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可真是个好地方啊” ——怀念我的父亲阎红彦|延安|我的父亲|林彪

编者按：
阎红彦（1909年—1967年），原名阎候雁。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书记、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饮恨自杀。1978年1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本文作者系阎红彦之子阎泽群，文章写于1978年8月。

送父亲到八宝山

1978年1月24日这天，北京很冷，但阳光还好。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妹妹端着他的遗像一步一个台阶，默默地走进八宝山革命公墓灵堂正厅，我们把父亲的骨灰盒放在朱总司令、贺龙、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像面前。

父亲又回到老战友中间来了。我们低头默哀，不仅仅为我的父亲。这里的许多遗像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都是那么亲切，那么熟悉，他们的名字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是分不开的。

我们把父亲的遗骨从遥远的云南护送来京。从昆明到北京的四小时航程中，我望着窗外疾逝的白云，深知这时正飞越父亲一生眷恋、一生为之奋斗的山山水水，但再也听不到他经常爱说的那句充满感情的话：“这里可真是个好地方啊! ”我顿然感到，失去父亲，我们是多么寂寞。但是在真正的共产党人中间，是没有寂寞的。

在那灰色的礼堂里，哀乐低回，悲声四起。我看到了党中央和很多领导人赠送的花圈，看到了邓副主席刚毅的面容，我看到了许多革命老前辈在父亲的遗像前肃立，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竟痛哭失声。

这时，我真想大声呼喊：“爸爸，林彪、江青那帮坏家伙全都垮台了，您可知道 ? 党中央为您伸了冤。邓伯伯，还有这么多老战友都来看您了。”

父亲是受尽“四人帮”的摧残和折磨，于1967年1月8日离开我们的。在那乌云蔽日、岁月不流的日子里，我被关在一间随时要倒塌的名实相符的牛棚里。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书读。这倒使我有时间回忆和思考。父亲那魁梧的身影、坦荡的笑容时时浮现眼前。我没有和他长期生活在一起，战斗的生活使我们一家人总是分别重逢，重逢又分别。一幕幕相聚无多的场景，很不连贯却都清晰，就像一部有待剪辑的纪录片，在脑中映过。

父亲与陕西

我们的老家是陕北。1925年，父亲还未成年，就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路，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大革命失败后，“八一”的枪声在陕北引起了回响。父亲参加了谢子长、唐澍等同志领导的清涧起义，从此就再没有放下枪杆。

1931年，党派他到山西组织武装斗争，在吕梁山区，他和杨重远、吴岱峰等同志一起建立了晋西游击队，这支队伍打击了当时山西军阀的统治。然后又西渡黄河，与谢子长、刘志丹同志会合，和战友们一道使红旗第一次飘扬在陕甘高原的上空。

为了在西北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他几次洒下鲜血。只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危害，他和谢子长同志被迫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到白区工作，继续战斗。

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时，父亲正在苏联，他渴望战斗，急切要求回国。他和刘长胜同志一起，带着共产国际的密电码，从新疆、绥远历尽艰险，终于又踏上了故乡的黄土。他向党中央报到，向毛主席请战，同宋时轮、蔡树藩、杜平这些从南方来的战友一道出发东征，然后并肩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圣地一一陕甘宁边区站岗放哨。

抗战后期，父亲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这时我已经记得事了。逢年过节，父亲的窑洞总是很热闹，党校的同学、前线归来的战友，到一起就天南地北地谈起来，用各种口音评述着前方的消息和后方的新闻。

那时候，他们个个年富力壮、英俊豪爽。有时候，为弄清一个学习中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偶尔也弄点什么吃的，边做边吃，还不住地开着玩笑。他们把岁数稍大些的陈奇涵伯伯和邵式平伯伯称作陈老，邵大哥，爱用胡子扎小孩的是陈赓伯伯。

童年的我，只知道他们都是爸爸的好朋友，不知道他们是八路军的什么政委和什么长。一年春节，客人又来了。其中一个大个子，手提小口袋，一进门就举着手里的东西嚷道：“老阎，今天我请客，你知道这是什么？好东西哟！白花花的大米，你们陕北可没有。”接着，他用南方口音风趣地唱起来：“陕北好地方呀，小米子熬米汤！”惹得大家都笑了。父亲却认真地说：“我们陕北可真是个好地方。有了这块地方，毛主席和总司令指挥全国抗战；有了这块地方，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我在苏联天天吃面包，可就是偏要回来吃小米，将来胜利了，咱们一定还会想念陕北小米的。”

