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别管我！扶我起来！”
2012年5月，西安唐都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上演了让所有医护人员都头皮发麻的一幕。
一个连呼吸都得靠机器维持的老人，正拼命推开医生，死活要拔掉身上的管子。
他不是不想活了，他是嫌这救命的床，耽误他干活了。
这场景，把门口守着的家属看得心如刀绞，连见惯了生死的医生都红了眼眶。谁能想到，这个瘦得脱了相、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老头，竟然是个身患绝症的少将院士。
他身上插着十几根管子，每一根都在维持着他最后那点微弱的生命体征，可他满脑子想的却不是怎么活下去，而是那台放在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
这人叫林俊德。
你要是去查他的履历，那些头衔能把你吓一跳：中国工程院院士、少将、核试验专家。
但在2012年5月的那个病房里，在医生和护士眼里，他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刺头”病人。
就在几天前，一纸诊断书如同晴天霹雳砸了下来：胆管癌晚期。
那肚子里，癌细胞早就扩散得满世界都是了，肝脏、肺部，哪里都没放过。
换做咱们普通人，到了这份上，谁不是想着怎么保命，怎么多活一天是一天？哪怕是躺在床上多看一眼儿女也是好的。
可这老头倒好，医生建议做手术，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医生说那化疗吧，能延缓一下，他手一挥，直接拒绝。
他说出来的话，能把人噎个半死：“我不怕死，我是怕时间不够用了。”
你以为他在矫情？他是真急了。
他的电脑里，还有几万份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资料没整理完。
这些东西，都是他这辈子在大漠里摸爬滚打换来的宝贝，除了他，别人理不清，也看不懂。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要是现在躺下了，去做了那个不知道能不能下来的手术，这几十年的心血，可能就真的变成一堆无人能解的废码了。
所以，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疯了的决定。
他跟死神搞了一场谈判，他要用自己最后这口气，换9天的时间。
就9天。
为了这9天，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在ICU那个冰冷的地方，发起了一场一个人的冲锋。
02
这股子把命都豁出去的倔劲儿，其实早在1955年就种下了。
咱把时间倒回到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那时候的林俊德，是福建永春大山里的一个穷孩子。
穷到什么程度呢？
家里父亲走得早，留下孤儿寡母一大家子，林俊德作为家里的男丁，从小就是光着脚板在田埂上长大的。
小学刚毕业，他就得回家干农活，每天挑着比自己体重还重的担子，看着学校那堵矮墙发呆。
那种想读书却读不起的滋味，比饿肚子还难受。
本来嘛，按照那个光景，这辈子也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山沟沟里过一辈子了。
但1955年，命运给他开了一扇窗。
一张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翻山越岭送到了他手里。
这一刻，全家人是又喜又悲。
喜的是家里出了个状元郎，悲的是这学费、路费，就是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也凑不齐啊。
就在林俊德拿着通知书，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准备要把那张纸撕了继续去种地的时候，当地政府的人来了。
那人拍着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
“国家出钱，你只管读。”
这就像是一道光，照进了那个黑黢黢的穷家。
林俊德拿着那笔沉甸甸的助学金，手都在抖。
那不仅仅是钱，那是国家给他的饭碗，是给他的命。
从那一刻起，这个少年的心里就刻下了一个死理儿：
这命是国家给的，以后这条命，就是国家的。
上了大学，他比谁都拼。
别人是在读书，他是在拼命。
他在浙江大学机械系没日没夜地啃书本，后来又凭着优异的成绩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毕业那年，大家都忙着分配工作，忙着想去大城市，去好单位。
林俊德却突然“消失”了。
他给家里写信，也没说去哪，也没说干啥，就说是在外面“工作”。
这一“消失”，就是整整52年。
家里人只知道他在大西北，在那个风沙漫天的地方，却不知道他具体是在哪个旮旯角。
其实，他被拉到了罗布泊。
那个被称作“死亡之海”的地方。
那时候，中国正要在那里搞个惊天动地的大事——造原子弹。
