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随丈夫远赴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壮举，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无疑是夫妻忠贞与自我牺牲的典范。然而在19世纪的俄国社会，她们的这一行为非但未获认可，反而常常招致尖锐的指责与不解。要理解个中缘由，就必须深入那个时代的社会与政治背景……
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俄国社会遭受了沉重的创伤。沙皇尼古拉一世将谋反者视为“祖国的叛徒”，而非秉持理想的斗士，他不仅要惩罚罪人，更试图彻底抹去人们对他们的记忆。这些罪犯被依法宣告“民事死亡”，即被剥夺一切权利与等级特权，其姓名也被公开唾弃、任人遗忘。
在这样的社会框架下，若妻子决意与被定罪的国事犯共命运，便等同于犯下了双重背叛。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均出身贵族，或是宫廷女官、名门闺秀。她们的职责本是效忠沙皇、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与“叛徒”绑定命运，便意味着她们自愿放弃特权地位，这在当时被视作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挑战。
在那个时代，女性先是父亲的附庸，婚后则成为丈夫的附庸。而身为十二月党人的丈夫被剥夺一切权利后，已不再具备成为其合法监护人的资格。妻子执意追随，便成了一种未经任何权威认可的个人意志行为。在一个建立在严格等级制度与绝对服从原则之上的社会，这样的独立自主是绝难被接受的。
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举动并未被视为高尚，因为它与官方的爱国主义范式背道而驰。她们将对“罪犯”丈夫的忠诚，置于对沙皇与祖国的忠诚之上。在那个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的时代，这样的私人选择是无法被容忍的。
决定远赴西伯利亚，绝非一时的浪漫冲动，而是一场严峻的行政与个人考验。妻子们必须向沙皇呈递请愿书，而沙皇的批准并非总能如愿，且往往伴随着严苛的条件——这些条件由陆军大臣伊·伊·季比奇亲自告知她们，有时甚至由尼古拉一世本人当面宣布。
她们被告知，将被剥夺所有贵族特权，降为“苦役犯的妻子”；在西伯利亚出生的子女，将被登记为国家农奴；随身携带的财产与钱款，将归丈夫支配，且丈夫死后不予返还；即便丈夫离世，她们也不得返回故土。
她们的启程如同一场葬礼。这些女性从此与家庭、社会及过往生活彻底决裂。亲属往往拒绝给予支持，认为她们的行为是家族的耻辱。前往西伯利亚的路途长达数月，其间充满艰辛与匮乏。
叶卡捷琳娜·特鲁别茨卡娅是首位踏上征途的女性。她的父亲拉瓦尔伯爵虽内心支持女儿，却不得不承受公开的羞辱。坊间纷纷议论，称他的女儿要去投奔“苦役犯”，这对家族声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打击。
叶卡捷琳娜·特鲁别茨卡娅
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是1812年卫国战争英雄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女儿，她的决定遭到了父亲的不解——将军称其此举为“疯狂的行为”。她的离家宛如一场悲剧：与熟睡的儿子诀别，面对家人无声的谴责。传说老将军最终心软，为女儿送上了祝福，但这一片段恰恰深刻反映了即便是最亲近的人，最初也对此举持反对态度。
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
亚历山德拉·穆拉维约娃远赴西伯利亚时，将年幼的子女托付给亲友照管。在当时的人看来，她又违背了另一项重要职责——母亲的职责。她在对丈夫的责任与对子女的责任之间做出的选择，同样成为了遭人诟病的话题。
亚历山德拉·穆拉维约娃
波林娜·格贝尔（安年科娃）是一名法国女性，甚至并非十二月党人伊万·安年科夫的合法妻子。她独自前往西伯利亚，为了与丈夫成婚，还亲自向沙皇求情，获得了结婚许可。她的举动虽在一定程度上令人赞叹，却也因她的“非法”身份而招致诸多非议。
波林娜·格贝尔
由此可见，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遭受诟病，在那个时代是必然的结果。她们的壮举之所以堪称伟大，正是因为她们逆国家意志、抗社会压力、违背既定道德准则，毅然做出了选择。她们将个人的忠诚与爱情，置于对帝国与阶级的责任之上，为俄罗斯女性的历史书写了崭新的一页——这是一页关于牺牲、精神力量与独立道德抉择的篇章。
数十年后，当十二月党人的真相冲破官方审查的壁垒，逐渐为世人所知时，她们的举动才不再被视为耻辱，而是被尊为至高无上的高尚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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