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初夏的广州，下过一场暴雨，珠江水面雾气蒸腾。省政府大院里，一位中等身材、脚步干脆的老人推开沉重的大门。门卫刚想上前询问，抬眼却愣住了——来人正是新任广东省公安厅劳改局局长梁国栋，一张憨厚的脸写满风尘，却透着久经考验的坚毅。这一天，他正式走马上任，从此告别多年随车奔驰的日子，成为正厅级干部。
消息传开，不少同事惊讶：昔日的专职司机，怎么一跃成了正厅级？要弄清这个问题，得把时间拨回到二十年前。梁国栋出生于一九零六年，少年时期漂洋过海到印尼谋生。南洋码头的艰辛，反倒锻出他的硬骨头。二六年，他在泗水接触到工人夜校，听到“无产阶级”这个新名词，一头扎进共产主义小组，还在当地印刷传单，用破旧油印机“咯吱咯吱”干了整宿。
三零年，党组织决定把这位久经磨砺的年轻人调回国内。为了躲避租界巡捕，他用一张假的荷属东印度护照，经香港秘密登船。到上海后，他先后在法租界和闸北徘徊，联络海员、掩护同志；随后又转战海南，熟练的驾车本领让他不仅是联络员，更是运输线上的“活保险”。
一九三八年，他抵达延安。登记时填“职业：司机”，交际处的同志以为只是普通技术兵，不料资历一查，发现此人地下工作横跨东南亚、华东、华南，惊叹“老梁来头不小”。恰逢中央准备组建机要车队，毛主席外出偶尔得用车，组织上挑来挑去，把方向盘交到了梁国栋手里。
梁国栋第一天值班就遇到大雨，道路泥泞，吉普车数次陷进沟洼。他跳下车赤脚探路，把裤腿挽到膝盖，手脚并用把车推出来。毛主席坐在车里，透过雨刷观察良久，笑着说句：“国栋，小心别滑。”这简单一句，把梁国栋的心暖得滚烫。往后八年，他随车南北奔波，陪主席去前线、去窑洞、去村庄，油门稳、刹车准，被警卫员称作“稳当梁”。
别看是司机，毛主席从没把他当“方向盘”。碰到战事间隙，主席常喊他喝茶聊天：“怎样，南洋的甘蔗甜不甜？”梁国栋总是腼腆地笑。可这些闲话里，主席把群众观念、作风准则层层剖开。一次，车队路过冰封的小河，梁国栋担心行人误踏薄冰，下车挥锤一点点敲碎。冻水漫过膝盖，他却咬牙坚持。后来腿落下病根，主席派卫生队长登门为他敷药，顺手留下半袋红枣。梁国栋跟孩子回忆到此，总只说一句：“毛主席疼人呐。”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多次提议让梁国栋去做更适合他的工作。于是，一九四六年底，他奉命北上东北，参与接收铁路、整编警备部队。那片白雪皑皑的黑土地上，梁国栋日夜奔波，管百十号卡车、数千吨物资，老地下交通员的本事充分发挥。辽沈战役时，他已是军管会交通处副处长，整夜蹲在装卸场拿小本子做记录，身边的年轻战士打趣：“梁处长还是开车比写字快。”
新中国成立，梁国栋随第一批骨干留在东北。可他心底始终惦记南方父老。中央调研后，决定让他南下广东，整顿劳改系统。五六年春，他正式被任命为广东省公安厅劳改局局长，行政级别正厅。那会儿，一省劳改局局长虽非封疆大吏，却也坐进省委常委会旁听席，参与重大案件的处置。对一个从司机岗位走出的干部来说，这级别既是肯定，更是重担。
到任第一周，他就下到韶关北江监狱蹲点。旧址是座破旧兵营，蚊虫横飞，伙食糙得吓人。梁国栋找来狱警开会，一句“这里也是人民的工作”，定下改造方针——修缮工舍、开菜地、办夜校、推行劳动积分制度。有人质疑，“犯人能学好吗？”梁国栋拍拍桌子：“人心都是肉长的，给条光亮道，谁不想走？”这句话后来在广东劳改系统流传多年，被当作行事准则。
同年十月，毛主席到广州主持中南工作会议。接见老部下时，主席在人群中一眼看见了梁国栋，笑容灿烂，伸手握住他的肩：“国栋，好好干！”梁国栋立正敬礼，声音洪亮：“谨记主席教诲！”简短对话，旁人听来平常，梁国栋却把它记了一生。
岁月推着人向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梁国栋因“曾给主席开车”而少了些麻烦，却也不敢松劲。他常提醒子女，要记住两件事：勤俭持家，不搞特殊。七十年代末海南遭旱灾，组织给老红军、老干部寄去补助，他硬是退回：“先救急难，我能挺得住。”话音不高，却透着当年敲冰时那股倔劲。
二○○三年，梁国栋病逝，享年九十七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那袋红枣的空布袋被他缝补了又缝，夹在日记本里。日记的扉页写着两行字：为人民开车，为人民做事。寥寥十二字，像他的一生，简单，铿锵。
毛主席身边的人多有相似轨迹。卫士李银桥、机要秘书张玉凤，都在离开中南海后回到基层，秉持同样的信条：职位是手段，不是目的。这种“把人民装在心里”的传承，从延安时的小轿车一路延伸，落到无数具体的岗位。梁国栋从方向盘转到公检法系统，没有光鲜辞藻，却用实干回答了题目——建国后，他是正厅级干部，更是人民的老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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