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27日凌晨，四川成都的春雨刚停，中央工作会议还未正式收尾。毛主席披着灰呢大衣在小径上散步，身后秘书悄声提醒：“山西的陶鲁笳同志到了。”毛主席点了点头，转身进屋，一场持续半个多小时的谈话就此展开。
陶鲁笳那年三十六岁，初次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全国性会议，心里多少有些忐忑。刚坐下，他就抢先汇报山西的旱情：“十年九旱，群众盼水胜过盼年。”毛主席听得仔细，只问了一句：“既然盼水，你们打算怎样把黄河的水引上来？”陶鲁笳毫不犹豫：“打穿吕梁山，把清水河县一带的黄河水提到汾河、桑干河。”说完，他等着中央批示，却没想到迎来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问题——“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起这个名？”
“回、回主席，我没考过。”陶鲁笳一时语塞。毛主席笑了：“汉武帝元鼎六年，楼船沿汾河溯流，捷报自南越传来，武帝大悦，故曰‘闻喜’。当时楼船能行，说明水量充沛；如今汾河见底，值得深思。”短短几句话，把古今水情一对照，陶鲁笳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历史不缺水，问题出在治理。
时间往前推十八年。1940年，二十三岁的陶鲁笳从太行山腹地调到昔阳县，任中心县委书记。抗日烽火里，缺粮、缺水、缺一切，部队要打仗，百姓要种地，他第一次领会到“兼顾四面八方”意味着什么。1949年6月，他随太行二地委机关进驻太原，香山临行前夜见到毛主席，主席对新干部只说了一句：“看住四面八方。”这四个字成了他日后行事的分寸线。
1953年6月，他接过山西省委书记的红印章，最先盯的不是工业，而是水利。山西地形封闭、蒸发强烈，底子太薄，不修水利，任何农业规划都只是纸上谈兵。1955年7月2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再次叮嘱：“苏联搞集体化时产量滑坡，教训就在牲畜和水利，山西要特别当心。”这番提醒，让陶鲁笳在晋南、晋北跑了三个多月，勘查十余条河谷。那年冬天，省委正式立项“引黄济汾”。
修渠并不只关乎山西自身。1959年，河南林县干部杨贵来到太原陈述红旗渠设想，入山要过晋西南，缺炸药、缺工具、缺技术员。陶鲁笳挥笔批红条：“物料优先，专家优先。”红旗渠最终横亘太行，杨贵感慨：“陶书记人在山西，心在林县。”这件事后来被中央点名表扬，正是“四面八方”的一次生动实践。
缺水问题有了思路，另一个棘手难题是干部脱产。一些乡村支书抓行政多、下地少，群众有意见却不敢明说。1963年秋，作家赵树理带着兴奋的神情闯进省委值班室：“陶书记，昔阳大寨有个陈永贵，不提哲学却满口辩证法，必须见见。”陶鲁笳半信半疑，下乡蹲点三周后，看到七里坪的大雨塌方，大寨人自救自修，未向国家要一粒粮，心里明白——这是农村教育运动需要的样板。
1964年3月中旬，毛主席专列停在邯郸，陶鲁笳带着大寨的厚厚调研报告上车。“陈永贵提的‘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我看可行。”主席端起搪瓷缸：“打仗不摸枪，怎么指挥？农村工作一样。”此后，“农业学大寨”从晋中走向全国，大寨支部的做法被当作干部一线作战的范例。
引水、修渠、学大寨，这三件事贯穿陶鲁笳执政山西的十二年。1970年，他调离太原时，引黄济汾主体工程已完成一半，红旗渠全线通水，大寨年产粮过一千万斤。工地上立着一块石碑，落款“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旁边却刻着更小的字——“兼顾四面八方”。没人明文规定要刻这五个字，但负责刻碑的老石匠说：“陶书记常念叨，我们就留给后人看看。”
1993年12月，毛主席百年诞辰纪念会上，七十六岁的陶鲁笳握着话筒，第一句仍是“闻喜二字，主席当年一问便点醒我”，会场静极了。对于外界把他同“大寨”“引黄济汾”“红旗渠”联系在一起，他只解释：“功劳都是群众的，我不过记住了一句话——历史能行船，现在就能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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