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的武陵山前线指挥所里，寒风透骨，一位胡子花白的老营长拍着膝盖低声感叹：“要是那年再稳一点，许多兄弟就不会长眠异乡。”一句话，拉开了对第五次战役中180师沉痛记忆的帷幕。
第五次战役始于1951年4月22日。此前，连战连捷的志愿军上下都憋着一口气：要把战线一举推过三八线，再挤压美军。战史资料显示，兵团里一再提示要警惕对手快速机动，可汹涌的胜利情绪更响亮。彭德怀总司令在开战动员会上说“要把敌人再打疼一次”，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后来常被老兵提起——豪气与风险，在那一瞬并存。
180师的历史不算耀眼，却绝非弱旅。它源自晋冀鲁豫八纵，改编后随60军南征北战；入朝前又扩编、补充，官兵满怀干劲。但在60军内部，181师和179师名头更响，轮到排兵布阵时，最年轻、最不“出彩”的180师被放在了第三梯队，专司断后。
5月中旬，战役进入收束阶段。志愿军主力脱离战斗北撤，180师受命留守遮断汉江南岸通路，护送大批伤员。彼时后方交通已近饱和，补给跟不上，连日鏖战后，弹药不足、干粮见底，电台又因移机延误数小时。美军第24师和南韩援兵凭借装甲高速插入侧后，“合围”瞬间成形。“报告！敌人插到后面了！”通信员一句急报，让师部陷入短暂寂静——这句十四个字的惊呼，成为很多参战者最深刻的记忆。
空袭加地面穿插迫使部队分片抵抗。众多连队在密林与山谷里断断续续拼杀七昼夜，弹尽粮绝后，仍用刺刀、炸药包顶上去。副团长曾世孝在翼侧指挥反突击，最后与敌对射至身负重伤。代政委吴成德见形势无可挽回，打死坐骑，与百余名重伤员守在乱石堆中，宁死不退。美军事后统计，这一仗他们反复拔除同一处阻击火点十余次。
战后，180师被俘伤亡近万，成为志愿军建军史上罕见的重大失利。尴尬的不仅是战损，更是随之而来的追责。1951年6月，60军在山沟里办学习班，营以上干部集中“揭盖子”。上级布置的基调只有一句：讨论自身“右倾保守”与“畏战情绪”，严禁指摘战略指挥决策。多名连排长在检查中写下“惧怕美机、行动迟缓”字样，结果通篇不是检讨战术，而成了灵魂拷问的样板。
关志超当时是539团2营教导员，他回忆：“许多兄弟被逼得只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实际上，我们既没有逃跑也没有投降，是弹尽援绝。”这番私下吐露，直到多年后才见诸笔端，却还原了前线焦土中的真实处境。
战后的180师几近“掏空”。入朝第二年的春天，新任60军军长张祖谅奉命接管全军。文献显示，毛泽东在1952年9月接见张祖谅时提醒：“山西那帮人打顺仗多了，就容易忘记敌人也会打。”这句话直指此前的轻敌病灶。张祖谅抵朝后，没有急于大兵压境，而是要求各团先在文登里、汉江沿线打出“针刺”式小规模夜袭，不放过任何1个外露之敌。
美军最初并不把60军放在眼里，白天在阵地前晾衣晒被，夜里开探照灯放爵士乐。不到两周，他们就为轻浮付出代价：40高地、201高地、虎牙岭被反复争夺，死人推高沙包，伤亡纪录上第一次出现“主动攻击者：C.P.V. 第60军”。此后，美军不再敢大摇大摆露头，战线逐步回缩。
积极防御与连续夜袭，让重建中的180师逐步找回手感。1953年4月，师部决定在949.2高地前沿“先埋伏后猛攻”，一次性在敌侧翼暗布1000余人。5月1日零点，信号弹升空，成梯次跃出的突击队打了个错位包抄，美军守军措手不及，两小时内丢失全部阵地。高地顶端，彭焕新和黄道明冲到最后一道机枪点，让美军缴械白旗齐飞，这一仗给60军带回了许多缴获，也带回了外军久违的敬畏。
随后的夏季反击，180师继续参与石砚山、茶条坪等数次要点争夺。六十军《战况纪要》记下这样的数字：三个月歼敌九千，破阵百余，缴获火炮六十门。180师的番号没被改掉，却在朝鲜战地荣立集体一等功，战史悄然改写。
讲这些旧事的老营长常叹惋：如果当初的战役决心更稳妥，若能顺势诱敌深入稳守反击，也许压根不会有那场溃围。但他也承认，败仗虽然惨烈，却给志愿军上了最贵的一课——机械地崇信经验必然吃亏，轻视对手终究付账，断后部队必须事先配套机动计划，尤其在对手拥有高度机动与火力优势的时代。
后来的军史研究者多从宏观层面总结第五次战役的失利：情报失准，补给落后，冒进指令缺乏弹性。然而，微观的士兵记忆则诉说着另外一面：在高地、在莽林、在断粮断弹的沟谷里，不屈抗争同样写就了忠诚。180师的痛与血留在了北纬38度线南北的泥土中，也提醒后来者，胜负不只是数量的对比，更关乎理念与方法。
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后，180师的归国列车穿过满目疮痍的平壤，又蜿蜒入鸭绿江大桥。官兵们望着窗外残垣断壁，沉默良久。一名新兵凑到关志超耳边：“指导员，我们总算把脸面挣回来了。”关拍拍他的肩，没再说话。车轮声滚滚，他们带着重新赢得的荣誉，驶向下一段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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