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二月的遵义，早晨的山雾像水汽一样在脚边打转。毛泽东回头，看见一个身形高挑的年轻军官执着跟随，脚步稳健，他便记住了这个四川南充来的“高个子”——罗瑞卿。从那一次并肩转战开始，信任的种子悄然埋下。
十多年里，两人几乎在每一次重大关头相遇：西征路上，罗瑞卿帮毛主席看守机要；长征途中，他顶着敌人的炮火守住指挥所；延安岁月，他又在抗大练兵。每交一桩事，毛主席心里就多添一分笃定，“罗长子”这个称呼也就叫得更响。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胜负大势已定。罗瑞卿正在武汉集结，准备继续往南。5月14日，一道加急电报打乱了部署。电文寥寥：“部队南下后，你即来北平。”落款是毛泽东。罗瑞卿放下指挥图，转头把工作交给参谋，夜里就踏上北上的火车。
到北平的第三天，他被领进香山的菊香书屋。毛主席笑问：“听说你想去前线继续打仗？”语气轻松，却透着不容推辞的坚决。罗瑞卿挠头，仍想把公安部长的担子往外推。毛主席忽然敛去笑容：“新中国马上建立，枪可以先放下，秩序却一刻不能乱。”一句话，话里带火，罗瑞卿不再吭声，只是一个立正。
就职消息公布于十月，但真正的考验比印章更早到来。十一月初，一个意外的电话把罗瑞卿从办公桌前叫走。毛主席握着一根烟，语速缓慢：“十八年前上海那箱黄金，你还记得吧？它必须有个交代，你去办。”话音未落，又补上一句，“尽管查，天塌下来有我。”
那批黄金原是1931年春天苏区筹集，用来营救被捕同志。二十根金条，层层上锁，运到松江后失踪，线索断在一枚象棋上。战争硝烟掩盖了案件，多年无人提起，如今国家立起来了，旧账得算清。这不仅是物质，更关乎党的声誉。
罗瑞卿领命而出，先翻阅中央特科旧卷，再逐一拜访尚在人世的当事人。头一站，他敲开刘志纯在上海的陋室。对方一眼认出他，叹口气：“我只知道铁盒没到手，其余一片空白。”一句话，再次印证铁盒在松江遗失。
接着，调查组化整为零，深入松江老城区，把仍营业的四家旧旅馆翻了个底朝天。很快，“汉源客栈”老板吉家贵浮出水面。罗瑞卿没急着抓人，而是让公安人员装成生意客人慢慢套话。几天后，这位自诩“财神爷”主动露出破绽——他拿出了两块成色极好的旧金条，想换现大额法币。
逮捕行动干脆利落。审讯室里，吉家贵起初嘴硬。罗瑞卿只淡淡一句：“十八年过去，法律还在。”对方脸色发白，很快交代：当年伙同两名伙计下迷药、撬铁箱、分金条；三人此后各奔东西，不再联系。
顺藤摸瓜，公安人员找到第一名伙计时，他正守着一家五金铺。见到证据，这人没再挣扎，把余下的黄金从地砖下掏了出来。第二名伙计已在日军占领上海时死于空袭，留给调查组的只有一处破败庭院和一封未寄出的家书，金条却无着落，算是不幸之中的惩罚。
案件历时四十七天告破。追回的黄金，经鉴定重量与账目相符，仅缺失两根；那两根换成军火又被挥霍一空，无法追回。罗瑞卿拟了一份长达两万字的报告，层层批注，密密麻麻。12月末，他把档案递到怀仁堂。毛主席看完后，沉默良久，最终在扉页写下一行字：此事到此为止，党纪国法已昭昭。
罗瑞卿转身走出大厅，外面北风正烈。新中国的公安系统才刚搭好骨架，治安、户籍、情报、警卫，每一块都是缺口。黄金案的落锤，只是眼前无数格斗里的第一回合。接下来，土改、镇反、剿匪、禁毒，一桩桩都得动真刀真枪。
值得一提的是，罗瑞卿还顺势整合了中南海的两支警卫团与华北公安总队的警卫大队，成立中央警卫团。人员选拔上，他坚持战场考验与政治可靠并重，亲自面试骨干。有人说他“盯得太紧”，可他的理由明白：“中南海出不得一次纰漏。”
1951年春，公安部在天安门东侧的旧王府里搬进新办公楼。那天夜里，守门战士看见罗瑞卿一个人站在院里，对着空旷的夜色捻灭了香烟。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是想起遵义那条雾气弥漫的山路，也许是在计算下一步该堵住哪个漏洞。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个人姓名终会淡去。可“尽管查，天塌下来有我”这句话，被部里许多年轻干警抄进笔记，贴在桌前。它提醒他们，秩序不是请来的客人，而是有人负重而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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