离这话说过了将近二十年, 那位叔叔又到北京饭店看父亲。这时，他们都已两鬓斑白了。他们回忆起延安时，叔叔说：“延安小米真好，现在我还常常弄点小米熬稀饭呢。”父亲说：“小米当然是好东西。主席、总理都夸奖过陕北小米。咱们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陕北人民为革命付出的代价可不轻。子长、志丹，还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我们的家都被国民党烧过，可是当红军的更多了。有些地方，除了地主豪绅，几乎家家有人参加革命。”客人点头说：“是啊! 长征两万五千里，脚板都跑破了，一到陕北，心里嘀咕: 这么个穷地方，说话都不懂，能站得住吗？陕北老百姓硬是好，我们是忘不了的。”父亲说: “要不是中央红军到陕北，这块根据地也很难巩固,，还是党中央的路线正确，我们终于胜利了。”

父亲在二野时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我和妹妹到豫北焦作见到了父亲。我们刚从延安的山沟进城市, 连电灯都没有见过，什么都新鲜。父亲领我们去看发电厂和自来水公司，边走边告诉我们：“这里出煤，外国人早就看中了，咱们现在住的房子就是英国经理的房子。”路过一片青翠的竹林，父亲又指点我们：“这是竹子，南方多得很。在黄河以北长这么好的竹子就很少见了，焦作这一带真不错! ”

正说着，两架国民党的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父亲轻蔑地看一眼，接着说：“我们从日本人手里夺回这块地方，蒋介石又想抢走，看来内战是要打了，也许我们会离开这里。过几天送你们去后方，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不仅是这块地方，我们还要解放全中国。那时候，咱们自己开煤矿、修铁路、建工厂，没有知识可是不行。”

不久，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我随学校转移，与父亲失去联系。但是，我知道，刘、邓大军打到哪里，他就在哪里。

1949年8月，我又在南京见到父亲。他非常高兴，指着我对几个同志说：“这孩子刚从北平来。十二年前他刚两岁多，从北平的监狱里出来到了延安，现在又回到北平念书。真没想到这么快，北平、南京都在我们手里了！”他向我问北平的情况，我说不了多少，因为学校纪律很严，不能随便出去。

父亲对北平是熟悉的。1933年到34年，他在平津察绥一带搞兵运工作。北平在他的记忆里是寒冷、饥饿的地方，并且随时有被捕、杀头的危险。这次相聚时，他告诉我：“1933年冬天，我们几个同志两三天都没有吃上干的。幸好我还有件破棉袍，就拿到沙滩一家当铺当了，大家才痛痛快快吃了一顿烧饼果子外加豆腐脑。以后到北平要去找这家当铺，把棉袍赎回来。”我说没有看到街上有当铺。父亲笑了：“你们眼里的北平和我当年看到的不一样。北平有很多好地方，不过那时候我们去不成。北平就要成为首都了，一定会建设得更美，我们住过的那些小胡同也许找不到了。但是以后到北平，烧饼果子是非吃不可的。”我问父亲是不是留在南京工作了，他说：“全国没有解放，我们的脚停不下来。”

父亲入川

1949年秋天，二野进军西南，我跟着父亲从湖南常德出发，经湘西入川，当汽车盘旋行驶在高山公路上时，父亲就喜欢讲这支部队的战斗历程：从太行山到冀鲁豫；渡黄河，逐鹿中原；挺进大别山；接着战淮海，过长江，一直打到蒋介石的老家。

他深情地谈起这些战斗过的地方、这些地方的人民和这支英雄的部队。他说：“打了这么多年仗，我们的队伍越打越大，越战越强。两年前在大别山，几十万敌人包围我们，远离后方，真艰苦啊! 刘司令员、邓政委，全军上下都自己动手缝棉衣。现在坐着汽车在追敌人, 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

快到秀山时，父亲眺望车外，兴奋地说：“我们进四川了！”偶尔路过一些小村庄，只见几间破茅屋，老百姓衣衫褴褛和这里秀丽的山色极不合谐。我禁不住自言自语：“原来四川这么穷！”“你说什么？”父亲瞪我一眼，“你连‘天府之国’都不晓得？这里地上能长很好的庄稼，地下有煤有铁，富得很哪！还有很多土特产，就拿川东来说，万县牛皮、江津广柑、涪陵榨菜，这都是国内外有名的。”

“爸爸你又不是四川人，还尽说四川好。你看这么冷的天气，老百姓连鞋都穿不上。”我指着路边几个光着脚看汽车的小孩，证明我的论点。父亲沉默了一会说：“现在老百姓穷得很，蒋介石把这里糟踏苦了。其实，全国哪里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会搞好的，用不了多久就会改变样子。”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不是四川人。四川可出了不少人才，总司令、我们的刘司令员、邓政委，还有陈老总、聂老总等，他们都是四川人，贺老总也在这里打过仗。长征过四川，又有许多人参加了红军。”

