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8日黄河以北的寒风凛冽，华北局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却热气腾腾。会上宣读中央电报：解放天津后，由黄敬兼任天津市市长。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却在血火岁月里改名换姓的干部，知道自己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彼时，天津尚未解放，地下党每天都在汇总情报。黄敬反复推演接管流程：通信先行、金融稳盘、工厂复转、治安见效。有人担心困难太多，他只抛下一句短短的话：“先把电灯点亮，老百姓就有信心。”一句大白话，成了解放后天津第一周的行动纲要。
1949年1月15日拂晓，大沽口炮声突然停息，城市归于寂静。进城部队刚抵市区，黄敬已抱着厚厚一摞接管清单奔向电话局。当天傍晚，总局的交换机重新鸣响，全市六千五百门电话通线，新闻也通过电话传到西柏坡。毛主席听完汇报后回电一句：“干得好，继续稳扎稳打。”
三个昼夜过去，市政供水、电车和自来电相继恢复。速度之快，连《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也感叹“不可思议”。黄敬却顾不上喝口热茶，他发现治安形势依旧暗潮汹涌。国民党溃兵、特务和黑帮在弄堂口盘踞，夜里枪声零星。2月初他电告中央，建议实施武装清剿。周总理批准后，天津公安集中三夜出击，一举缴获轻重武器三百余件，城市夜色才真正安静下来。
忙完头一段接管，城市另一副面孔显露——苍蝇满天、臭水沟遍布。黄敬召集工人代表会议，一句朴素的口号“用咱们的手把臭沟变花园”得到热烈响应。很快，“以工代赈”动员令贴满街巷，失业工人领到工具券，拿着铁锹、木桶走上工地。不到十个月，人民公园、南开公园、水上公园先后开放。开园那天，毛主席远在北京题写“人民公园”四个大字，并在电报里称赞“群众办法最好”。
卫生顽疾刚解决，住房难题又摆到桌上。1952年春，连日阴雨把大片棚户区泡得泥泞不堪，工人们戏称“水上人家”。黄敬彻夜难眠。妻子范瑾劝他慢一点，他摇头：“工人还睡潮炕，我这个市长睡不安稳。”他跑遍银行与公私企业筹款，仍有两万间住宅资金无着落。无奈之下，他直奔中南海向毛主席求助。
书房里气氛并不拘谨。毛主席笑问：“一口气五万多间，胆子不小。”黄敬回答得干脆：“房小点，心不能小。”总理当场拍板：中央拨款补缺口，天津自行施工。一个多月后，钢筋木模如雨后春笋扎进津沽大地。到同年年底，61万平方米住宅封顶，工人新村的红砖墙在冬日阳光下熠熠生辉。
新村建成，交通却成瓶颈。黄敬找到驻军司令商量开辟公交通道，军方起初犹豫，毕竟那座仓库储有大量枪械弹药。黄敬一句“军民一家，路通则心通”打动了对方。仓库墙被切出二十米宽的缺口，天津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由此贯通。
抗美援朝爆发后，全国掀起捐献热潮。1950年11月，天津工商界准备组织十万人游行支援前线，方案送到市政府。黄敬批示“全力保障”，并亲自站在滨江道检阅队伍。两天后，毛主席复电肯定津市的气魄。士气高涨之际，黄敬又发起捐献“前线一架飞机”运动，仅用二十五天就凑足款项，被志愿军司令部命名为“天津号”。
1951年秋，华北城乡物资交流会在津召开，规模长达十里。黄敬陪同毛主席巡馆。主席指着竹编暖水瓶说：“这个粗中有细，农民用着顺手。”会后，竹瓶迅速成为国内市场紧俏货。外界只看到经济热闹，少有人知道黄敬为这场展会跑遍五省十二市，确保运输、仓储、食宿一条龙到位。
劳心过度终究透支健康。1957年冬，黄敬在广州主持会议时糖尿病并发症突然恶化。得知消息，毛主席托人带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周总理也多次询问病情。2月10日凌晨，黄敬在广州苏联侨民医院病逝，年仅四十六岁。天津各界三十余万人自发悼念，街头挂出黑底白字横幅：黄市长一路走好。
纵观黄敬执政天津的九年，多次面向毛主席求助，既有财政难题也有政策创意。每次请示，他都带着方案、数据和可行步骤，从不空手要钱。这种务实态度赢得了中央的信任，也为天津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窗口。黄敬离去时，天津工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两倍有余，工人住宅覆盖率从不足一成提高到四成。人们后来说：天津这座城，能在解放初期跑出“加速度”，黄敬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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