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渭水两岸的秋风已有寒意，刚从陇东拉练归来的西北野战军作战参谋发现，敌情报告里胡宗南的番号越来越多，却不见实质兵力增加，这个细节后来被彭德怀牢牢记下。两年后，恰恰是这份察觉，让扶眉战役出现了戏剧性的开场。
当时的一野还叫西北野战军，总兵力只有2.6万人。为了牵制胡宗南和二马，这支队伍硬生生在黄土高原上啃出了立足点。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部署，西北野战军改番号为第一野战军，下辖七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师，人数随即突破十五万。编制扩充后，彭德怀把目光放得更远，他清楚，要真正解决西北，必须等华北援军合流，一举歼敌主力，否则只是反复拉锯。
3月28日，彭德怀赴西柏坡开会，路过太原前线时，被中央临时指定接手徐向前的指挥棒。徐帅因为肋膜炎无法继续攻坚，请求中央派人代职。如此一来，彭德怀得以先行熟悉华北18、19兵团的作战习惯，为合兵西北打下默契。
太原解放的硝烟刚散，18、19兵团即刻转头西行。日行八十里，这支北方劲旅只用了三十天便抵达潼关附近。至6月初，关中平原上空第一次出现了34万解放军的密集阵地，那是胡宗南没有料到的局面。
同月，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急电南京，自荐“反攻西安”。蒋介石没细想便批准，因为江南防线已摇摇欲坠，任何局部反攻都是救命稻草。在马家军看来，只要夺回西府门户，就能把战火挡在陇东之外。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彭德怀已让61军181师提前守住咸阳。7月初的咸阳阻击战中，181师用200余人的代价打掉马家军两千多兵力，马继援大呼“硬骨头”，第一次意识到对手换了编号，也换了打法。
7月6日，宝鸡以东的漆水河畔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彭德怀提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要求1、2、18兵团主攻胡宗南，19兵团专门牵制二马。周士第和杨得志都只休整一天，便主动请战：“部队没问题，马上能打！”彭德怀点头答应。
10日晚，第二兵团夜行穿插，越过漆水河，目标直指罗局镇。为掩护主力，侦察班提前潜伏，却被国民党119军244师发现。244师师长蒋云台火速电话邻近38军借山炮，38军军长李振西痛快答应。炮火打了半小时，对岸没再动静。李振西略有疑心，打电话到宝鸡指挥所，却因“裴昌会已就寝”被挡回，他苦笑一句：“真够谨慎。”
裴昌会素有“懒猴”外号，喜欢凌晨开会，白日睡觉。此举在平时只是笑谈，此刻却成致命漏洞。翌日凌晨三点，许光达的第二兵团已插至罗局镇，瞬间切断陇海线；王震第一兵团在渭河南岸钳击90军、36军；周士第18兵团则正面猛扑扶风、武功。包围圈合拢，只用五小时便瘫掉胡宗南一个兵团部四个军部，共计四万四千人。
天刚亮，战俘潮如洪水般涌向一野收容所，前沿电话线却依旧没人敢叫醒裴昌会。渭河北岸的胡宗南得到消息时，眉县已丢，渭河桥梁被炸，后撤路线全被堵死。他只得令残部翻秦岭回汉中，自此退出关中。
胡宗南部败退的尘土还未落定，二马在平凉的联席会议就炸了锅。马步芳想借机整合力量，自任总指挥，马鸿逵立刻翻脸，宣称宁夏部队只守原地。胡宗南对二马的龃龉心知肚明，干脆不派兵参会。一次“三家谈判”就这样流产。
彭德怀没给对手缓冲。扶眉战役结束仅四天，他将1、2、19兵团外加62军组成三路纵队，目标直指平凉。中央担忧二马凶悍，建议再抽四五个师作预备，彭德怀回答：“敌自乱，机不可失。”作战命令很简单：右路翻六盘，截兰州援军；中路取陇县，直刺平凉；左路渡泾河，封堵固原退口。
8月中旬，左路部队进入泾川时，竟发现马鸿逵主力已经回撤宁夏，只留下少量掩护部队拆桥毁路。马步芳见势不妙，也开始向西狂奔。第一野战军在荒凉的陇东丘陵上一路追击，至8月底先后控制泾川、华亭、平凉三地。至此，马家军防线像被抽走骨架，节节崩溃。
随着平凉落入解放军之手，甘肃东部门户洞开，青海南山以东再无成建制马兵封锁。马步芳仓皇将总部迁兰州，马鸿逵则缩回宁夏中卫，两个昔日“马家兄弟”相互指责，各自加强防务，却已无力阻挡第一野战军的滚滚铁流。至于胡宗南，再未在关中露面。
扶眉之后，西北战局逆转：胡宗南再无回师西安的机会，二马分兵难成合力，第一野战军以一次五小时的合围打开了西进通道，后续战役顺势推进。34万大军合流的震撼，不仅吃掉了胡宗南四个军，更让马家军心理防线彻底崩塌。谁也没料到，真正击碎西北国民党集团的，并非漫长的拉锯，而是彭德怀精准的一次“拔钉子”式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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