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深秋的巴黎塞纳河畔，几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正把各自的午餐攒在一起“拼饭”。李富春掏出法国面包，周恩来递过咖啡，邓小平眯着眼开玩笑：“等我们回国，还得一起改天换地。”谁也想不到，这顿简陋的午餐竟把三个人的半生交织在了一处。五十多年后，当命运的钟摆指向 1975 年 1 月，他们的人生再度重合，却是以另一种让人心碎的方式。

1975 年 1 月 8 日，北京的夜格外寒。北京医院里，李富春的病房灯光明亮，守夜的护士悄声走动。傍晚时分，医护人员仍判断病情“相对平稳”，电话那头的蔡畅松了口气，关照完后叮嘱大家：“夜里辛苦，请务必看紧他。”话音未落几个小时，病情急转直下——1 月 9 日凌晨 3 时 30 分，心电监护的曲线归零，李富春走了，享年 8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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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消息的邓小平火速赶到病房。八年前，他在这里刚复出时，是李富春第一个伸手相扶；此刻他握住老友的冰凉手背，一言难尽。蔡畅跌跌撞撞奔进病房，见丈夫长眠不醒，悲泣：“富春，我来晚了。”北京医院的走廊里，只剩断续的抽泣声。

此时的周恩来正躺在 305 医院。自 1974 年 6 月确诊膀胱癌并接受手术后，他的身体犹如风中残烛。医生再三叮嘱他减少外出，按时输液。但李富春的离去消息传来，周恩来只是长久沉默，随后坚持：一定要去见最后一面。秘书和医护齐声劝阻，他只是摆手，“我得去，他是半个世纪的战友。”

下午 4 时许，一辆轿车缓缓停在北京医院。车门打开，周恩来在护士搀扶下下车，身板佝偻，帽檐压得很低。目击者惊诧地发现，他的脸色灰白，步履却决绝。走廊尽头，门一推开，蔡畅抬头，几乎不敢相信：“你怎么还是来了？”周恩来轻轻握住她的手，声音沙哑，“不来，心里过不去。”

李富春的遗体覆盖着鲜红党旗。周恩来靠近，深深三鞠躬。短暂的片刻，他仿佛又看见当年井冈山的小路、陕北的黄沙、重庆谈判时三人彻夜长谈的油灯。低低一句带着颤抖：“春弟，你走得太匆忙。”说罢，他沉默，泪水自眼角滑落，落在白布上，渗出一片深色。

逗留不足半小时，周恩来被医护催促返院。上车前，他将手覆在蔡畅肩头：“大姐，好好保重，富春放心不下你。”蔡畅强忍悲痛，反握住他的手，“你更要保重。”车窗缓缓升起，邓小平在旁深深注视，许久未发一言。

1 月 15 日，人民大会堂气氛凝重。李富春追悼大会开始前，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起草的悼词早已反复修改。会场忽然一阵骚动——周恩来出现了。人们惊讶，医务人员焦急地跟在后面。蔡畅眼圈一红，却还是先扶住了周恩来：“您怎么又跑出来？”他略笑，憔悴的脸上毫无血色：“再送他一程，心里才踏实。”追悼会全程，他寸步不离灵柩，一站就是半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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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周恩来在大会上按程序提名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蔡畅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会场灯火通明，掌声此起彼伏。而在休息室里，周恩来悄悄蜷缩在沙发上做短暂输液，他的医生说：“他的体重只剩下四十多公斤了。”

外界对李富春的评价，大多集中在“新中国经济建设总工程师”这几个字。抗战时期，他在延安主持中央后方事业，把寸草不生的黄土地变成兵工厂和印钞厂；建国后，他主管计划工作，为“一五”期间的 156 个重点项目四处奔走，被称为“最熟悉全国铁路运营图的人”。而蔡畅，早在 1939 年就主持妇女工作，以“妇女亦能顶半边天”而著称。自打 1950 年起，她和丈夫的全部积蓄都用于支援西南开发、农业合作社、希望小学，留下的票据堆了一抽屉，却从未留下私人产业。

有意思的是，二人身后事也体现着那种一以贯之的简朴。蔡畅在李富春去世后，把家中 10 万元积蓄全数缴作特别党费，对子女只有一句话：“靠自己”。多年后她辞世，银行存款只剩下 52 元。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那一天，北京大雪初霁，电视与广播低声播报噩耗，千万人彻夜未眠。七天后，也就是李富春追悼会满一年时，人民大会堂再一次布满白花，老战友们却少了两位：李富春已经长眠，周恩来驾鹤西去。

邓颖超赶到医院时，心电监护仪已经停摆。她伏在周恩来胸前轻声痛哭：“恩来，你怎么不等等我？”此情此景，所有在场的医护都红了眼眶。消息传到蔡畅耳中，她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老周放心，’小超’有我们。”此后几年，蔡畅常伴邓颖超左右，直到 1990 年自己撒手人寰。两年后，邓颖超亦追随先行者而去。

回望 1920 年的那场“拼饭”，三位青年将“为民族复兴而奋斗”写进生命底色。半个世纪后的北京医院，周恩来踉跄的脚步、蔡畅骤然的惊呼，不过是这一生风雨同舟的落幕。燃尽自己、点亮年代，他们以行动诠释了何谓革命友谊，何谓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