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实验室，他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做普通办事员，工位靠窗，桌面干净得几乎找不到一张多余的纸。有人打趣：“李高工这么清闲啊？”他笑笑没多解释，抬手就把新分配的样本拆开，低头在显微镜前忙了整整一个上午。难得的是，午饭排队时依旧能和年轻技师聊起最新的检测标准，好像早已熟门熟路。

两个月后，试验间出现一次罕见的传感器故障，几个技术骨干围着设备束手无策。李实只是俯身看了看，拧下螺丝，重新校对电子元件，半小时让仪器恢复正常。那天晚上，值班员在登记簿里补了一行字：“李工解决故障，节约停机时间7.5小时。”消息在所里不胫而走，却没人想到这位“新手”当年在东北早就玩过比这复杂得多的雷达系统。

时间往回拨。1975年2月，海城。辽宁省地震办公室灯火通明，电话铃此起彼伏。时任省里某领导小组负责人的毛远新听完专家汇报后，用铅笔在地图上勾了一个圈，随后一句话掷地有声：“今晚，所有人别睡屋里。”广播随即拉闸送电，万吨机器被拖到广场。凌晨7点36分，大地摇晃，7.3级强震撕裂了辽南平原。事后有人感慨：若不是那条指令，后果不堪设想。

掌声与鲜花没有持续太久。1978年以后，他被调到基层锻炼，一套蓝布军装穿了好多年，名字也换成“李实”。在广西高炮连，他和普通战士一样扛炮弹、站夜岗，最苦的夏夜气温逼近四十度，他却乐得自嘲：“流汗能减肥。”部队里后来只剩一张泛黄合影证明这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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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秋，部队转业的档案送到江西省公安厅。机关的节奏与军旅迥异，但他依旧早来晚走，在监控指挥室手把手教年轻民警分析无线电干扰源。只是妻子在上海，老夫妻两地分居数年，终究还是打算团聚。四年后，调令批下，他背着一只军绿色行李包踏进了上海的闹市。

在检测研究所工作的第二年，主管技术的副所长看上了他的干练与稳当，提议升他做总工办主任。会议间隙，所长悄悄征询当事人意见。李实摆摆手，小声说了七个字：“就说我身体不好。”十几秒的对话，信息量很小，却让所长读懂了他的心思——再大的舞台也挡不住一个人想低调生活的愿望。

李实没有当上主任，却掌管了几项关键测试项目，包括当年国内刚起步的排放性能比对。他写的技术报告总是简短、直接，一串数据就能说明问题。有一次试验失败，他把全组召集到走廊，“问题不找人，先找方案。”那句半玩笑半严肃的话，后来成了部门口号。

同事们渐渐发现，这位看似寡言的前辈兴趣广泛。午休时间翻英语科技杂志，傍晚还能和年轻人讨论篮球比分。有新人问他为何对军工电子一清二楚，他轻描淡写：“书上都有。”其实，早在1960年，他就凭高考分数考进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却在翌年转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陈赓院长打过照面。

更早之前，1946年7月，延安王家坪。一位五岁男孩被抱进窑洞，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身材高大的伯父毛泽东。“大伯！”稚嫩的呼喊穿过岁月，仍能让后人想象那种亲近。也正是那晚，他的命运被悄悄系在共和国的车轮上。

1950年代，在北京101中学，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却不肯因关系网走捷径。毛泽东听说他获得保送名额，只回了一句：“有本事自己去考。”于是，他扔掉保送通知书，毅然走进考场。清华录取榜贴出那天，校园里炸开了锅，而他只是把录取通知放进行军背包，转身去操场打完一场篮球。

岁月推移，棱角被磨平，李实愈发喜欢站在幕后。1997年夏天，上海某家都市报刊出一篇小豆腐块新闻——“毛远新在沪任职”。研究所茶水间炸锅了，年轻工程师们瞪大眼睛看着那张照片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但横幅上写的生日蛋糕祝词依旧只是“李工，生日快乐”，没有人改口。

2001年2月，逢六十整生日，李实正式退休，理由简短：“工作交班完毕，文件归档完毕，身体尚可，回家陪夫人。”离别茶话会持续不到一小时，他没作长篇讲话，只说了两句：“少年负气，老来识淡。诸位，加油。”说罢提起那只用了多年的公文包，悄悄离开。大门口的无叶梧桐在春风里沙沙作响，与八年前的早晨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