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清晨，北京西郊的空气带着微凉的春意，公主坟南侧那片新起的工地上还飘着石灰味。值班的岳英刚巡完夜，忽然看见一位身着便装的老人步伐稳健地走来，身后只跟着陈伯达两人。岳英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来者正是毛主席。
“这楼花多少钱一平方米？”毛主席站在三层办公楼门口，抬头打量片刻后发问。
“报告主席，一百二十元。”岳英压低声音。
“好贵哟。”老人眉头轻轻一皱，“国家手头紧，要勤俭办事。”
短短一句评语，很快像风一样传回海军后勤部。张汉丞听完岳英复述的全过程，沉思片刻，提笔写下六个字——“少花钱，多办事”。写完，他把纸张贴在办公室门口，让所有科长每天进门都能看见。
张汉丞之所以对主席嘱托格外敏感，缘于十七年前的一次握手。1935年8月20日，懋功毛儿盖镇，小小的会议室外扛枪站岗的他第一次被毛主席拉着手问姓名、年龄。那时的警卫排长叫“杨业龙”，负责“护青”——保护藏民青稞不受踩踏。主席一句“努力干吧，有前途”，烙在心里，比军功章更闪亮。
两年后，日军铁蹄踏入山西。汾城北高腴的土路上，“铁耙子阵”一夜之间布好，骑兵连被摔得人仰马翻。再过几周，“抬棺材打据点”又让赵康镇鬼子吃了哑巴亏。地方百姓悄悄传：挂着阎锡山牌子，走的是共产党的路子。张汉丞靠的是机智，也靠严格的纪律；队伍夜晚赶路再疲惫，战利品登记一个螺丝都不能少。正因这股子较劲，1940年元月，他带着一个团冲出阎锡山十二个团的包围，到太岳根据地几乎没折损主力。彭德怀听完经过，忍不住感慨：“单枪匹马进去，浩浩荡荡带出来，这才叫共产党。”
1945年夏，毛主席筹备赴重庆谈判。中央党校里，刘少奇作形势报告后征求意见。教室角落的张汉丞当夜提笔，陈词铜丸：不愿主帅独闯虎穴。信送上去，但他也很快明白，真正的领袖必须把个人安危排在最后。这一次，他没有如愿，却深信决策无误。
共和国成立，海军初建，家底单薄。1950年四野后勤二分部整体北上编入海军序列，张汉丞改任海军后勤部长。机关先安在东城一处小胡同，十几间窄屋挤下百余号人。开会时，桌子不够用，只能把木箱扣过来当凳子。后勤系统又分散在各大军区，发一吨柴油得三道文书、四个公章，人称“八百里加个印”。张汉丞看在眼里，急在心头。1952年初冬，他拟定《海军后勤供应体制调整建议》，托肖劲光上报。彭德怀批示“直属军委联勤”，三天后毛主席批“同意”。海军自此告别“伸手要饭”的日子。
但办公和家属用房依旧老大难。海军首脑机关暂借贡院民楼，冬天靠煤炉撑，夏天顶棚滴水。为了筹钱建房，张汉丞又起草报告，附上预算、地皮勘探图和“同民房混住的保密隐患”。批文很快下达：一千万元。北京城寸土寸金，几经周折，公主坟南侧的一千多亩空地划归海军。沙尘飞起时，建设大军日夜鏖战，混凝土与竹编模板的味道在风里弥漫。
正当大家为三层司令部大楼刷最后一道灰时，传来主席要来看看。对成本心里有数的工程队专门把账本备好，可没人想到主席会问得那么细。木窗、灰砖、楼梯扶手，每一样都被问到。毛主席临走没再说什么，只留下一句话：“真要紧的，是将来打仗时用得上。”
这场“现场考察”像一盆凉水，又像一记警钟。张汉丞的六字箴言随即传遍整个春寒料峭的建筑工地。设计图纸被重新压价，部分外墙贴面被撤掉，用红砖代替花岗岩；会议室木地板的进口松木改为国产落叶松；原本准备装的水晶吊灯干脆不要，用普通吊扇解决照明和通风。有人担心影响形象，张汉丞一句“海上打仗靠鱼雷，不靠大吊灯”堵住了疑问。
节省下来的经费没有沉睡。1953年至1955年，华东、南海、北海三大舰队各自建起独立军需仓库，柴油、润滑油、备件不用再隔省抽调。1954年国庆海上阅兵，人民海军首次多舰编队通过烟台以东海域，背后正是这套新后勤体系的试金石。参与演练的某驱逐舰后来写总结：“补给船比军舰先到锚地，冰块、青菜和淡水一样不少。”这在刚建军三年的海军里并不常见。
时间推到1961年10月24日，首都机场跑道夕阳斜照，少将以上军官整队静候周恩来归国。列中已晋升海军副司令的张汉丞忽觉背后脚步轻响，回头便见毛主席含笑而来。彼此的手紧紧相握，他下意识喊了句：“毛主席万岁！”老人轻声制止：“谁也活不到万岁，别惊动大家。”随即迈向前方。话语平和，不失分寸，却让站在原地的张汉丞再次忆起那六个字。风吹过军帽流苏，他挺直腰背，心里只剩一个念头：船舷上的每一颗铆钉，都要对得起国家的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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