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30日凌晨，拉萨的夜色尚未褪尽，一纸简短电报飞到山东聊城：孔繁森遭遇车祸，已抢救无效。消息像骤然折断的弦，令人心头一紧。寒风凛冽，阿里那条常年尘土飞扬的简易公路，还留着他昨日巡查时的车辙。
孔繁森生于1944年，山东人，1966年参加工作。三十余年间，他在平原与雪域之间往复穿梭，两次主动进藏。1979年第一次援藏，他35岁，职务是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得知抽调名单后，他只打了一个电话给妻子王庆芝，“组织需要我”，没多解释。电话那头短暂沉默，只留下妻子一句轻轻的“放心去吧”。
初到岗巴县，高原反应不期而至。胸闷气短，夜里翻身都会引发头痛，可他依旧白天跑乡、晚上整理笔记。有人劝他慢一点，他摆摆手：“喘几口粗气又怎样，账册不等人。”四个月，他走遍八个县区全部校舍，写下薄薄一摞调研札记。这些资料后来被当地教育局称为“办学路线图”。
1981年春，他暂时告别雪山，带着三年来的日记和肺里的高原尘土回到聊城。当火车一进站，年迈的母亲拉着他的袖口反复端详，生怕儿子再一次转身就走。可仅仅七年后，中央再度点将，孔繁森毫不迟疑：“让我上。”这一次，他的职位是拉萨市副市长，任务更重，行程更广。
1988年重返西藏，他已44岁。比起第一次，他准备得更充分：随身小药箱、野外炊具、备用零件一样不少。到任第三天，他就钻进牧区看望大骨节病患者，现场取水样、查食盐碘含量。牧民半信半疑地问：“书记，这水你敢喝吗？”他仰头一口灌下：“味苦，人更苦，不改水源怎么行？”
1992年7月，拉萨地震。一片废墟中，三个失去父母的孩子揪住他的衣角久久不肯松手。他蹲下来轻声说：“跟叔叔走，好吗？”这短短一句对话，改变了三个生命的轨迹。他将孩子接到山东老家，户口、抚养、学费一并承担。后来他打趣：“我这副书记，当了回奶爸。”
1993年，孔繁森调任阿里地委书记。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交通闭塞、通讯落后、气候恶劣，被称作“生命禁区”。他给同事列出一张“十二件要紧事”，从牧道改造到简易机场选址，字迹潦草却目标清晰。同事玩笑：“书记，像赶集似的。”他回应：“阿里欠账太多，不赶不成。”
一年多时间里，他跑完98个乡镇，行程八万公里，背包磨破四次。沿途留下数百张合影，却舍不得给自己置办一件厚棉衣。公家配给的补贴，他总是转手送给孤寡老人。有人私下问他还剩多少钱，他摊开手：“八块六，够买两斤面条。”
1994年11月上旬，孔繁森到新疆塔城考察边贸。他掏出皱巴巴的笔记本，又写下改进阿里外向型经济的设想。返程途中车辆冲出山路，他被猛烈抛出车外。事发仅几秒，生命的指针就此停摆。同行司机回忆：“他最后一句话是‘抓紧刹车’，说完就没了声。”
噩耗传回聊城，王庆芝犹如被霜打，仍强忍悲痛处理后事。整理遗物时，衣袋里只有那八块六角和一封未寄出的信。信中写道：“天气转凉，家里煤要早备，孩子课本别忘了买。”朴素得像一张备忘录，却让在场者无不动容。
王庆芝独自撑起整个家。她体弱多病，却要侍奉高龄婆婆、抚育三个亲生子女和三个藏族孤儿。有人提议帮忙调换工作、解决住房，她婉拒：“老孔没留财，我也不能拿名声换东西。”村里办喜事请她去坐席，她总是欠身谢绝，“别让人议论他。”
时光推移，孩子们各自成家立业。大女儿孔静进入行政系统，勤勉低调；儿子孔杰在城市建设一线干得风生水起，却从不夸父亲；小女儿孔玲通过司法考试，如今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三个藏族孩子也已长大成人，其中索朗旦增成了基层干部，他常说：“孔爸爸把我从废墟里抱出来。”
多年后，一位曾与孔繁森同吃住的阿里司机回忆：“他不是不会享受，而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这句话，或许是对孔繁森一生最贴切的注脚。半世奔波，留下的只有薄薄几页建议书和几个因受助而改变命运的名字，却已足够让人铭记。
孔繁森逝世后，全国各族群众敬献的哈达堆满灵堂，绵延数十米。有人说，哈达的洁白是对他一尘不染的最好注解。更真实的是，王庆芝把那堆哈达悉数收藏，逢年过节翻一翻，像在对故人默默交谈。
岁月更迭，阿里的国道已柏油铺就。远远的山梁上，风吹经幡猎猎作响，似乎仍在讲述那位山东汉子俯身弯腰的身影。有人问王庆芝是否后悔当年点头让丈夫进藏，她摇头：“他选择了信仰，我选择了守护。”简单一句，道尽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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