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深冬的一天，咸阳浐河岸边风很硬。凌晨五点半，西北国棉一厂车间的汽笛准时响起，吴桂贤套着蓝色工作服，踩着结霜的地面朝值机台小跑。那时她已经是赵梦桃小组的骨干，在挡车工序里连续三年保持零疵点记录。没人料到，六年后她会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听到周恩来的一句意味深长的叮嘱。
时间往回拨到1937年。吴桂贤出生在韩城市一个九口之家，父亲记账领月薪，母亲靠浆洗度日。炮火让日子的缝隙更窄，她常说，“小时候渴望的不是玩具，是下一顿饭。”1951年，西北国棉一厂在咸阳招女工，年仅十三岁的她谎报十六岁，塞石头、垫脚尖，才扛过体检关口。进厂后的第一堂课是政治教育，“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这句话让小姑娘红了眼圈，也让她咬牙留下。
夜班车间噪声震耳，棉絮乱飞，她却在隙缝里自学文化。有人打趣：“桂贤，灯火管够？”她抬头笑：“不管够也得学习，白天机器吵。”从1958年到1963年，她先后摘下省劳模、全国先进代表等荣誉，却始终按时打卡，生怕丢了“工人”两个字。
1963年春，赵梦桃病逝。追悼会上，吴桂贤把挽联写成“把心留在机台”，随后接过小组旗帜。那年她第一次被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也第一次被北京的部长们“记住名字”。1968年陕西省革委会组建，劳模代表自然少不了她。对外，她是年轻委员；对自己，她仍是“挡车工吴桂贤”。
1974年8月17日夜，北京中南海灯火通明。江青提出“女同志进入高层”的议题，毛泽东点头。周恩来随即拨通西安，要求“今晚把吴桂贤档案送来”。凌晨两点，专机落在西郊机场，文件袋贴着“机密”字样。清晨，周恩来翻完所有材料，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底子干净，心里有数。”
18日上午，第四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预备厅休会。周恩来见到吴桂贤，招手让她坐近。“桂贤同志，中央研究决定，你留下来当副总理。”一句话轻声却沉甸甸。她慌了神：“我只是纺织工人，怎么能干这么大的活？”周恩来把茶杯放下：“总理也不是天生的，相信组织，也相信你。”
1975年1月，年仅三十七岁的吴桂贤与陈永贵同时当选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共和国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理，也是首位女副总理。秘书、警卫员的配置她推了又推，直至一次文件延误才同意配一名秘书。钓鱼台的宿舍宽敞安静，她常拎着保温壶在走廊踱步，“没有机杼声，睡不踏实。”
分管纺织部，她如鱼得水；分管卫生部，她自认生疏，晚上翻资料到凌晨。外宾提到“华佗”，她在本子上迅速写下拼音，第二天又跑去北医翻医史。有人讥讽她“闹笑话”，她耸耸肩：“文化不够就补课，丢人不可怕，耽误工作才可怕。”
1977年9月，吴桂贤三次向中央递交报告，恳请回基层。组织原拟让她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她还是选择回到老厂。回厂第一天，她套回蓝色工装，车间的机器声像欢迎曲。工友打趣：“副总理回家啦！”她拍对方肩膀：“哪儿来的副总理？挡车工换班了。”
1988年4月，深圳特区的海风带来新机会。外贸集团副总经理李瑞荣踏入西北国棉一厂，请求技术援助。吴桂贤陪同参观，一口答应去南方“再搏一次”。丈夫笑着鼓励：“南边的天，也是工人阶级的天。”她带着一百多名技术骨干来到蛇口，帮印染厂抓质控、立流程，产品合格率在一年内飙到九十八个百分点。
退休后，她往返陕深之间，为纺织同行牵线配棉、引设备，还投身扶贫助学。有人问她为何如此卖力，她拢了拢花白头发：“工人就是螺丝钉，拧在哪里就转到哪里。”
回望吴桂贤的路径，十三岁摸索进厂，三十七岁跻身国务院，五十岁南下再创业。无论处在哪个坐标，她始终记得那句工宣队口号——“双手织未来”。而1974年人民大会堂里的那声“留下来”，一如车间汽笛，至今仍在岁月深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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