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深秋,北京王府井的几处旧书摊被读书人层层围住。一部用牛皮纸粗糙装订的《射雕英雄传》正被人小心翼翼地传看,摊主压低嗓音提醒:“这是刚从香港捎来的,外头可买不到。”那一年,武侠热悄悄在北方城里的胡同蔓延,而在中南海的灯光下,65岁的邓小平也正捧着同样的版本,边看边用铅笔在书页空白处做批注。

邓小平对历史传记向来情有独钟,可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他枕边新添了几本薄纸印就的港版小说,其中《射雕》《神雕》《笑傲江湖》翻得最勤。有人好奇,他只是挥挥手:“读一读江湖事,也能明白些人情世态。”这句似乎随口的回答,后来被不少随员反复咀嚼:领袖看武侠,目的真有那么简单吗?

其实邓小平第一次留意到“查良镛”这个名字,还要追溯到1960年代。彼时,《明报》常以犀利社评点评国际风云,署名「金庸」。几篇谈朝鲜停战、谈中苏分歧的文章,引起他注意。政务缠身的岁月里,短短千字社评像是一针清醒剂。也正因为这份印象,一种隔空的惺惺相惜悄然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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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邓小平被重新安排回到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回京不久,他托驻港人员带回一套金庸小说,随后便养成了中午饭后、夜晚就寝前翻读几页的习惯。有意思的是,卫士回忆,那位平时严谨至极的副总理,看武侠时会不时露出会心微笑,偶尔还轻声念叨角色台词,仿佛真把自己带进了刀光剑影里。

海峡对岸的金庸,同期也在关注这位风云人物。1961年《明报》创刊,他以笔为剑,时评之余常对“复出后还能屹立潮头”的小平寄予溢美之辞。跨过万重山水,两位完全不在同一条战线、却又都心怀家国的汉子,逐渐形成了某种潜在的默契。

1980年,中央把“和平统一祖国”写进议事日程。邓小平深知,若要让港澳台同胞真正听懂大陆的声音,仅靠官方文件远远不够,还得找一个心向故国、又能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桥梁人物。名单列来列去,最终都指向了金庸。于是,一纸含蓄的邀请由港澳办发出:欢迎回北京看看。

可就在此时,台湾率先出招。1973年未尽的“借书会面”情结,被蒋经国翻出,再次请金庸赴台访问。金庸给出的答复是:“记者身份,采访行程,不谈政治。”十天后,他在《明报》上连发长文,既肯定台湾建设,也直陈弊端,句句带着记者的锋芒。更多读者在文后看到那句掷地有声的“生平所愿,不过盼望国家统一”,心生敬佩。

1981年7月17日,金庸携夫人林乐怡与一双儿女飞抵首都机场。那是他首次踏上阔别已久的大陆故土,心中五味杂陈。隔天清晨,他一身深色西装,随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一位身着浅色短袖衫的老人微笑相迎。

“我们是老朋友了。”邓小平先伸出手,声音洪亮。金庸略显激动,答以一握,“久仰,今日得见,非常荣幸。”寒暄不过数句,拘谨便被打散。邓小平指指自己简朴的衣衫,半开玩笑:“我这身打扮比不了你们香港的派头,北京暑气大,西装怕是热。”金庸连忙解下外套,引得一阵轻笑。

随后的对谈,不讲客套。邓小平开宗明义:“要想国家富强,头等大事还是发展经济;港澳台同胞的心结,也得靠实实在在的繁荣来化解。”金庸点头称是,并补上一句:“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分歧自然有地儿化解。”这个朴素共识,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暗暗舒口气——气氛温暖而坦诚。

中途,话题转到金庸父亲查枢卿当年的冤案。邓小平沉默片刻,说道:“历史欠的,总要还。”短短一句,掷地有声。金庸轻轻应了声“多谢”,神情间却闪过一丝酸楚。事后不到一年,查老先生的案件得到全面平反,海宁老宅重焕人气。

会面仅持续了七十多分钟,却留下了厚厚一沓谈话记录。七月的午后,送别时,两位老人又在台阶上站了会儿。邓小平握住金庸的手,再嘱一句:“常回来看看,变化一天一个样。”金庸应承:“一定,一年回来一次。”

9月,《明报月刊》全文刊登对话实录。香港书肆一时洛阳纸贵,《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首印本三日售罄。对读者而言,金庸不再只是侠客故事的缔造者;对内地读者来说,他更像一位跨海而来的乡亲,带回了久违的南国讯息。

两年后,金庸再次北上访华。人民大会堂、香山静园、长城脚下,都留下他与老战将们谈笑的身影。王震收到他亲笔题签的《鹿鼎记》,连说了三个“好”。而在香港回归谈判日渐紧锣密鼓之际,金庸笔锋未变,社评一篇接一篇,力陈“河水不能永隔岸”的大道理。许多原本打算移民的商界大佬听完他的分析,暂缓了外迁计划,对香港前景重燃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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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整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们特意把这场1981年的谈话纳入资料附录。理由很简单:它见证了一位政治家与一位文人的共同情怀,也在暗示一个时代的特殊呼吸——改革的大门敞开,文化与政治不必再隔水相望。

岁月飞逝。200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辞世,享年八十四岁。追思文章中有人写道:那次握手,像是两位老朋友对彼此的最高致意;更像两股力量的汇流,一条是埋首书卷的武侠梦想,一条是执政为民的现实激流。两条河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交汇,留下了中国当代史上一段颇具温度的剪影。

如今再翻资料,邓小平那句“我是粗人”仍让无数老读者会心一笑。而金庸彼时带回香港的见闻,也早已被历史验证:只要心中装着国家的方向感,无论身处江湖还是庙堂,总有并肩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