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12日傍晚，北风还带着寒意，中南海勤政殿的灯却格外暖。屋里坐着七八位爱新觉罗后人，香气扑鼻的年夜饭已备好，可谁也没胃口动筷子。周恩来端着茶水缓步而入，把视线落在溥仪身上，气氛瞬间更加微妙——今夜的核心议题，是让嵯峨浩回国。
众人回想溥仪兄弟此番转折，仍觉恍若隔世。1950年3月，沈阳。苏联红军将溥仪、溥杰移交给新中国，兄弟俩站在战犯管理所厚重的大门前，神情木然。那一年，溥仪44岁，溥杰33岁。从紫禁城到监舍，他们的身份天翻地覆。
时间推到1959年12月4日。特赦名单公布时，溥仪在所内握着溥杰的手低声说：“你也要争取出去，我们总得凭劳动吃饭。”寥寥数语，道尽昔日皇帝的沧桑。溥仪出狱后住进北京前门旅社，当起植物园工人，剪枝施肥动作笨拙，却天天打卡，旁人看了直感慨。
1960年11月28日，溥杰也被特赦。兄弟在景山东街相见，抱在一起足足一分钟。可没几天，矛盾就冒头：溥杰要把妻子嵯峨浩和孩子接回国，溥仪坚决反对。他认定这位日本弟媳是关东军安插的“尾巴”，阴影难消，说什么也不肯同住。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得知此事，先没急着劝，而是让工作人员找来16年前的旧信。那是1945年秋天，嵯峨浩拖着两个女儿辗转天津、南京，托人写给国民政府的求助信：一句“夫君安否”字迹颤抖，却透出真情。周恩来把信递给溥仪，只说了两个字：“真难。”
僵局依旧。于是便有了春节前夕这场家宴。屋里静得能听见煤炉噼啪。周恩来环顾一圈：“今天说开了好过年。意见尽管提。”溥仪忽地站起：“我不同意她回来，更不想和他们住一起。”声调不高，却透出固执。轻飘飘一句，把众人拉回伪满洲国的暗影。
载涛咳嗽两声打破沉默，他提到嵯峨浩前两次来京，总是先去祠堂磕头，再向长辈请安；提到她写得一手好草书，还愿意让女儿跟着北京口音学中文。老亲王一番话，情理兼具，屋里有人点头。
周恩来听了顺势说道：“人能改造，血统改不了，可立场能换。过去皇族如今当老师、做接待，说明办法总比困难多。”他指了指在场的老七、老五。二人皆已在普通岗位上工作，工资不高，却自豪地按时上班。场面松动。
外头传来邓颖超招呼吃饭的声音。周恩来放下茶杯，转向溥仪：“16年夫妻分隔，比戏文还长。给溥杰一个尝试的机会，如果她真过不惯，再走也成。”一句“再走也成”递了台阶，溥仪眉头松了片刻。
晚饭间，溥杰忍不住开口：“皇兄，这些年她靠裁缝活养大孩子，信里从不抱怨，一心想回来一起照顾咱娘。”桌上菜香翻涌，溥仪望着热气，眼神摇摆。末了，他把筷子放下：“我听总理的，同意她回来，但先不住一块儿。”
1961年4月2日，首都机场。嵯峨浩带着慧生、嫮生抵京，周恩来派人迎接。隔着人群，溥仪远远看见那位穿灰呢大衣的日本女子低头整理女儿的围巾，动作轻柔。他突然想到，当年自己为何把精力用在权位上，而忽略了生活里的这些细碎温暖。
随后几周，嵯峨浩搬进和平里一套两居室，溥杰隔三差五陪她走亲戚、补手续。周恩来又请兄弟俩吃饭，席间笑道：“住不到一起没关系，街道近，遇事抬脚就到。”溥仪端起酒杯，第一次坦然与弟媳对视：“以后有事，随时来找我。”话音落地，连他自己都愕然。
那以后，植物园里又多了一位固定志愿者——嵯峨浩。她戴着草帽、学中文名“浩子”，跟工友们搬花盆、清枯枝。有人问她：“累不累？”她摇摇头，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答：“我欠这里一份心。”
不得不说，历史并非简单翻篇。昔日的帝王、自认的军人、曾被操纵的女子，都在1960年代北京的寻常胡同里找位置。矛盾没有凭空消失，却在一次次对话、一次次试着同行中被慢慢削平。至于同住与否，已成了可大可小的枝节。关键在于，那些曾截然相对的心，被重新摆上了同一张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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