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的深夜，北京城的秋风卷着落叶掠过中南海，窗内灯火未息。刚刚宣告共和国诞生不到二十四小时，毛泽东仍在伏案批阅电报。忽听门外传来脚步声，值班秘书轻声禀报：“主席，韶山的两位亲戚已抵京，暂住罗荣桓同志家中。”毛泽东闻言，放下手中钢笔，沉思片刻，眼里透出久别重逢的欣喜。
这两位客人，一个叫毛泽连，时年三十四岁，是毛泽东父亲那一支的堂侄；另一个是四十岁的李轲（原名李祝华），同属韶山亲族。若只看血缘，他们在毛家的辈分不算太高，可在旧岁月里已共患难多回。早年毛泽东在韶山发动农运时，少年毛泽连便给“毛委员”站过岗、放过哨；李轲的母亲与毛家同出一门，更添几分亲近。如今新政权建立，乡亲们盼着“北京城里的三哥”平安无事，便由四野护送他们北上探望。
路途并不轻松。长沙、武汉一路辗转，再北上京汉线，硬卧挤满了刚放下枪的战士。列车轰鸣声里，毛泽连捂着发炎的左眼，李轲则忍着痔疮的疼，一路不敢声张。十月九日，谭政、陶铸电询北京，总理批示“允许来京看看，随后返乡”。电文传到武汉，护送小队立即启程。一行人抵京时已是凌晨，华灯半熄，北平的街道格外安静。
第二天上午十点，韶山来客在叶子龙陪同下走进丰泽园。毛泽东迎出门外，乡音脱口而出：“润发九弟？祝华表弟？”两位客人点头应声，激动得几乎同时喊道：“三哥！”短短数语，把二十多年风雨隔绝化为云烟。
寒暄之后，毛泽东仔细询问家乡田亩、族中老少，又听到堂弟眼疾的经过，眉头紧锁。李轲插话：“三哥，他左眼怕是废了。”毛泽东略一思索，对傅连暲说：“下午联系协和，先诊再说。”转而又叮嘱李轲：“你的痔疮也拖不得，另找医院，听医生的。”傅连暲记下，立即安排。
协和医院那晚灯火通明。医生检查后给出意见：左眼需摘除，才能保住右眼残余光感。毛泽连犹豫不决，小声嘀咕：“摘了眼珠子，还算活人吗？”傅连暲递给他一支笔，让他听电话。听筒里传来毛泽东低沉的湖南话：“要信医生，不要逞强。”简单一句，胜过百般劝解。手术动刀那天，傅连暲守在门口，毛岸英坐在走廊里没眨眼。天亮后，护士推门报平安，众人才舒了口气。
李轲的手术顺利得多。住院一周，便能下地活动。出院时，警卫排特意把他安置到丰泽园附近一座空闲小楼，方便照应。毛泽东时常派人送报纸书刊过去，说“多读读，免得闷得慌”。这种关照不掺一丝铺张，茶碗搪瓷，饭菜和警卫连一锅出。毛泽连装着纱布的眼，摸索着在院里转悠，见主席出来，总要远远吆喝：“三哥！眼睛好多了！”院子里回荡着笑声。
然而，留京的念头渐渐浮上李轲心头。他想起家乡的贫田薄地，也羡慕首都的繁华。一天傍晚，他试探着说：“三哥，我若在北京找个差事，可好？”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看着火苗跳动，慢慢说道：“北方冷，你们不习惯。国家百废待举，乡下更缺人手。回去种田，办合作，收益更大。”语调平和，却透着不容置疑。
毛泽东告诉他们，眼前最要紧的是恢复生产，乡村要有人挑担子；至于他们的困苦，地方政府会帮助解决。“我若专门为自家人开后门，算什么公家人？”他的话让堂弟、表弟羞愧又敬服。饭桌上，江青递来一包十斤重的片糖，想让亲戚带回去。毛泽东瞧见，摇头：“路上尝尝就罢，两斤足矣。”余下糖块当即退回库房。
十一月初，北风骤冷。毛泽连的右眼已能辨认人影，医生建议春暖后再装义眼。毛泽东拍板：“不安了，留着钱给更要紧的病人。”毛泽连连声称是。临行前，毛泽东备了三只旧皮箱，装着几件棉衣、两床被子、几本农业技术小册子，还有三封手书家信。“代我向乡亲们问好。”他把行李塞到他们手里，“记住，好好种田，别给老乡们落后。”
清晨的永定门站雾气弥漫，军管会特批的军列汽笛长鸣。上车前，毛泽连掏出一只小本子，颤巍写下一行字：三哥待我如山，以后多收稻谷报恩。李轲在旁笑：“别写大话，咱先把自家那几亩薄田种好。”毛泽连点头，眼中泛光。
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车窗外依稀可见城楼的剪影。两位韶山汉子捧着毛泽东的嘱托南归。半月后，乡亲们在稻场上接到他们，听他们讲北京见闻，也传阅那三封家书。信里叮嘱的仍是“发展生产，守土安生”，字里行间看不出一点居高临下，反倒像春日细雨。
有意思的是，毛泽连后来真的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右眼模糊，却把试验田里的一株株稻穗摸得清清楚楚；李轲则在乡里办起互助组，几年后被推举为合作社主任。当地人回忆，那俩人常把从北京带回来的报纸翻来覆去阅读，说“三哥一天只睡四五个钟头，咱种田还有啥好抱怨”。
回望建国初年，每一条铁路、每一垅稻田都离不开千千万万普通人。毛泽东让亲弟表弟回乡耕种，看似平常，其实映照了一种国家治理的逻辑：新政权要依靠基层自给自足，先稳住饭碗，再谈建设。毛氏家风严谨由此可见，也给当时的干部们立了镜子——公私分明，轻车简从。今天翻开那些泛黄病历、站台车票、人情书信，依旧能读到一个朴素的道理：国家兴旺，离不开实干，更离不开把亲情放在公心之后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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