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早春，杨梓镇火庙村的大喇叭忽然响起：“陈秀英家里缺不缺柴？大队准备分几捆。”一声喊，让趴在门槛上发呆的陈小狗咧嘴直笑。没人想到，广播背后牵出的，是一段从1932年延续到今天的曲折人生。
往前追半个世纪，1932年腊月十四，17岁的陈秀英被十里八乡的锣鼓声送进了火庙村的陈姓人家。新郎陈德旺是姨妈家的表哥，年龄刚满23岁。两人站在红纸铺就的土炕上，老人们边灌喜酒边说：“表亲不碍事，越亲越知根知底。”他们压根没想过，当年省里卫生厅已经贴出《禁止近亲婚配简章》。对一群目不识丁的庄稼人来说，那不过是一张离自己很远的通告。
婚后第二年，陈秀英顺利产下长子——陈大顺。孩子皮肤白净，肺活量惊人，哭声把屋梁上的麻雀都震飞。全家松了口气，“近亲生怪娃”的传言似乎被一声啼哭赶跑。可仅隔两年，第二胎又来。日子苦，可父母辈咬定“多子多福”，看着大顺在晒谷场上撒丫子乱跑，秀英心里没底，却只能硬着头皮把肚子养大。
1940年夏末，老二陈小狗落地。小狗六岁那年还不会叫“娘”，总是咿呀傻笑，连钉耙都举不稳。秀英抱着孩子去看赤脚医生，医生摇头：“这是先天痴呆，你们要多看护。”一句话像石块，砸碎了她此前所有侥幸。家里人这才服气：近亲也会“出事”。
悲喜参半的生育还没停。1943年，老三只活了三个月；1945年老四大柱生得虎头虎脑；1947年再添老五小桂，却又是个智力迟缓的女孩。到了1951年，老六出生，健康；1954年老七小焕，同样是个“猴娃”。三名“猴娃”举止怪异、身体瘦弱，站在村口，总被孩子们嘲笑成“山魈”。老人背地里叹气：“报应来了。”
要填饱七张嘴，陈德旺跑去邻县烧砖，一去就是半年。农忙时，秀英把小狗和小桂锁在堂屋，把背篓绑在窗棂上，让俩孩子抓着粗麻绳荡来荡去。她怕他们到河沟边闯祸，更怕别人动歪心思。夜深，柴扉掩住月光，秀英只听见小狗嘟囔：“娘，饿。”她递过去冷窝头，自己却叼一口野菜根。
转折点出现在1958年，公社实行伙食团，陈家的穷饭碗暂时稳住。可大跃进紧跟而来的饥荒又将日子打回原形，秀英只能带着大顺上山挖野菜。小狗没力气爬陡坡，她就背着；背不动时干脆抱到山脚老栗子树下：“你在这儿等娘，别乱跑。”小狗嘿嘿笑，用力点头。几十年后，小狗回忆那棵栗子树，仍记得树皮的苦味。
1965年，陈德旺积劳成疾撒手西去。37岁的秀英看着破败的瓦房，没掉一滴泪，只是转身给孩子们煮了一锅南瓜粥。左邻右舍都说：“要换作别人，怕是早扛不住。”秀英却把手一挥：“命苦归苦，娃是我的。”朴素的六个字，成了此后五十年的誓言。
1978年，村里第一笔残障补助发下来，数字不大，却解燃眉之急。秀英领了钱，先去镇上买来两床厚棉被，再灶边添了口大铁锅。老四大柱进了砖瓦厂顶替父亲位置，每月能拿18元；老六在驻地部队当炊事员，年底能寄回粮票。秀英还是不让“猴娃”干重活，只让他们在院子里喂鸡，或者捡柴火。有人劝她：干脆送福利院。她摇头：“娃出门就怕人笑话，哪能强送？”
1982年起，县里派医护人员定期下乡，为贫困残障户免费检查。医生量完小狗的血压，悄悄说：“多注意营养，别让他乱跑。”秀英嘴上答应，脚下一阵虚浮：自家囤里的红薯条早见底了。也是这一年，外地广告商找上门，开口八千，请“猴娃”出镜。“我娃不是货，别打歪主意。”秀英放下竹扫帚，门都没让进。
1995年，陈家旧瓦房被洪水冲歪，镇里替她新修两间青砖屋。那晚，秀英枕着新棉枕，耳边是小狗的问候：“娘，新屋子亮堂。”她摸摸儿子满是老茧的手背，轻声嗯了一下。第二天，村干部把县级“自强母亲”牌匾挂在堂屋，乡亲们挤满院落，看见三名“猴娃”好奇地绕着铜牌转圈，议论声却淡了许多。
时间推到2012年，秀英百岁。寿宴极简：一锅鸡、一盘面条、几斤红糖糍粑。席间有人悄悄问她：“这一辈子图个啥？”她喝了口淡酒，答得干脆，“图娃活着。”声音不高，却敲在每个人心口。宴后，她照旧盘腿炕头，数着小狗药盒里的白片，又问小桂头疼没。夜深灯暗，屋外犬吠，她轻叹一句：“还有我在。”
如今的火庙村早已通水泥路，外面世界日新月异，可陈秀英仍没踏出那片黄土地半步。有人替她惋惜，她反问：“出去做啥？娃在这儿。”三名“猴娃”成了她生命的锚，无论风雨，她都把船稳稳拴牢。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苦难，旁人记住的是一个老妈妈的硬脊梁，而她自己，只在意锅里还有没有一瓢热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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