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14日晚，湘潭韶山突降暴雨，山路泥泞。毛润之披着蓑衣走进南岸一个茅草屋，发烧、咳嗽，整个人几乎虚脱。屋里等着的乡村郎中杨舜琴没多寒暄，摸脉、开方、熬药一气呵成。那碗带着草药苦味的黑汤，喝下去后毛润之头上冒汗，烧退了一大半。就是在那一夜，二人结下深厚交情。谁能想到，34年后，这段情谊会在一场“缺席”的晚宴上被再次提起。
接下来几个月，韶山农协声势日盛，土豪劣绅又急又怕。7月中旬，团防局逼迫佃户谢子藩“带路抓人”。谢子藩心里清楚，这活儿干不得。他走到南岸池塘边，高声问对岸劳作的毛润之是否见到“毛润之”。毛润之心领神会，指了指屋场方向，趁乱翻山脱身。一个临场机智、一次假装不识，就这样让他躲过搜捕，而谢子藩也因此背上“帮土匪逃跑”的名头。事成之后，谢子藩回村对杨舜琴低声说：“这事千万别声张。”杨舜琴点头，却暗暗记下。
时间跳到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毛主席忙得脚不沾地，却隔三差五给韶山写信，口风只有一句——“想回家看看”。他寄去的慰问品与图书总是附一张薄薄的便笺，短短几行字，却能让收信人感到温热。家乡人盼他归来，但他一直挤不出空档。是年秋天，毛岸英替父回乡，探望亲友，也带回一叠调查材料：哪户人家生活困难，哪位烈属身体不好，主席都逐条圈画批注。
1950年春，杨舜琴递出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 毛主席亲启”。他如实回忆谢子藩当年“掩护之功”，并直言这位老兄如今贫病交加，希望组织照拂一下。毛主席读罢，立即批示调查。由于档案里没有确凿记录，他只得回信：“救急之情或许成立，可向地方政府反映。”那封回信用了两个模糊词——“大概”“商洽”。在杨舜琴眼里，这显得过于谨慎，也让他觉得事情悬而未决。
光阴转到1959年6月25日。八届七中全会后，毛主席从长沙出发，三辆小车驶入韶山。出发前一句叮嘱：“别惊动部队，我要随便走走。”随行的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都只配一辆普通吉普，地方干部则临时拼桌住宿。主席被安排在卢家湾一号楼。他坐进藤椅，仰头望山，突然说：“把山神找来。”山神其实是公社书记毛继生的绰号，在场人听懂了，一通电话打过去。
第二天傍晚，宴席设在招待所。按照主席划定的四类客人——亲属、烈属、老党员、老农协会员——共五十来人，八张方桌已摆好。韶山人有个老规矩，长者入首席。主席把位子让给堂兄兼私塾老师毛宇居，自己坐侧首。酒菜不过“四菜一汤”，外加一瓶白酒，简单到极致，但热闹非凡。
偏偏就在这时，主席环顾四周，蹙眉问：“我的老朋友杨舜琴呢？”一句话，让现场瞬间安静。毛继生忙说杨舜琴腿脚不好，可能没听到消息。主席挥手：“派车，请他。”
十几分钟后，一辆军车在一个土坯院前停下。杨舜琴正捧书抄方，听说主席相邀，连忙换衣。车子进招待所时，毛主席已站在门口。短短几步，二人相视，一笑抵万言。对话只保留两句：
毛主席轻声说：“舜琴兄，可算来了。”
杨舜琴回道：“主席，别来无恙。”
二十来字，乡音浓烈，听者无不动容。
席间，杨舜琴仍穿长衫。主席笑着提醒：“六月天，别闷着。”他一句玩笑化解拘谨。随后亲自给老朋友夹了一块鱼肉，算是答谢多年牵挂。杨舜琴端酒，低声道歉：“那封信，多有冒昧。”主席摇头，没有再提。
饭局之后，主席把杨舜琴送到门口。山风拂面，两人并肩站了片刻。主席忽然问他，“医术是否还用《黄帝内经》那套？”杨舜琴笑言：“加了点新东西，但脉象到底不会说谎。”这段闲谈，被侯波用相机静静记录，却一直没公开发表。
主席返京后，湖南省委很快落实谢子藩待遇。县里专门做了调查，确认其农协身份和“带路不抓人”的关键细节，最终给出“革命老同志”每月补贴。杨舜琴写诗一首，交给县档案室，提到“舜日尧天仁厚主”，倒不是歌功，只为说一句：知恩不忘。诗稿如今仍在韶山纪念馆库房。
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再次回韶山，这一次滴水洞住了整整十一天，对外绝对保密。杨舜琴已年过花甲，被告知“主席在山里调研，暂不见客”。他听完，只是笑笑，把之前想医治主席腿疾的方子收进药柜，没再吭声。十年后，主席病逝，北京传来讣告，韶山万人默哀。杨舜琴撑着拐杖，走到卢家湾外的竹林，点上一炷香，转身便走。谁也没听见他唸什么。
谢子藩于1978年冬去世，留下一顶破草帽和一份县供销社的补贴单；杨舜琴于1983年春病逝，墓碑简简单单，只刻“儒医”二字。韶山水声依旧，他们的故事在当地老人间口口相传。人在席间缺席，却在历史里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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