入川后的第一个宿营地是酉阳。刚住下，一队战士从门前经过，边走边唱：“大呀么大西南，好呀么好地方，金银煤铁地下藏。”这个调子我很熟悉，我们在后方学校里唱过，但歌词不完全一样。我笑着对父亲说：“这是你们二野的军歌吧？挺进大别山就唱‘大呀么大别山，好呀么好地方’。渡江时，又唱‘大呀么大江南，好呀么好地方’，现在又是大西南了。”父亲也笑了，说：“可不是吗？我们中国哪里不是好地方？这个歌好听，也好学，我们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走到哪里就把哪里改造好，建设得更好。”

从此，父亲在巴山蜀水间度过了十个春天和秋天。无论在重庆，在成都，或者开会来北京，遇到老战友时，说不了几句别的，就会听到他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像夸家乡似的说：“我们四川……”

1958年初春，我在成都养病，父亲有任务去武汉。几天后，我到车站去接他。火车停定，我看到一个人先敏捷地跨出车门，是周总理！父亲跟着也走下车来。他们兴奋地交谈着，显然还继续着车上的话题。

回到家里，父亲向我们讲述了总理从武汉溯江而上到重庆的经过。父亲说：“为了开发长江的水利资源，总理亲自视察了三峡。总理指示，现在就要着手规划、勘探，建设长江的水利工程，是有关子孙后代的大事。我跟总理说，‘我们四川何止四条川，许多支流的水力资源也很丰富’。总理说‘是啊！农业离不开水利，工农业都需要电，四川条件不错，要抓紧搞上去’。我说，‘封建时代李冰父子还修了都江堰，我们共产党应该给人民办更多更大的好事’。总理对重庆很熟悉，他谈到抗战期间蒋介石把重庆搞得乌烟瘴气，他每次从延安到重庆都感到不舒服。现在重庆有了无轨电车，市容也整齐多了，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变化。总理对城市建设非常关心，要我们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一定要组织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让老百姓过得更幸福，更文明。”

那天晚上，父亲谈得很多。最后，他叫我回北京不要走宝成路，先到重庆住几天，和刚解放时对比一下，然后坐船到武汉。他说：“过三峡，看看祖国的河山多么雄伟壮丽！年轻人多见识一些很有好处。爱祖国爱人民，都不是抽象的。”

在云南的日子

父亲主持云南工作的七年间，我只去过一次昆明。那是1961 年春节前，离开冰封雪飘的首都，几小时后，满眼是青山碧水，院子里茶花开得分外娇艳。

晚饭后，父亲回家了。看见我和妹妹特别高兴，劈头就问：“怎么样？”我们一时不知怎样回答。爸爸补充说：“我是说，昆明怎么样？”妹妹讲了她的初步印象：暖和，不像冬天；地里有庄稼，到处都是花。

“在北京就跟你们说过，我们云南可真是个好地方啊！”父亲笑了。接着，他就像给我们上地理课似的，从气候、山川说到物产，从苍山、洱海说到西双版纳，还讲了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民情。我故意插了一句：“你过去在四川，说四川好。现在到了云南，又把云南说得这么好。究竟哪里好呢？”他不介意，好像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表情严肃了。他继续说：“云南日照时间长，气候温和，也有很多平坝，可是雨量少，干旱缺水，如果多几个滇池、洱海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耕作水平低，有些地方还在刀耕火种，落后得很哪！比起川西坝那是差远了。交通不便，特别是文化落后。我们得花很大气力，要办的事情太多了。”就这样，一直谈到饭桌上。

父亲给我们介绍了两样在北京没有见过的鲜菜，接着又说：“云南恢复得很快。昨天请邓政委吃过桥米线，那是云南的特殊风味。邓政委问我，‘老百姓吃得上吗？’我告诉他‘可以吃到了’。他说，‘那就好嘛，要是老百姓还吃不上，你就不要请我。”父亲告诉我们，邓小平总书记当时正在昆明，要到西山龙门看滇池，我们也可以跟着去看看。

在昆明的十多天里，我们很少跟父亲一起出去玩。一天，他叫我和妹妹随他去散步，从住所旁门出来，走到ー条小街，正逢赶街 (集)，摆满了各种蔬菜和日用土产。父亲与赶街的农民交淡，详细询问这些东西的价钱，农民卖的东西都是分等按质论价。

然后，我们走进一个水果店，水果不分大小好坏一股脑堆在那里。父亲故意挑好苹果，被售货员制止了。他问售货员，为什么不像集市上那样，把好的和坏的分开来卖？售货员不耐烦了，干脆不理他。

