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太原上空已经能听到炮声。城里一处秘密公馆里，59岁的阎锡山整理机密文件，抬头对随行人员低声说：“家里的规矩，到了海那边也不能散。”旁边的四子阎志敏点头，却难掩疑惑。半天后，专机起飞，父子二人把回忆留在了风声里。追溯那条“规矩”的来龙去脉，还得把时针拨回三十五年前。
1914年春，晋商走动频繁的太原府显得格外热闹。那一年，刚刚坐稳山西都督三年的阎锡山决定迎娶小妾。消息传出时，坊间议论不止：阎督军平日不烟不赌，睡得早、起得早，连请客也主张“清茶两盏”，怎么忽然看上了一个十四岁的大同姑娘？熟知内情的人却心知肚明，他是被无子的尴尬逼到墙角。1897年，他与汾阳许竹青成婚，两人感情不错，却一直没有孩子。到了而立之年，“绝嗣”已成政治软肋，他必须想办法延续香火。
于是，小妾许氏被抬进了督军府。与寻常军阀把新人直接送进洞房不同，阎锡山第一站不是府邸，而是汾阳许家老宅。他带着许氏叩拜许竹青的父母，礼数一丝不苟。仪式结束后，老两口亲手给许氏改名“徐兰森”，从此户籍、牌位皆用新姓。很多年后，有人问起改名缘故，阎锡山只回了一句：“此举一来便于收籍，二来断其私心。”话不多，却透出两层意思：第一，正室地位不可动摇；第二，小妾只负责生育，与“母亲”这一身份无缘。
夜深人静，阎锡山将新人领进书房，点着油灯，一字一句把“家规”念给她听：“你只管生娃，娃一出世叫竹青妈，叫你姨。”许氏垂首答应，甚至不敢抬头看他。对话简短，却奠定了之后几十年的家庭秩序。不得不说，这位晋系首脑的思路颇为老派：要子嗣，更要宗法。正妻无子，便把子嗣名义上判给她，这样“长幼尊卑”不乱，而小妾则被规定成生育工具。
生儿育女倒算顺利，徐兰森共诞下五子一女。大儿子阎志恭、三儿子阎志信先后夭折；二儿子阎志宽留学日本，1929年因肺疾去世；四儿子阎志敏生于1926年，后来跟随阎锡山逃台再赴纽约；五儿子阎志惠生于1927年，在东京念军事后勤，战后跑到巴西开小酒馆，再辗转纽约保险公司，2011年病逝。对外人而言，这几个子女各散东西，可在太原旧宅里，他们的称呼始终如一：“竹青妈”回响在耳，没人敢逾矩。
有意思的是，阎锡山行事周密，仍难免纸包不住火。1938年夏，许竹青随保姆去大连避暑，两位最小的儿子悄悄改口叫徐兰森“妈”。风声传到汾阳，许竹青怒气冲天，返家后一顿掀桌子。阎锡山回府听到声响，只淡淡说：“孩子不懂事。”许竹青摔碎的不是瓷器，而是三十多年苦守正座的尊严。翌日，她搬去太原通顺巷，自此夫妻名存实亡。阎锡山依旧派人送膳送药，让她给长辈拜寿，却再不提同居。1964年冬，许竹青病逝，遗体依其遗愿葬在阎氏祖茔，占据正室的位置，棺木旁终于没有留下徐兰森的名号。
相比这一幕，另一桩婚事更显古怪。二儿子阎志宽十五岁时，阎锡山为他娶了山西平遥赵秀金。志宽病逝日本，遗孀寡居两年。阎锡山不肯“再择他家”，做主让她改嫁给自己的五儿子阎志惠。外界议论“子娶兄嫂”有悖礼法，他却引用《春秋》里“诸侯同姓不得通婚”的旧制，硬说赵、阎两家已结‘联宗’，再娶旁姓才算越礼。听上去似是而非，其实仍是家族利益最大化：儿子也好，儿媳也罢，都要锁在阎家体系内。
山西军政舞台上，阎锡山讲究“治省如修身”；家里更自视为“小朝廷”，家法不输官法。正室、庶室、嫡子、庶子排位井然，逢年过节佩戴的玉佩、服色、乘车规格都按清制执行。他在日记里写过一句：“正是家齐，方可治省；省治，方可救国。”言下之意，把晋省管得像一个放大版的阎家。可惜历史的车轮不为个人意志停留。1949年太原失守，他带着尚能起飞的座机离开中原，昔日讲究的礼器、家谱丢在院里任风吹。
海峡彼岸，他仍要求子女遵守称呼，但异国生活节奏全然不同。在纽约地铁站口，小儿子阎志惠常被老华侨认出：“阎五公子？”他笑笑，一句英语“take care”扔回去，步子却越来越快。旧规矩远离山西土壤，终究像残破的族谱，只能夹在行李箱底。
回头看，阎锡山为保正室体面、为延续家族血脉而立下的那条“孩子不能叫亲妈”之令，一度运转得井井有条，却没能挡住世道巨变。正统、庶出之分在战火和流亡面前变得苍白无力；他想用“家规”筑起的封闭王国，终究散成几张漂泊的身份证明。名义上的嫡长继承，在河对岸的山坳里熄了灯；血缘与称呼被时代重新洗牌。阎锡山擅长政治权谋，却没料到，最难掌控的，是后人如何开口叫一声“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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