
1962年确实召开过一些重要会议，可没有哪个会议叫这个名字，也没有哪个会议是按照文件里描述的方式进行的。
而且，文件里提到的一些"决策内容"，跟当时实际执行的政策根本对不上号。
有些政策文件里提到了，可现实中并没有执行。
有些政策现实中在执行，可文件里只字未提。
整份文件就像是作者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些关于经济工作的零星报道，然后根据自己的想象拼凑成的。
蒋经国在这份文件的页边写道："会议查无此事，数据明显造假，内容漏洞百出。"
第三份文件的标题是《1963年农业生产规划纲要》。
这份文件相对来说做得更精致一些，格式规范，用词也相对专业。
可仔细看内容，问题同样一大堆。
文件里列举了各个地区的粮食生产计划、耕地面积、农业投资等数据。
可这些数据很多都是错的。
比如说，文件里写某个省的耕地面积是500万亩，可实际上那个省的耕地面积远不止这个数字。
又比如说，文件里写某个地区的粮食产量目标是100万吨，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个目标明显偏低。
更搞笑的是文件里的地名错误。
有一处写的是"河北省清河县"，可河北省的清河县早在1949年之前就改名了。
还有一处提到"山东省胶州市"，可胶州在1963年还只是一个县，根本不是市。
文件里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错误。
比如说，提到某种农作物的播种时间，可那个时间在当地的气候条件下根本不适合播种。
又比如说，提到某种耕作方式，可那种方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根本无法实施。
这些错误对于一个真正了解农业、了解大陆情况的人来说，几乎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可这份文件居然能通过审核，说明审核的人要么根本不懂，要么根本没认真看。
蒋经国在这份文件上标注的问题最多。
他用红笔圈出了至少十几处错误，在文件的最后写了一行字："地名错误，数据不实，技术内容不符合实际。"
第四份文件是所谓的某个重要会议的"会议纪要"。
文件只有薄薄几页纸，记录了会议的主要议程和几位领导的讲话要点。
可这份"会议纪要"的问题更加明显。
第一，会议的时间就对不上。
文件里说会议是在1963年1月召开的，可根据公开的信息，那个时间段并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
第二，文件里引用的"领导讲话"，用词造句完全不对。
大陆领导人的讲话有固定的风格和用词习惯，可这份文件里的"讲话"听起来完全不像。
有些用词是台湾这边的说法，有些表述方式也不符合大陆的习惯。
比如说，文件里有一段"讲话"是这样写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切实做好各项工作，务必确保各项任务的完成。"
这种表述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用词太过笼统，缺乏具体内容，不像是真正的领导讲话。
而且，文件里提到的一些政策方向和工作重点，跟当时大陆实际的政策完全不一致。
有些是明显的误解，有些则完全是凭空捏造的。
整份文件就像是作者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加上自己的想象，拼凑出来的东西。
蒋经国把四份文件全部看完，心里已经有了明确的判断：这些所谓的"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百分之百是假的。
它们的制作水平之低劣，漏洞之明显，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可更让他震惊的是，这些假文件居然能够通过层层审核，最后送到他的案头。
这说明什么？
说明整个情报系统在审核环节上存在严重问题。
【二】调查开始与初步发现
1963年3月16日上午，蒋经国主持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只有几个情报部门的核心负责人，连会议记录员都没有。
会议室的门被紧紧关上，窗帘也被拉得严严实实。
蒋经国把那四份假文件放在会议桌中央，开门见山地说："这四份文件是假的，毫无疑问是假的。我现在要知道，它们是怎么送到我案头的。每一个经手的人，每一个审核的环节，都要给我查清楚。"
在场的几个负责人面面相觑，都不敢说话。
他们没想到，这些看起来格式规范、印章齐全的文件，居然是假的。
更让他们紧张的是，蒋经国显然已经动了真怒。
会后，调查小组立即成立。
小组由情报系统内部最精干的人员组成，直接向蒋经国汇报。
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梳理这四份文件的流转路径。
按照规定，每一份送到高层的情报都要经过严格的流程。
第一是基层情报人员收集信息，然后写成报告，盖上自己的私章。
报告送到上一级后，要经过审核员的审查，审核员认为可靠的才会签字盖章，继续往上送。
就这样层层上报，每一级都要有人签字负责，最后才能送到最高层。
调查人员调出了这四份文件的所有流转记录。
记录显示，文件最早是在1963年2月28日从香港传回台北的。
