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初的凌晨两点，中南海灯影摇晃。秘书局值班员悄声记录着毛主席口述的批语，忽然听到他停下笔，自言自语：“家英要是还在，这段材料他一定改得更好。”隔着半掩的门缝，谁也不敢接话，却没人能忘记这句话，也没人想到，这年春天距田家英离世已将近十个月。那句轻叹，为后来流传的那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埋下了最早伏笔。

把日历往回拨十六年。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红旗猎猎，参加典礼的田家英才三十出头，他扶着栏杆看着人潮，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典礼后不久，他被正式调入中央，当上政治秘书。人们记得他的第一份差事是帮毛主席整理群众来信，密密麻麻的红蓝铅笔符号，旁人看得头晕，他却能对着编号迅速说出“山西介休矿工、四川宜宾茶农”，像翻自家抽屉一样顺手。

田家英的底子扎实得有些不像话。1937年在北京因为组织抗日演讲被学校劝退，当晚就躲进西单胡同口一家小铺的后院，第二天辗转去了西安。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他十九岁当上近代史教员，课堂上引用《联共党史》比肩本国史料的做法，当时已经让很多老教授侧目。也正因为这股子真功夫，1946年毛岸英回国补习中文，田家英被点名做老师。有人半开玩笑问：“您教主席的儿子，有没有一点儿发怵？”他摆摆手：“课本就这么厚，认认真真教，怕什么？”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收到的群众来信像雪片。毛主席坚持亲自过目部分信件，可工作量很快变得难以负荷，田家英提出把信件归类拆分，再汇编给不同部门。他夜里常把厚厚几摞案卷搬回宿舍，门口挂着的那盏白炽灯往往亮到天蒙蒙亮。后来秘书室扩编，他被任命为负责人，这个部门就是日后中办信访局的雏形。许多老同志回忆起那段岁月，总是提到一句：“田家英在信件里看问题，比在文件里看问题更快。”

1953年1月，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西湖边的小楼里集中办公。窗外雨丝连缀，屋里灯火彻夜。胡乔木眼睛发炎进了医院，陈伯达与罗瑞卿意见难合，田家英夹在中间，一边调和分歧，一边伏案修订。从搜集各国宪政材料到逐条讨论，再到译校苏联宪法注释，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3月6日深夜，他突然捂口剧咳，溅出的血丝染红了稿纸。罗瑞卿握着他的肩膀低声说：“先歇两天。”他摇头：“条款还差一页，歇不好。”那年他三十二岁。杭州稿完成后，他暗暗买来一摞《苏联国家与法》，在封底写下“与国同命”四个字。

1959年“浮夸风”蔓延，中央决定再派调查组下乡核实粮食数据。田家英自请带队去了四川郫县，却发现各级干部随行，农民三句话不离“亩产两万四千斤”。他灵机一动，打电话给舅母所在的新繁县崇义公社：“想回老家看看。”于是甩掉随行人员，穿着草鞋钻进稻田，和农户同扛稻穗。那晚，他蹲在灶台边喝苞谷糊，同大队书记林功谦并肩。酒过两巡，林功谦忍不住低声说：“田主任，不瞒你说，这里的亩产量充其量也就650斤！”话音刚落，他发现县干部站在门口，顿时改口：“也许我记错了。”田家英没追问，只拍拍他的肩：“我懂。”第二天清晨，他翻开粮仓，用竹竿一戳，松垮的谷堆露出厚厚稻草。真实数字写进报告，随后送到北京。

毛主席看到报告批注：“家英此稿，可作范本。”批语隔天贴在中南海会客室墙上，一帮年轻秘书驻足围观。人们不清楚的是，这份报告后来成为纠正“浮夸风”重要依据之一，也让田家英得了“铁面温书生”的外号。有人疑惑他为何敢写这么直，他笑着答：“先把笔杆子磨利，再说胆子大小。”

1966年4月25日，田家英被通知暂停工作。那天夜里，他从书柜最上层拿下一只蓝布盒子，里头装着二十多页毛主席的亲笔稿。那是十八年秘书生涯中，他点滴收集的“墨宝”。他摩挲良久，终究没有交给办案人员。5月23日上午，中南海永福堂传出噩耗，田家英自缢身亡，时年四十四岁。火化当晚，妻子董边搬离住所，蓝布盒子被交给了有关部门，后经多方保管，其中绝大部分原稿完好无损。

噩耗传来，毛主席沉默良久，只轻轻说了句：“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多年后，这句话传到外界，被人们一再提及。1967年至1970年，主席偶尔批阅文件时，仍会下意识想起那位善写调查报告、字迹工整的秘书。一次他对身边警卫员说：“家英写东西，从不拖沓。不在了，可惜。”这并非正式评价，却足够说明田家英在他心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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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20日，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冬风猎猎。田家英追悼会场花圈挤满两侧，来宾名录上既有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也有当年给他写过信的普通群众。有人悄悄把旧版《人民日报》社论放在灵堂角落，那是1953年他主笔的宪法草案解读版面。纸张已泛黄，墨迹仍清。

田家英离世距今已逾半个世纪，关于他的回忆仍不时出现在档案、回忆录以及老友饭桌间。无论是三年夜校的“背诵教学”，还是调查组在川西稻田里的一脚稻草，都映照了同一个镜头——他用笔记录时代，也被时代裹挟。毛主席那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听似平淡，实则凝聚了理解与惋惜，更为这位年轻逝去的秘书留下另一种注脚：人可以沉默，但历史记录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