回来的路上，父亲说: “你们看，本来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商业部门就做不到。搞经济工作，又不用经济办法，怎么搞得好？农村中的政策问题就更多了，我们云南山多，具有立体气候，发展多种经营很有条件，可是现在有些地方连羊都不让养；土特产价格不合理，收不上来。在延安党校礼堂外面，就是毛主席亲笔题的‘实事求是’，可是这么几年浮夸和瞎指挥，让国家和老百姓都吃了亏。光讲空道理没有用，过几天我还要下去呆一段时间，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定出些具体办法，让农民得到实际好处，云南的面貌才能变得快一些。”

父亲在云南期间，经常到北京开会。他见到罗瑞卿同志就谈驻军屯恳和边疆工作。见到王震同志，就谈在云南发展橡胶生产。他还专门和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研究云南的建设和发展。他的心思一刻也离不开云南。

有一年春节在北京，两位驻京工作的云南干部来看他。谈了几句话，父亲的脸严肃起来，“你们最近搞了一大批绢花运到昆明，真是乱弹琴！运输本来就很紧张，云南有的是鲜花，这些东西搞那么多去干什么？办事情总该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生产建设急需些什么，不要再搞那些花花梢梢的东西了。”

那几年，父亲每次来北京，一见面我们几乎就能从他的表情看出云南当时的气候和收成。有一次，我到饭店看他，刚到门口就听到他的音声: “我们在地方工作，就要对这个地方有感情，做名副其实的父母官。要有事业心、责任感和进取精神。”原来里面在谈话，我们没有冒然进去，可是我的孩子忽然叫了声“爷爷”，父亲走出门，没有说话，挥挥手，示意我们到别的房间去。秘书告诉我们: “云南大部分地区久旱不雨，看来小春要减产。第二次我们又去时，秘书正向他报汇“家”里的长途电话: 抗旱取得了很大成绩，明、红河、昭通，还有几个地方又下了雨。说到这里，父亲才发现我们站在门口，便一下抱住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孙子，把他举得高高的，笑着说: “小家伙，快长大吧! 长大了学水利，来我们云南，再不让老天爷欺负我们！”

最后一次见父亲

我最后一次和父亲见面，是1966年初冬在北京。

那时，我正满腔热情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对许多事已经开始不理解了，感到跟不上形势。

我信赖父亲，希望得到他的指教。但使我吃惊的是，他和其他一些老同志竟然那么闭塞，许多重要情况都不知道。党组织瘫痪了，他们做为地方党委的负责人，开始失去了领导能力。我告诉他，江青在北航对红卫兵说，中央正在开会，她和主席占少数，很多人都反对毛主席，要准备上山打游击。父亲怔了一下，然后问我: “她真这样说的?”我说:“不会错，八大学院像开了锅，这些话很快会传到外地去。你们在这里开会研究半天，恐怕还抵不上这几句话的作用。”

父亲有些激动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半晌没有说话。突然，他紧锁双眉，好像不是在跟我说话，愤慨地大声说: “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我们跟着主席几十年，会反对毛主席？我们会反对毛主席！？”

我还告诉父亲，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各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召开声讨各省市委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的人也参加支
持。我劝父亲回去准备戴高帽子游街，他坦然地说: “我怕什么，无非下台当老百姓。工作中有缺点、错误，我可以检讨。在昆明，我参加了十几次群众大会，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但是，给共产党的干部戴高帽子，我就是不赞成！这不是对哪一个人，这是侮辱我们的党，糟踏我们的党，如果给我戴我就摔掉它！”

我们谈到北大给邓小平同志写的大字报，还谈到贺龙、胡耀邦、何长工等同志的处境。父亲毫不犹豫地说: “你记住，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和这些人分不开的。可是另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既不管工农业，又不管老百姓的生活，拼命在那里煽动。像这样搞下去，要伤害很多干部，群众也会更加对立。三年困难渡过来了，正是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家底本来薄，最后还是苦了老百姓。”

我把自己写的几份宣传十六条的传单拿给父亲看，他稍稍平静了。读完以后，他说: “同意你们观点的人多吗？”我告诉他，支持的不少，但戚本禹表示不欣赏。父亲沉默了一会，然后用亲切而慈祥的眼光看着我，慢慢地说: “你已经成年了，是共产党员，又是北大毕业的学生，对事情有自己的见解，不盲从，我也不干涉。不过，我看你不要参加什么群众组织了，可以到外地看看，多想些问题。对于政治斗争，你们这代人是太单纯了。”

我仔细地体会父亲的意思, 陷入沉思。这时，秘书进来了，像我们过去多次看到的那样，汇报“家”里秋收和粮食征购情况。

当我走出门口时，父亲又叮嘱了一句: “你去串联吧，但是不要去云南。”我理解他的话, 点头答应着。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