当天下午，香港情报站通过秘密渠道把文件送到了台北的接头点。
接头人员收到文件后，立即转交给了情报部门的收发室。
收发室的工作人员登记了文件的编号和密级，然后按照程序送到了情报分析处。
分析处是专门负责审核和分析情报的部门，所有的情报在上报之前都要经过他们的把关。
可调查人员发现，分析处的审核完全流于形式。
负责审核这批文件的是一个叫陈某的科员。
调查人员找到了他的审核记录，上面只有简单的几行字："文件格式规范，内容涉及高层，建议尽快上报。"
然后就是他的签名和日期。
调查人员问陈某："你仔细看过文件的内容吗？有没有核实里面的信息？"
陈某支支吾吾地说："我看了，大概看了一遍。文件看起来挺正规的，印章也有，我就觉得应该没问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文件里的那些明显错误？比如地名写错了，数据对不上？"
陈某愣了一下，说："这个......我还真没仔细看。每天要审核的文件太多了，我一个人根本看不过来。基本上就是看看格式对不对，有没有盖章，然后就签字了。"
"那你怎么判断文件的真假？"
陈某有些尴尬地说："这个......说实话，我也不太会判断。我们也没受过这方面的专门培训。而且，我觉得既然文件能送到我们这里，前面应该已经有人把关了吧？"
调查人员又找到了分析处的处长。
处长看了文件后，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承认，自己当时也只是例行公事地看了一眼，并没有认真审核内容。
他还辩解说："这种盖着'中共中央绝密'印章的文件，一般我们都会认为是重要情报，就优先处理了。谁能想到会是假的呢？"
调查继续往前追溯。
文件从分析处出来后，又经过了情报部门副部长的审核。
副部长在文件上签了字，批示"内容重要，尽快呈报"。
调查人员问他有没有仔细看过内容，他也承认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下。
"我每天要处理的文件太多了，"副部长说，"不可能每份都仔细看。我主要是看下面的人有没有签字，如果都签了字，我就认为已经审核过了。"
"那如果下面的人也没仔细看呢？"
副部长沉默了。
就这样，文件一路绿灯，最后送到了蒋经国的办公桌上。
整个流程看起来规范严密，每个环节都有人签字，可实际上，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真正认真审核过内容。
调查小组把这些情况整理成报告，送给了蒋经国。
蒋经国看完报告，一拍桌子："这像什么话！层层审核，可每一层都在敷衍了事。这样的审核还有什么意义？"
可他也知道，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要追查文件的源头——它们到底是谁制造的，又是怎么送到香港的？
3月20日，调查小组派出的人员抵达香港。
他们的任务是找到文件的直接来源。
根据流转记录，文件是香港九龙地区的一个情报站送来的。
这个情报站的负责人姓李，在情报系统工作了十多年。
调查人员找到了李某。
李某看起来有些紧张，可还是按照要求提供了详细情况。
他说，这批文件是在2月25日收到的，送来的是一个他认识多年的线人。
"那个线人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李某提供了一个名字和地址。
调查人员立即前往那个地址，可发现那里已经人去楼空。
房东说，那个人在半个月前就退了房，也没留下新的地址。
调查人员又回来询问李某："这个线人你认识多久了？他以前提供过什么情报？"
李某想了想说："认识大概有三四年了吧。他以前也提供过一些情报，不过都是些不太重要的消息。这次突然送来这么重要的文件，我还挺意外的。"
"你有没有核实过这些文件的真实性？"
李某犹豫了一下说："我看了看格式，觉得挺正规的。而且他说这些文件是从很可靠的渠道弄来的，我就相信了。"
"你知道他是从什么渠道弄来的吗？"
"他说是......从内地的一个熟人那里拿到的。具体是谁，他没说，我也没问。"
调查人员意识到，这条线索暂时断了。
那个所谓的线人已经消失不见，无法找到他来问话。
可调查还必须继续下去。
他们开始调查李某过去提供的其他情报。
这一查，问题就更多了。
李某这些年提供的情报，很多都存在问题。
有些情报的内容根本无法核实，有些情报前后矛盾，还有一些情报明显是从报纸上抄来的。
可这些有问题的情报，大多数都被送回了台北，而且很多还被当作可靠信息使用了。
没有人质疑过它们的真实性，没有人去核实过它们的来源。
调查人员又找到了李某在香港的其他联系人。
经过多方打听，他们终于拼凑出了一些线索。
原来，那个消失的"线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有特殊渠道的人。
他只是一个在香港混生活的普通人，靠给李某提供一些所谓的"情报"赚点外快。
这个人每个月都会给李某送去一些"情报"，内容都是他从报纸、广播里收集的公开信息，稍微加工一下就变成了"内部消息"。
李某给他一些报酬，他就继续提供。
这种合作持续了好几年，双方都心照不宣。
至于那四份"中共中央绝密"文件，很可能就是这个人自己伪造的。
他可能是觉得平时提供的那些小情报不够分量，想弄点"大料"出来，好多拿点报酬。
于是，他花了点心思，模仿大陆公文的格式，编造了这四份文件。
他可能没想到，这些漏洞百出的假文件，居然能一路畅通无阻地送到台湾最高情报负责人的案头。
