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深秋的北大图书馆里，灯光昏黄。一个来自湖南的青年正伏案整理借阅卡片，另一位山东小伙则挤在旁听席临摹《花卉集稿》，举手间，两人点头寒暄。谁也没有料到，三十多年后，这段微不足道的同窗缘，会在一封醉酒信中被重新提起。
时针拨到1938年。北平已改名北平，日寇铁蹄紧逼。李苦禅在天津举办个人画展，四天卖画所得两千余元银圆，还没来得及数清，他就把皮包交到了地下交通员手里。有人问他：“够吗？”李苦禅淡淡一句，“差一点儿再来找我。”这一笔钱，最终让一队青年安全抵达延安。紧贴时局、赤手空拳的画家，开始在敌后情报、救助、掩护的重重暗线上来回穿梭，他的《鹰石图》笔力劲健，现实里，他本人更像一只不肯低头的鹰。
胜利的钟声在1945年敲响。三年后，解放军入城，北平和平解放，城楼红旗猎猎。李苦禅被礼聘回到国立北平艺专，教写意花鸟。可行政架构几经调整，课程被缩到极限，学分制追捧西画，写意班清冷得很。供给减少，他只得在家中刻橡皮章、抄佛经换米面。左右邻居看得心疼，却帮不上什么忙。
1950年盛夏，北京城闷热异常。一个夜晚，老友带来几壶绍兴黄酒，几碗下酒花生，推杯换盏间，压在李苦禅胸口几年的苦闷全都翻涌上来。酒过三巡，他抓起毛笔，纸张哗啦铺满桌：“毛泽东主席，旧同学李英苦禅敬启——蒋介石不管我，所以来找您管！”一气呵成，落款写上自己的住所，末尾还贴了一张并不对等的邮票。醉意消散，笔墨已干，无奈之下，他将信投入街角邮筒。关上铁门那一刻，画家突然意识到，这可是写给共和国领袖的信，自己是不是唐突了？
信发出的第十三天，田家英敲开了李家的木门。屋里只点着一盏煤油灯，画案边堆满半干的宣纸。田家英开门见山：“主席让我来看看您，到底遇到什么难处。”李苦禅愣了片刻，连忙起身，连声自责：“酒后狂言，岂敢劳动主席牵挂！”这段对话只有寥寥数语，却让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眶。
实际上，毛主席早已在8月26日给徐悲鸿写信，询问李苦禅授课与待遇事宜，并叮嘱“可否适当安排，使其潜心艺术创作”。徐悲鸿立即回函说明情况，建议成立民族艺术研究所，将李苦禅列为研究员，同时恢复授课津贴。手续在短短一周内办结，效率之高，颇出众人意料。
有意思的是，李苦禅并未就此止步。他将毛主席的关心视作再度发力的起点，接连完成《寒鹰破雾》《松石双鹤》等大尺幅作品，展览现场人潮涌动，连外宾都常驻足询价。写意花鸟在学院里重新占据课堂，越来越多青年学生改拿大笔蘸浓墨，而非专攻石膏像。老一辈画家暗自感慨：这封“醉信”竟成了民族写意重新抬头的拐点。
值得一提的是，李苦禅从未向外界炫耀与毛主席的这层关系。他在课堂上只说过一句：“润之跟我一样，是北大旧人。”再无多言。直到1960年代，中学生读到《毛泽东年谱》，里头出现了一条短短的执笔批示，大家才把两条线索对上。那段尘封往事逐渐被学界整理、考据，细节与原件如今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回看此事，李苦禅的求助信固然源于生活困顿，但更深层的动因，是一位文化人对新政权的信赖。若对时局缺乏信任，醉酒也难开口；若远离人民，领袖也不会在日理万机之时，重视一名教授的生活冷暖。艺术与政治，曾被看作平行线，却在1950年的那一个夏夜有了交集；一位画家的笔墨困境和一国领袖的家国担当，最终汇流成一段佳话。
遗憾的是，李苦禅终生都不愿再提当天的醉态。他后来对学生只留下一句提醒：“能不喝就不喝，若真喝了，就别提笔写信。”学生们闻言哄笑，其实心里都懂：当年的那封信，何尝不是一场妙不可言的误打误撞。
李苦禅于1983年病逝，享年八十四岁。整理遗物的人在抽屉最深处发现一只旧信封，牛皮纸泛黄，右上角的邮票早已脱胶，却还能辨认出收信人栏端端正正写着——“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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