我们要挺直腰杆子，就得有这个“杀手锏”。
林俊德去的时候，刚好20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但他面对的，是一片荒芜的戈壁滩，和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3
搞核试验，最难的是什么？
不是把炸弹做出来听个响，而是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响的，威力有多大，冲击波的数据是多少。
这需要极其精密的测量仪器。
在那个年代，这玩意儿就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
本来指望苏联老大哥能帮一把，结果人家专家一夜之间全撤了，连张图纸都没留下，甚至连个螺丝钉都没给咱们剩下。
西方国家更是把技术封锁得死死的，等着看咱们的笑话。
咋办？
没仪器，难道靠人肉去测？
这时候，年轻的林俊德站出来了。
他被任命为地面检测组的组长，接到的命令是：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把测量仪器搞出来。
这任务重得能压死人。
没资料、没设备、没经验，这就是典型的“三无”起步。
但林俊德脑子活泛，他不信那个邪。
他琢磨着，这冲击波的测量，原理不就是个压力传动吗？
只要能记录下那一瞬间的压力变化，事儿就成了。
他没那个条件去搞什么高精尖的电子元件，那时候国家穷，那些东西有钱都买不到。
他竟然跑到城里的百货大楼，买回来一堆闹钟。
你没听错，就是咱们老百姓家里看时间用的那种铁壳闹钟。
那一阵子，林俊德宿舍里全是拆散的钟表零件，发条、齿轮满地都是。
大家都以为他疯了，这造原子弹的仪器，跟闹钟有半毛钱关系？
你猜怎么着？
他还真就搞成了。
他发现闹钟的发条装置，对压力特别敏感，只要稍微改装一下，就能变成一个完美的压力记录器。
这就是后来在国际上都轰动一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
战友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林氏罐头盒”。
虽然看着土，外面就是个铁皮罐子，但它好使啊！
这种纯机械结构的仪器，不怕强辐射，不怕高温，还不用通电，特别适合在核爆中心那种极端环境下工作。
1964年10月16日。
罗布泊的荒漠上，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那是中国人的争气弹。
就在蘑菇云还没散去的时候，林俊德带着人冲了进去。
他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跑得比谁都快，直奔那个埋着“罐头盒”的爆心。
他要抢在第一时间拿到数据。
当他把那个被烧得滚烫的铁罐子挖出来，看到里面那张记录纸上清晰的波形图时，这个七尺汉子，在那片滚烫的沙地里，泪流满面。
数据精准无误。
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造出了原子弹，还掌握了全世界独一份的核爆测量技术。
那一刻，林俊德站在风沙里，看着远处的火光，心里那块石头算是落地了。
这恩，报上了。
04
这一干，就是52年。
52年是什么概念？
从青丝熬成了白发，从精神小伙熬成了佝偻老头。
他把自己埋在了马兰基地，埋在了那片黄沙里。
那地方苦啊。
刚去的时候，喝的是苦咸水，拉肚子拉得人腿软；吃的是榆树叶拌玉米面，嘴里全是沙子。
夏天，地表温度能有六七十度，鸡蛋埋沙子里都能熟；冬天，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帐篷都能被掀飞。
但林俊德没走。
不仅没走，他还把家安在了那里。
他的妻子黄建琴，也是基地里的“战友”，两口子被称为“核大姐”和“核大哥”。
虽然两口子都在一个基地，但忙起来谁也顾不上谁。
家里甚至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那个用来洗脸的铝盆，补了又补，用了十几年都没舍得换。
林俊德的手表，表带坏了磨手，他就贴块透明胶继续戴，一戴就是好几年。
你要说他没钱？
他是院士啊，也是将军啊，津贴不少。
但他就是觉得，物质这东西，够用就行。
他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在了那个只有代号没有名字的事业上。
这几十年里，他亏欠最多的，就是家里人。
儿子林海晨小时候，甚至都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
有一段时间，林海晨正值青春叛逆期，数学考了9分，门门功课挂红灯。
这要是放在普通家庭，早就鸡飞狗跳了。
但林俊德回不来啊。
他只能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在信里给儿子讲道理，讲做人的骨气。
那时候，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啥的，只知道是个当兵的。