而当调查人员追查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察觉到了风声，早早地逃得无影无踪。
【三】更多问题浮出水面
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令人震惊的事实被揭露出来。
调查小组发现，1963年那四份假文件绝不是个案，类似的问题在情报系统中普遍存在。
3月底，调查小组扩大了调查范围，开始审查过去几年台湾方面收到的其他"重要情报"。
他们抽调了大量人手，对情报档案进行系统梳理。
这一梳理，问题就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
第一发现问题的是一批声称来自大陆内部的"经济情报"。
这些情报详细描述了大陆各地的经济状况，包括工业产值、粮食产量、财政收支等数据。
可当调查人员仔细核对这些数据时，发现它们大多数都是假的。
有些数据明显是夸大的，把实际情况说得比真实情况糟糕得多。
比如说，有份情报声称某个省的粮食产量只有往年的三成，可根据其他渠道的信息，那个省虽然确实遇到了困难，产量也没有下降那么多。
有些数据则完全是编造的。
比如说，有份情报提供了某个地区的详细工业产值数据，精确到万元。
可调查人员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那个地区的工业产值根本就不是这个数字，而且相差很大。
更离谱的是，有些情报里的数据前后矛盾。
同一份情报里，前面说某个指标是A，后面又说这个指标是B，两个数字相差悬殊。
这种明显的错误，按理说在审核时就应该被发现，可它们却顺利通过了审核。
调查人员又发现了一批所谓的"政治情报"。
这些情报声称掌握了大陆高层的内部消息，包括人事变动、政策争论、派系斗争等等。
可仔细分析这些情报，漏洞百出。
有一份情报声称，某位高级领导已经"失势"，即将被调离重要岗位。
可实际上，那位领导当时依然在正常工作，没有任何"失势"的迹象。
这份情报显然是造谣。
还有一份情报声称，大陆内部存在严重的派系斗争，某些高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情报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所谓的"斗争内幕"，可这些内容根本无法得到证实，很可能完全是编造的。
有个调查人员在审查这些情报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情报的内容高度相似，甚至有些段落几乎一字不差。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情报很可能都是从同一个源头来的，或者说，是按照同一个模板编造的。
他们顺着这条线索继续追查，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有好几个情报站提供的情报，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在一些细节上稍作修改。
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这些情报站可能都在抄袭同样的公开信息源，比如报纸或者广播。
调查小组把这些发现报告给蒋经国。
蒋经国要求他们继续深挖，找出问题的根源。
于是，调查小组开始对海外各个情报站进行全面审查。
他们第一调查的是东南亚的几个情报站。
有一个设在某东南亚国家的情报站，负责人声称在当地华侨中发展了很多线人，可以随时了解大陆的动态。
可调查人员实地考察后发现，这个负责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线人网络。
他所谓的"情报"，都是从当地的中文报纸上抄来的。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订阅几份报纸，把上面关于大陆的新闻剪下来，稍微改写一下，就变成了"内部情报"发回台北。
有时候，他连改写都懒得做，直接把报纸上的内容抄上去。
更荒唐的是，这个人有时候连报纸上的内容都懒得抄，干脆自己编造。
他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加上自己的想象，就能炮制出一份看起来煞有介事的"情报"。
这样的"情报"，他一共提供了好几百份。
调查人员问他："你不怕被发现吗？"
他无所谓地说："怎么发现？台北那边又没人到大陆去核实。而且，我提供的情报从来没有被质疑过，每次都顺利通过审核，还经常得到表扬呢。"
调查人员又去了日本的一个情报站。
这个情报站的负责人号称有"特殊渠道"，能够获得大陆派驻日本人员的内部消息。
可调查发现，这完全是吹牛。
这个负责人在东京的工作，主要是在中餐馆里吃饭聊天。
他经常去一些大陆人开的餐馆，跟老板和服务员闲聊，从他们那里打听一些消息。
这些消息大多是道听途说的传闻，可靠性极低。
可他把这些闲聊的内容整理一下，就变成了"内部消息"发回台北。
有一次，他在餐馆里听一个顾客说，听说大陆某个地方最近粮食很紧张。
他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写成了"情报"，声称"据可靠消息，某地粮食严重短缺，人民生活困难"。
这份"情报"被送到台北后，还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可实际上呢？
