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30日清晨，莫斯科的秋霜刚刚落下，一份电报越过万里，送进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披衣而出，默默读完噩耗：冼星海病逝，年仅三十九岁。片刻静立，他将电文折好收入衣袋，低声吩咐通讯员：“鲁艺追悼会，推迟搬家。”不久前的许多场景，像陕北窑洞里的炊烟一样，在脑海缓缓升起。
追忆的第一站，自然停在1939年5月。那天傍晚，延安鲁艺山坡上余辉正好，冼星海带着《黄河大合唱》总谱走向毛泽东的住处。他脚步匆匆，却不失从容——一曲黄河，正待把抗战洪流写进音符。门口警卫员刚要通报，毛泽东已经放下镐头迎了出来，笑着伸手：“星海同志，人民的音乐家到了！”话没多说，毛泽东回身就嘱咐厨房：“贵客到来，加盘炒肉丝，再添鸡蛋汤。”在那个油盐紧缺的年月，能多上一道肉菜，已算最高规格。
端坐窑洞竹桌旁，冼星海递上总谱。毛泽东摊开谱页，指着第一页问：“这‘怒吼吧黄河’的节拍，为何忽疾忽缓？”冼星海答得干脆：“主席，黄河九曲十八弯，情绪也得跌宕。”短短一句，让毛泽东把谱子合上，抬头一笑：“好，就要这种不驯的味道。”两人随即转向另一桩大事——开荒生产。毛泽东没忘自嘲：“我这湖南人插秧还行，种谷子却是新手。你广东人会打鱼，会种稻，再学会种小米，就比孔老夫子全能。”窑洞里一阵大笑，气氛一下子活了。
饭菜很快端上桌。陕北土鸡炖得透亮，辣椒的火气冒着热腾蒸汽。冼星海见碗里只有几块肉，便悄悄把最大那块放进毛泽东碗里。毛泽东夹起又放回，揶揄一句：“喧宾夺主可不好。”随即把那块肉分成三份，分别夹给冼星海、陪同来的夏童及自己。短短举动，一点不讲排场，却把“与民同甘苦”四字写得明明白白。
酒过三巡，话入正题。毛泽东摆手，示意把灯芯拧亮些：“星海同志，咱们不光要种粮，还得种精神食粮。能不能为生产运动写一支歌？”冼星海当即应诺。几天后，《生产大合唱》在河畔飘起，“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的旋律一传十、十传百，连放牛娃都能哼上几句。延安高坡开出绿色，更开出昂扬士气。
同年5月11日晚，《黄河大合唱》在鲁艺大礼堂首演。毛泽东坐在第三排，灯光打在谱架上，铜管第一声长号拉出水花般的波纹。合唱队一百多人齐声高呼“保卫黄河”，声音直击穹顶。终曲落下，毛泽东霍地起身，掌心重重拍响，连呼三个“好”。演员们心头一震，台下掌声像泥石流般涌来，卷走了所有疲惫。
冼星海在日记里写道：“今晚，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主席三次起立叫好，吾毕生难忘。”短短两行字，却把延安夜空烙印下来。一个月后，冼星海以这部作品为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往后，《黄河大合唱》随前线宣传队奔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的评价登上报纸头条。
时间推到1940年5月，组织决定派冼星海赴苏联考察。临行前一天傍晚，毛泽东又请他一家到杨家岭吃饭。警卫员一路小跑买来整只土鸡，勉强算得上是“国宴”。席间，毛泽东问：“俄语能行不？”冼星海笑答：“学得会。”毛泽东点头，却提醒：“护照别用真名。”钱韵玲灵机一动，把自己和母亲的姓拼成“黄训”，毛泽东拍桌：“好，就叫这名字，安全要紧。”那晚，毛泽东不谈政治，只反复叮嘱身体和创作，好像预感到长期别离。
然而，命运并未给冼星海更多时日。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两个多月后，他病倒在莫斯科医院。消息传来，延安各界震动。追悼会上，毛泽东亲笔挽联：“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简朴十二字，被鲁艺师生抄写成黑底白字，挂满会场。风吹过纸幅时，仿佛仍能听见黄河水浪拍岸，仍能看见那块被均分的鸡肉慢慢冒热气。
冼星海走了，作品却活着。《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在此后几十年里一遍遍被传唱。每当旋律响起，人们总会想起1939年窑洞灯下的一幕：毛泽东提着菜篮子吩咐加餐，而一位年轻音乐家正手捧总谱，胸怀澎湃。二人都明白，真正的筵席不是桌上的鸡汤，而是把民族意志写进音符，把革命情感融进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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