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盛夏，延安城外的黄土高坡暑气蒸腾。一位鼻梁高挺的年轻记者背着沉甸甸的行囊，顶着沙尘走进了窑洞。“请进，聊聊你的见闻。”毛泽东抬手示意。那名记者名叫以色列·爱泼斯坦——自此，他决定把余生交给中国。谁也想不到，四十一年后，这段缘分会在人民大会堂迎来热烈的回响。
爱泼斯坦出生于1915年的波兰，小名易卜罗。两岁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哈尔滨，五岁搬到天津租界。英美学校里的西式教育给他一口流利的英语，也让他目睹列强在华的傲慢。十六岁那年，他硬闯《京津泰晤士报》，成为最年轻的文字记者。采访台儿庄、记录卢沟桥、追踪南京失守，他用胶片和铅字向世界递交一份又一份战地报告。那是他与中国共同经历的火与血。
1939年，他将早期采访结集出版，书名《人民之战》。书甫一出，宋庆龄在香港高兴得连夜写信：“这部作品应该让每位中国朋友看看。”也是那封信，把爱泼斯坦牵到“保卫中国同盟”编辑部。翻译、校对、写通讯，他把延安文件译成英文，并率先把《论持久战》送到欧美读者手里。流沙般的时代，他没选择安稳的美国写字楼，而是坐在飞机尾舱里，抱着手提打字机，飞向每一条前线。
延安之行结束后，他常说一句话：“中国的命运改变了我。”1947年，他和妻子邱茉莉因工作暂离中国，但离别前仍冒险到西柏坡采访周恩来。那次长谈，他记了整整六十页速记本。周恩来分析了未来新中国的外交路线，“中国不再是棋盘上的棋子，而是棋手本身。”这句话他反复抄写，直到纸页发黄。
1951年夏天，宋庆龄再次来信：“该回家了。”于是他回到北京，直接扎进《人民中国》和《中国建设》的编辑部。一张方桌，一盏煤油灯，他改稿、写序、跑工厂、下乡村，记录最初的土地改革、第一炉钢水、第一条长途公路。他说自己像老工匠，凿子虽旧，却想把中国的故事刻得分毫毕现。
1957年，经周恩来批准，他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他光荣入党。此后，他在政协常委的位置上整整干了五届，几乎每次会议都提到同一句嘱托：“不夸大，也不缩小，中国该怎样就怎样告诉世界。”
时间来到1985年4月20日，北京春雨初歇，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摆满紫丁香。下午五点，康克清捧花而至，笑声清脆。“热烈祝贺你七十寿辰！”话音未落，邓小平、邓颖超等领导人相继走进大厅。爱泼斯坦忙起身，额角竟冒出细汗——纵横采访半生，如今却因一场生日有些局促。
“你都七十啦！”邓小平握住他的手，语气里带着惊喜。爱泼斯坦打趣：“在您面前，我还小。”他指指旁边的相机，“还得继续工作。”邓小平哈哈一笑，难得闲聊：“算算时间，你在中国工作都五十二年了？”一句反问，道出多少艰辛往事。
邓颖超望着这位银发老记者，轻声感叹：“五十多年，样子没怎么变，只是头发白了。”随行的孩子们跑来跑去，气氛更显温暖。邓小平指着六岁的外孙宁宁：“到下个世纪末，他们才二十多岁，赶上好时候。”爱泼斯坦点头：“他们能见证第二个百年目标。”两位老人对视而笑，厅中灯火映出炽热的信心。
招待会后，众人在大厅合影。闪光灯亮起的一瞬间，爱泼斯坦突然想起四十一年前那个灰尘飞扬的午后，想起毛泽东说的那句“请进”。历史仿佛绕了一个大圈，又把他送回亲切的起点。
宴散，夜色沉静。有人问他：“这么多年，在中国值得吗？”他摆摆手：“值得与否，不用问我心。”那天夜里，他在日记本上写下几行潦草的字：一生三件事——记录中国、热爱中国、与中国同行，就足够了。
2005年5月26日晨，北京协和医院的窗外槐花正盛，九十岁的爱泼斯坦安静离世。病房里放着一本旧影集，最前面那张合影，正是1985年福建厅的春日瞬间。照片里的他笑得像孩子，仿佛仍在对邓小平说：“我还小呢，工作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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