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3日,北京西郊军事礼堂灯火通明,第一批解放军将校军衔授予典礼正式开始。军乐声中,年轻军官们在红地毯上缓步前行,一张张刚毅的面孔里,既有踏遍雪山草地的老战士,也有二十来岁的“战斗尖刀”。轮到迟浩田时,他把表格交上去,军衔一栏只写了三个字——“大 尉”。在场的组训干部抬头看了他一眼,轻声问:“就报大尉?”迟浩田点点头:“离前线才几年,还要继续历练。”这份谦逊后来却被上级“退回”,他最终领到的军衔并非自己填的那个。
远眺这位26岁的北方汉子,很难想象六年前他在上海城下只带两个兵就把敌三营吓得缴械。1949年5月,渡江战役硝烟未散,华东野战军三营在宝山一线受阻。夜幕降临,炮声稀疏,迟浩田主动请缨从侧翼摸进城楼。探路情报零零散散,仅知暗门位置。深夜,他和张瑞林、王其鹏三人贴墙而行,穿过一片废墟,猫进暗门。刚踏上石阶就撞见守卫,迟浩田抢先高喊:“解放军来了!不许动!”对方一愣神,手里的卡宾枪竟没抬起来。两名战士随即跟进,枪口扫过屋檐。敌军误以为大部队已渗透,连忙关掉探照灯。不到一炷香工夫,三营一千余人乖乖摘下子弹袋,把钢盔堆在墙角。外线指挥的萧锡谦抓住时机冲城,天亮前上海内城即告解放。消息传出,“三人俘三营”的故事在部队里讲了一遍又一遍,年仅二十岁的迟浩田,被记特等功一次,授予“华东人民英雄”称号。
和平没等来多久。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第27军转战朝鲜东线,担负迂回合围仁川登陆之敌的重任。长津湖高原上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北风像刀子。冻土难掘掩体,棉衣硬得能立在雪地里。就在这漫天风雪中,志愿军第79师阵地遭美军炮火突然覆盖,伤亡激增,连部与营部失去联系。身为排政治指导员的迟浩田率十余人抢出火线,临机决断:把棉衣里层撕开,翻出白絮充作雪地伪装。几个小时后,他们迂回到敌侧翼,将一支美军迫击炮连打得措手不及,端走两门60迫击炮。此役,迟浩田再立战功,被授予一等功,凯旋回国时,他胸前的奖章在朝阳下格外显眼。
战争之外,他也经历过另一场“硬仗”。1945年春天,16岁的他在山东获准参军,却遭到父母坚决反对。老人希望独子继承耕读老路,还给他订下了一门亲事。少年迟浩田把行李卷往炕上一放,郑重说道:“国都在打仗,哪有心思成家?”家人终被说服,他随部队南下。也正是这股“多打几个鬼子”的念头,让他在枪林弹雨中愈加倔强。
解放后,新中国百废待兴。1952年,迟浩田被吸收入党,在抗美援朝凯旋大会上,他接过金灿灿的一等功奖章。1953年底,中央军委着手筹备全军第一次授衔。评功委会在北京接连开会,查档案、比勋表,最后给迟浩田定的档次是“上尉”。政工部门通知他自报军衔时,他却一再把“上尉”划掉,写成“大尉”(那时上尉、少尉之外并无“大尉”编制,一般用作口头俗称)。理由很简单:许多战友牺牲在雪原,他活着回来,已是引以为幸,怎能再要高衔?
审定组没有采纳这份“自降一级”的申请。档案袋的红头批示只有八个字:“功有实绩,荣宜从优。”最后公布的名单里,迟浩田被授予上尉军衔。这一结果,对外人而言不过是“年轻有为”,对他来说却像是一次严肃提醒——肩章越亮,担子越重。
授衔仅过数周,他就被抽调进总政治部干部部训练班深造。翌年春天,调任志愿军235团政治处主任。板门店停战协议签署,战场归于寂静,可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正要踏上新的征程。1958年,他奉命进入《解放军报》(后并入《人民日报》)参与创刊筹备,焊枪换成笔杆,操演变成写作。有人劝他留在机关,离火线远些,“将来好好过日子。”他摆摆手:“打仗也好,写文章也好,总得对得起穿的这身军装。”
转眼进入六十年代,边防局势再度吃紧。迟浩田回归部队,先后升任团政委、师政委。1964年,32岁的他被晋升少校,跻身中层指挥序列。十几年刀尖上蹚出来的经验,使他在日后各大军区演训中屡屡脱颖而出。1988年,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五年后,晋升上将,并走上更高的岗位。
有意思的是,提到1955年的那场授衔往事,他仍偶尔轻描淡写:“那年要不是组织坚持,我真当了队里的小上尉。”当年的自报“大尉”已成茶余笑谈,却也折射出老兵的初心——不争虚名,但求无愧。
如今,翻看档案可知,1955年首次授衔时,迟浩田最终佩戴的是两颗银星、代表上尉的军衔。与原本自报的“大尉”并无二致,却比他口中的“再低一点”还是要高半级。六十余载过去,倘若以官阶论英雄,他已将“将星”一颗颗揽入肩章;然而更让人记忆犹新的,依旧是黄浦江畔那声“解放军,不许动!”的断喝,以及长津湖边翻出棉絮的灵机一动。
战火年代远去,但当年的少年早已进入鲐背之年。据公开资料,2022年,迟浩田已年过九旬,身体硬朗,偶尔还会为年轻军官讲课。他常叮嘱学员:“枪膛里有子弹,心里才有底气;脑子里有谋划,国家才有未来。”一句话,道尽老兵半生的求索与坚守。
至此,答案已经很清楚——在1955年那场万众瞩目的授衔仪式上,迟浩田虽然自报“大尉”,却被中央军委批准授予了上尉军衔。这枚银星肩章,于当年只有二十六岁的他而言,也许并不耀眼;可它记录的,是从上海夜战、到长津鏖兵的铿锵脚步,更是对一名战士“低调服从、高标担当”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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