直到很久以后，儿子长大了，才直到自己的父亲竟然是少将，是那个让中国人挺直腰杆的英雄。
1996年，中国签署了暂停核试验的条约。
很多人觉得，这下林俊德该退休了吧，该享享清福了吧？
他都快60岁了，功成名就，何必再折腾？
可他不干。
他说，核试验虽然停了，但核技术不能停，咱们得未雨绸缪。
他又带着学生，一头扎进了新的领域，搞起了地下核试验的工程技术研究。
这一搞，又是十几年。
可以说，他这辈子，每一天都是在跟时间赛跑，每一天都是在为国家攒家底。
05
然而，铁人也有倒下的时候。
长期的劳累，大漠的风沙，终于还是拖垮了他的身体。
2012年这次倒下，其实早有征兆。
但他一直忍着，一直扛着，总觉得是小毛病，吃点药就能扛过去。
直到被送进ICU，医生一看片子，都沉默了。
太晚了。
这时候，正常的操作应该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少受点罪，用点止痛药，让最后的日子体面一点。
但林俊德不干。
他在ICU里醒来第一件事，不是问病情，而是找眼镜。
第二件事，就是找电脑。
医生不让他动，他就急眼：“我是搞核试验的，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现在就是怕做不完！”
这哪里是病人，这简直就是个还在冲锋的战士。
时间来到了5月31日。
这是最后一天了。
林俊德的身体机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腹胀让他连气都喘不匀，呼吸困难得像是有块大石头压在胸口。
他的手，已经不受控制地剧烈发抖。
但他还是那是那句话：“扶我起来。”
医生看着心电监护仪上乱跳的曲线，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还是依了他。
这一幕，后来被拍成了一张照片，看哭了几亿中国人。
照片里，一个虚弱得随时可能倒下的老人，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十几根管子，坐在病床前的电脑旁。
他的手抖得厉害，握不住鼠标，得用两只手抵着才能勉强移动。
每点一下鼠标，都要喘好几口粗气，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流。
旁边的人劝他：“林老，躺一会儿吧，歇一歇。”
他瞪着眼睛，费力地挤出几个字：
“坐着……我还是个正常人，躺下……我就起不来了。”
他心里清楚得很，死神就在门口蹲着呢。
这一躺，就是永别。
他就这么硬撑着。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就在那天上午，他9次要求下床工作，9次被扶起来，又9次因为体力不支差点倒下。
那是怎样的意志力啊？
也就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痛和疲惫，被他硬生生地压了下去。
连他的学生在旁边看着都受不了，躲到走廊里去哭。
直到最后，他的视力开始模糊了，手也真的抬不起来了。
他才终于无奈地合上了电脑。
他对一直在身边守着的妻子黄建琴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心碎的话：
“老伴儿，这回我真的累了，我要睡了。”
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主动说要休息。
5月31日晚上8点15分。
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
那个在病床上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老人，走了。
享年74岁。
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金银财宝，也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
他在临终前，只交代了一件事：
“死后，把我埋回马兰去。”
他不回那个山清水秀的福建老家，他要回那个风沙漫天的戈壁滩。
那里有他的青春，有他的事业，还有那些跟他一样隐姓埋名的战友。
他觉得，那才是他的家，那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林俊德的墓碑上，没有任何显赫的头衔。
就简简单单刻了个名字。
你说这人该怎么评价？其实没啥好评价的。
从他选择走进大漠那一刻起，这条路就注定是孤独的，是不被常人理解的。
他用一辈子的隐姓埋名，换来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响。
在他走后，那台笔记本电脑被珍藏了起来，里面装着的，是一个科学家对这个国家最深沉的爱。
什么是国士？
这就是国士。
他没想过青史留名，他只怕对不起身上的这身军装，对不起当年的那份助学金。
这笔账，他算了一辈子，还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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