那个顾客也只是道听途说，根本不知道真实情况。
这份"情报"完全是以讹传讹，没有任何可靠依据。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有个派往欧洲的情报人员，声称能从大陆驻欧洲的机构获取情报。
可实际上，他连大陆驻欧洲机构的门都没进过。
他提供的所有"情报"，都是从欧洲的中文报纸上抄来的。
还有个派往美国的情报人员，声称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发展了线人。
可调查发现，他所谓的"线人"，就是一些在美国的华侨，他们对大陆的了解还不如报纸上的报道详细。
这个情报人员从他们那里打听到的消息，大多是谣言和传闻。
更让调查人员震惊的是，有些情报人员提供的假情报中，居然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比如说，有人把北京说成"北平"，把人民币说成"法币"，用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称呼。
还有人在情报里提到某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或者把某个地方的位置搞错了。
这些明显的错误，应该在审核环节就被发现。
可实际上，很多审核人员根本就不具备识别这些错误的能力。
他们对大陆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历史和地理知识也很欠缺，怎么可能发现问题？
调查还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情况：有些被派往大陆的特工，其实早就被策反了。
他们按照对方的要求传递假情报，目的是误导台湾方面的判断。
可情报部门对这些情况完全不知情，还把这些人当作最可靠的情报来源。
有个案例特别典型。
一个派往大陆沿海地区的特工，声称自己在当地建立了情报网络，能够定期提供情报。
他确实经常发回情报，内容看起来也挺详细。
可后来才发现，这个人早在1950年代初就被策反了，他提供的所有情报都是按照对方的要求编造的。
这个人被策反后，一直在给台北发送假情报。
这些假情报的内容都是精心设计的，既有一些真实的信息作为掩护，又掺杂了大量误导性的内容。
台湾方面基于这些情报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判断，浪费了大量的资源。
到4月初，调查小组整理出了一份初步报告。
报告显示，过去几年台湾方面收到的"重要情报"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存在真实性问题。
有些是完全编造的，有些是夸大其词的，还有一些是被故意误导的。
这些有问题的情报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严重的是，它们误导了决策层对大陆情况的判断。
基于这些错误的情报，台湾方面制定了很多脱离实际的政策，导致了一次次的失败。
【四】蒋经国的困境与抉择
1963年4月10日，蒋经国收到了调查小组的详细报告。
这份报告厚厚一大摞，足足有两百多页。
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把报告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
看完报告，蒋经国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
他坐在办公室里，窗外的春雨又开始下了起来，雨水敲打着窗户，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
可他的心里更加沉重，比那春雨还要压抑。
报告揭示的问题，远比他最初想象的严重得多。
这不是几个情报人员的个人问题，而是整个情报系统的系统性崩溃。
从情报收集、审核、分析到上报，每一个环节都存在严重问题。
蒋经国拿起报告，重新翻到关键的几页。
报告里有一段话特别刺眼："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台湾在大陆的情报网络实际上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基本瓦解。目前的情报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开信息的收集和加工。真正来自大陆内部的可靠情报，少之又少。"
这段话虽然写得很委婉，可含义却非常明确：台湾方面这些年一直以为自己在大陆还有强大的情报网络，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幻觉。
真实的情况是，情报网络早就不存在了，所谓的"内部情报"大多是假的。
蒋经国放下报告，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他看着窗外的雨景，思绪万千。
他在想，如果情报网络早就瓦解了，那这些年台湾方面做出的那些决策，有多少是建立在错误情报之上的？
又有多少宝贵的机会，因为误判而错失了？
他想起了过去几年参加的那些会议。
在那些会议上，情报部门经常汇报大陆的情况，说大陆经济困难、人心思变、随时可能崩溃。
