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初的一场春雨刚停，刘少奇和王光美踏进宁乡县委小院时，院里几名干部先是一愣，以为是哪位返乡的老同志。直到王光美抬手指向身边人，大家才恍然——这位灰布夹克的中年男子正是国家主席。啼笑皆非的一幕，被随行秘书记在工作日志里，也成了王光美后来提起“花明楼”时的开场回忆。
从这一天往后，王光美对丈夫的故乡有了更浓的牵挂。低矮瓦舍、青山环抱，与她自幼熟悉的北平城楼形成鲜明对比。她悄悄记下村口那棵老樟树，下乡随身的工作手册上写着：“花明楼，树大根深，人情亦厚”。
两人还未卸下雨衣，就被安排到一间简陋会议室，连轴听了四场座谈。百姓反映的多是口粮、柴火、学堂缺本子。一位老农说：“主席，这几年庄稼没底气。”刘少奇点头，王光美忙把细节记在纸上。事后有人问她为何如此仔细，她只回一句：“我既是秘书，也是半个花明楼媳妇。”
王光美之所以对“媳妇”二字格外在意，与自身出身大相径庭。1921年，她出生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家十一口，父亲官至农商部司长，母亲是天津女子师范的高材生。优渥环境并未束住她的脚步，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光学实验室里的那些镜头和棱镜，练就了她缜密的思维。一个美国教授曾为她准备留学名额，可她在1946年毅然加入军事调处执行部做翻译，自此将命运锁进了革命洪流。
延安的第一次舞会，是龙飞虎将她介绍给刘少奇。舞曲才落，刘少奇坦言：“我年岁大，胃病缠身，还有五个孩子。”如此“求爱方式”让周围战士暗暗咋舌，王光美却觉得踏实。她问：“我对你过去所知极少，该如何相处？”刘少奇答：“看我以后如何行事。”一句话，胜过千言。
1948年8月21日，两人在西柏坡简简单单地吃了块蛋糕便算完婚。婚后十九年，她既是爱人，也是刘少奇最信赖的秘书。直到1961年那趟返乡调查，刘少奇才第一次带妻子跨进老屋。四十五年未归的堂屋，屋梁依旧斑驳。看着丈夫站在母亲遗像前默立良久，王光美第一次感觉到，这位沉稳的国家领导人也有柔软角落。
次日清晨，两人摸黑登上山洼为母亲扫墓。坟堆简陋，杂草没膝。当地干部劝重修，刘少奇挥手道：“不必，留土为证，将来种树遮荫即可。”王光美点头赞同，“少修砖瓦，多造良田”正合两人心意。
调查结束后，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策调整。王光美则常常想起花明楼老乡的口音，“主席来过，路要修平些”的朴素愿望她一直记在心里。1969年，刘少奇含冤离世，她身陷囹圄，昔日山水隔成天涯。获释后第一次复工，她请假去了趟湖南，时间是1983年11月27日。
车刚停下，炭子冲男女老少一拥而上。有人握住她的手喊：“光美同志！”有人递上一捧自家腌菜。她环顾四周，老樟树更粗了，瓦房换成青砖灰瓦，孩子们穿着色彩鲜亮的外套。王光美失声道：“二十二年没来，这里真像开了花。”说罢，泪水夹着笑意滑下。
1988年11月24日，本是刘少奇九十寿辰纪念日，亦是刘少奇纪念馆正式开馆的日子。邓小平批示“同意”并亲书馆名。当天上午，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抵达花明楼。“先到故居拜寿”是当地习俗，他握着王光美的手，说了句：“老地方新气象。”王光美指着酒房向他解释刘少奇童年挑酒的往事，杨尚昆笑道：“他送酒不收钱，倒像提前办合作社。”两人会心一笑，气氛温暖而肃穆。
馆内陈列有刘少奇在西柏坡穿过的呢大衣，也有王光美特意捐出的结婚蛋糕刀。她说：“让它们回到湖南，是落叶归根。”自1985年动工到剪彩，她六下花明楼，跟工匠一起比对木榫尺寸，生怕哪块牌匾样式失了旧貌。
1995年，她被确诊癌症，仍在“幸福工程”里忙碌。十余年，十五万余户贫困母亲得到资助。医生劝她静养，她摆手：“日子要紧，他们等不起。”
2006年10月初，病情急转。医院里，她靠呼吸机维持。儿女们握着她的手，轻声询问遗愿。王光美喉间沙哑，缓缓吐出三个字：“花明楼。”声音极轻，却像击鼓。儿女们瞬间泪如雨下，他们明白，那片山水承载着父母的牵挂，也承载着王光美晚年所有的心血与希冀。
同年10月13日凌晨，王光美的生命走到终点。消息传到湖南，花明楼的老乡们自发在樟树下燃起松枝，悼念那位总记得他们冷暖的“北京儿媳”。烟雾升起，像当年春雨后蒸腾的雾气，静静环绕在青山之间，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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