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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月6日，贵州金沙县城东头的档案室刚开门，冷风裹着尘土灌进窗缝。几位手握放大镜的县里老同志围着一摞泛黄的纸张，他们要给一桩“半个世纪没有答案”的事下结论。那天上午抄录完最后一份口供时，众人几乎同时抬头：钱壮飞，确系死于一名当地地痞聂丛云之手。
时间拨回1935年3月28日，中央红军正策应二渡乌江。钱壮飞随军委二局行动，他四十岁，戴一副深度近视镜，骑着头白色骡子，肩头还挂着译电本和密码本。部队急行军，他却因为痢疾频频下马，渐渐掉队。乌江两岸山高林密，河风呜咽，谁也没注意那匹落单的白骡子拐进了支岔。
3月29日晚，红五军团在江北集结清点人数，缺口只有一个名字。参谋处立即回电军委，周恩来得知后沉默片刻，命人顺江逆行搜索。密令送出时，前沿已传来消息：敌机在乌江西岸低空侦查，白天行踪受限，搜索队只能分段摸排。
4月1日11时，息烽九庄镇上空响起马达声。防空警报没有，但士兵本能伏地。多数回忆录提到这次轰炸，却没人能证明钱壮飞当时在场。也正因为此，日后“息烽说”“空袭说”层出不穷，各执一词。口述史学者常说，记忆会被炮火的烟尘吹散，越久越模糊，这话不算夸张。
与空袭版本平行的，是金沙县沙土区群众的另一套叙述。1985年，当地党史人员走访70多位老人，尤其重视76岁的彭桂荣。老人记得很清楚：1935年4月初，她家门口来了位穿灰色军服的近视客人，扶着白骡子，脸色蜡黄。“姑娘，能给口热粥吗？”她盛了碗稀饭，那人吃完又急匆匆往茅房跑。显然肠胃仍不安生。
下午他离开彭家，在堰田村路口遇到聂丛云。聂乃本地泼皮，平日专敲过路客的竹杠。见对方枪套鼓起、挎包沉甸甸，心想发财机会来了。他假意示好：“哥儿，前面山路熟得很，我带你抄近道。”钱壮飞顾及病痛，没多思索便跟了上去。
走到梯子岩那道三十米绝壁时，聂丛云突然出手。稍作挣扎后，钱壮飞被推下山崖，先挂在一棵歪树上。聂丛云抓起石块连砸，两声闷响后树枝断裂，尸体滚落谷底。山顶小庙里住着的一位香客目睹了全程，却只敢夜深时才悄悄下山，把遗体掩埋在乱石间。
“老聂，这包东西从哪来？”手下惊讶。
“路上捡的，别多嘴！”聂丛云低声呵斥，却难掩得意。
他拿着手枪和皮包献给黔西县长坝乡乡长何宗培，换了几石白米。据审讯档案显示，包裹里的电报本被何姓乡长送往贵阳，上峰虽重赏，却从未公开其内容。密码本由此失踪，至今下落未明。
消息返延安用了整整一年。周恩来听完调查简报，捻着烟头，低声叹息：“他是为革命担了最大的险，却倒在一个无名小混混手里。”此后，中央将“失踪”改为“壮烈牺牲”，但未能确认地点与凶手，档案仅写：1935年春，殉难黔北。
1977年，乌江渡水电站截流蓄水，原先胡幸烈士墓地尽数淹没。迁葬时，工人自张家垭口旧冢中，起出一具着灰布军装的遗骨，胸骨碎裂、颈椎断裂，腰间残留破碎皮带扣，经比对和文献印章，认定极可能是钱壮飞遗骸。遗恨在于，现场已找不到那把曾随他闯荡上海滩的勃朗宁手枪。
1986年，金沙县调查组依据彭桂荣口供、香客旧述、何宗培供词及当年医馆伤情记录，向省委呈报最终材料。结论写得斩钉截铁：钱壮飞，1935年4月1日左右，殉难于金沙县堰田村梯子岩，凶手为地痞聂丛云。是年3月，聂已因破伤风毙命。
这一结论虽然填补了史册空白，却也引来新疑惑。为何军委二局副局长的掉队竟无人护送？为何密码本丢失后未酿成更大危机？档案里没有确切答案，只余零碎电报与口述。学界普遍认为，红军高速机动作战导致编制混乱，后勤与保卫力量顾此失彼，这才给了歹人可乘之机。
紧接着的问题是：若当年就已疑心聂丛云，为何没能追讨遗物？当事人多已故去，线索零落。金沙县志仅记载，聂家在抗战后家道中落，子女外迁，手枪去向成谜。一位老民警的记录提到，1952年土改时曾搜出一把锈迹斑斑的勃朗宁，枪号与中央档案记载相似，但最终未能核实。
正史不会因为细节缺失就停笔。1987年，《革命烈士名录》再版时，将钱壮飞牺牲地点定为“金沙县梯子岩”；1991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补录其职务为“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未就任牺牲”。悬案暂时合拢，却仍留着线缝，提醒后人：口供、地形、时间、物证，缺一都可能让真相走岔。
钱壮飞牺牲时年仅四十，正是精力最盛。二十年代潜伏南京密码室，三十年代保护中央机关，这些事迹已写进中学历史读本。乌江边那条崎岖小道却鲜有人提，哪怕它决定了一个传奇的终点。若没有那场痢疾，没有那声闷响，再往后，他或许会与李克农并肩，见证抗战全程，也可能在1955年的授衔典礼上再添一颗将星。历史没有假设，留下的只有空白与叹息。
金沙县烈士陵园新碑已立三十余年，每到清明，总有人把一副破旧眼镜摆在碑前。当地老人默默点烟，说句难懂的方言，大意是：好人，路远，放心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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