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的夜雨刚停，太岳山里雾气翻卷，树枝滴水声仿佛也在催促行军。两条崎岖山路上，一支缺衣少粮的八路队伍与一股尾随的日军绕圈较量。带队的副司令员周希汉神情焦灼，除了眼前的战事，更压在他心口的，是后方那双还没学会喊“爸爸”的小手。
说来讽刺，兵荒马乱之际，他居然成了远近闻名的“奶爸”。周希汉1913年生，红军时期外号“周猛子”，动不动就往前冲。可当双胞胎呱呱坠地，他递水、冲奶、换襁褓样样精通，身边警卫悄悄议论：“咱们参谋长像变了个人。”他听见也只是憨厚一笑，手上动作不停。
两个孩子出生不到一个月，鬼子发动新一轮“铁壁合围”。机关被迫分散，周璇抱着女儿，跟随随营部队昼伏夜行。她原名柴英，改姓“周”取“周旋”之意，性子倔，不服输。可母亲再坚强，也敌不过饥饿和寒风。一次急行军，只来得及给妹妹喂奶，姐姐周鄂便因长时间断奶，悄无声息地瘪了小脸。
“孩子没了。”警卫员低声报告。周希汉手里的望远镜差点摔碎，他冲到简易卫生所，自己动手刨土，削木板，做了个小匣子。那夜雨还在下，他背着匣子爬上坡埋葬，不让任何人插手。张祖谅站在旁边，红了眼却一句劝慰都说不出口。
不出三日，厄运再次逼近。部队夜间转移翻越北髻山，劲风中，包裹着妹妹周晋的小棉絮被卷走。等到周璇察觉，孩子已冻得唇色乌青。军医施救无果，油灯下，周璇失声痛哭。周希汉想发火，喉咙却像被石头堵住，只挤出一句：“怪不得你。”
埋妹妹时，他把先前姐姐的坟也打开，把两名女婴放在同一处。有人嘀咕，说合葬“不吉”。他直直盯着对方，沙哑回应：“战乱里，能让她们作伴，就是福分。”值得一提的是，他怕鬼子侮尸，竟把墓碑也埋在地下，只在心里画了座坐标：北纬36度11分，东经112度18分，山脚那株老柿树旁。
而后数周，日军在太岳山区增兵到七千，企图歼灭二分区主力。周希汉与张祖谅交替指挥，凭熟悉的山道，把敌人拖进游击狩猎场。一次遭遇战后，两人靠着山石喘息，张祖谅说：“老周，得撑住。”周希汉低声回道：“欠的账，总要讨回来。”短短一句，杀气透骨。
外人只见他在指挥所冷静部署，却不知午夜梦回时，他常独坐帐前把玩那两根褪色的线绳——一红一蓝，曾系在女儿手腕，如今成了他随身的遗物。战士们后来回忆，首长瞪眼训人依旧火爆，可转过身，却常对着那两根线发呆，似在低语。
太岳抗战进入拉锯，二分区打得日军疲于奔命。盟军缅甸战场失利，华北日军补给紧张，搜粮更狠。几十万老百姓流离在山沟，饿殍随处可见。周希汉把自家口粮往外分，每见妇孺抱着草根树皮充饥，他就想起那两张早凋的笑脸。部下劝他珍惜体力，他反倒加倍巡查，“娃娃们死不明不白，活着的更不能饿死。”
1944年冬，二分区以“1017”战斗拔掉临汾外围据点，周希汉负伤，腿骨险些粉碎。但他怎么也不肯离前线，借来根木杖，一瘸一拐周旋在阵地，“缴了鬼子炮楼，给闺女报仇。”这句话，他说得轻，却像一颗子弹击在众人心口。战士们拼了命地攻下阵地，收缴山炮三门，弹药数百箱，那夜山谷火光冲天。
光复太原前夕，周希汉已是三十八岁，额上早生白发。黝黑的手掌抚过胸前奖章，他却叹了口气，“女儿若在，也该会走路了。”身边警卫不敢接话，这个汉子最忌旁人提起家事。可每当部下带来战利品里的奶粉、糖块，他又总吩咐：“挑好的，先给老乡娃娃。”
1949年后，周希汉以中将军衔转入新岗位。和平降临，他和妻子先后育有四子一女。每逢中秋围坐，父亲总让孩子们敬酒，讲述那对姐姐的故事——没有煽情，只有一遍遍强调：国弱民苦，和平来之不易。孩子们听得怔怔，就像听一堂家里开的战史课。
岁月流转，再难抹去当年血迹。后来研究太岳抗战史的档案人员，在一次勘察中无意找到那两根线绳，红绿褪成灰。线尾打结处，还有婴儿指尖磨出的浅浅光滑，似在提醒：这段山林里的小生命，曾为民族苦难留下无法丈量的重量。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那场席卷华北的大扫荡，双胞胎或许正跟着父母练笔写字，嬉戏院落。但历史没有假设。周希汉把私人悲痛化作漫长战斗的决心，一支队伍就靠这种决心咬牙撑过最黑暗的时刻。总有人疑惑，铁血将领为何会在战地细心照顾婴儿？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明白，守护一个婴儿，就等于守护正在长大的国家。
周希汉晚年极少谈功名，他提及最多的，是山风与夜雨。那是1942年5月，太岳山路的滴水声，也是两个女儿最后的摇篮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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