基于这些情报，台湾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反攻大陆"的计划，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可现在看来，那些情报很可能大部分都是假的。
大陆的情况没有情报里说的那么糟糕，"崩溃论"更是无稽之谈。
台湾方面基于这些错误情报做出的判断和决策，注定是要失败的。
更让蒋经国担忧的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彻底解决，那么未来还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错误的情报会导致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会导致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策会导致更大的失败。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可问题是，该怎么解决？
蒋经国重新坐回办公桌前，拿出纸笔，开始思考对策。
他第一想到的是追究责任，严惩那些制造假情报的人。
可他很快意识到，这样做治标不治本。
那些制造假情报的人固然要承担责任，可他们也只是整个系统问题的牺牲品。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个别人，而在于整个系统。
系统的设计有缺陷，运行机制有问题，人员素质跟不上，考核标准不合理——这些才是根本原因。
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这个系统，即使处罚了一批人，还会有新的人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可系统性的改革谈何容易？
这涉及到太多的部门，牵扯到太多的利益，会面临巨大的阻力。
那些在现有体制中获益的人，肯定不愿意看到改革。
他们会用各种方式阻挠，会给改革制造各种障碍。
而且，改革还需要时间。
情报系统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十几年积累下来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可是，台湾方面等得起吗？
形势瞬息万变，如果不能尽快建立起可靠的情报体系，可能会错失更多的机会。
蒋经国还面临另一个困境：如何处理那些基于假情报做出的政策？
是公开承认过去的错误，还是继续维持现状？
如果公开承认，会不会严重打击士气，引起恐慌？
可如果不承认，继续按照错误的判断行事，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他想起父亲蒋介石。
老人家一直坚信"反攻大陆"的可能性，一直认为大陆政权不稳固。
如果让他知道，这些年收到的很多情报都是假的，大陆的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稳定，他会作何反应？
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会不会对整个情报系统失去信心？
这些问题让蒋经国感到异常为难。
他知道，接下来他要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
可如果不处理，问题只会越积越多，最终无法收拾。
4月12日深夜，蒋经国做出了决定。
他拿起电话，召集了几个最信任的助手，告诉他们："成立一个秘密调查小组，由我直接领导。这个小组的任务不是追查具体的人，而是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情报系统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应该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给你们两个月时间，我要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这个秘密调查小组开始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他们走访了情报系统的各个部门，调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访谈了数十名情报人员。
他们甚至秘密前往海外，实地考察了几个重要的情报站。
6月初，调查小组提交了最终报告。
这份报告不仅揭示了情报系统存在的表面问题，更深入分析了问题的深层原因。
当蒋经国看完这份报告后，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台湾的情报系统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报告的内容让他既震惊又愤怒，因为它揭示的真相，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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